契訶夫短篇小說思想

『壹』 契訶夫 《小公務員之死》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求助！！急！！

您好，中公教育為您服務。
《小公務員之死》是契訶夫的作品, 小說通過對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極端恐怖所造成的人們的精神異化、性格扭曲及心理變態,表現了作家對黑暗社會的抗議及對思想庸俗、生活猥瑣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表明了作家對罪惡制度的無淚控訴,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希望可以幫到您！
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

『貳』 契訶夫短篇小說的特點

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巨匠之一的契訶夫：其短篇小說廣泛地反映了俄國社會生活，富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其短篇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因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叄』 評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

mm92712朋友，你好。以下是俄國作家契訶夫作品及其特點的相關資料: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肆』 契訶夫短篇小說藝術的獨特性表現在哪些方面

19世紀末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情趣雋永、文筆犀利的幽默諷刺大師，短篇小說的巨匠，著名劇作家。他以卓越的諷刺幽默才華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增添了兩個不朽的藝術形象。他的名言「簡潔是天才的姊妹」也成為後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銘。
他的小說短小精悍，簡練樸素，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調幽默，語言明快，富於音樂節奏感，寓意深刻。他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現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通過幽默可笑的情節進行藝術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來反映當時的俄國社會。其代表作《變色龍》、《套中人》堪稱俄國文學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藝術珍品，前者成為見風使舵、善於變相、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後者成為因循守舊、畏首畏尾、害怕變革者的符號象徵。

以下則是契訶夫生平的相關資料：
契訶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國小說家、戲劇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祖父是贖身農奴。父親曾開設雜貨鋪，1876年破產，全家遷居莫斯科。但契訶夫隻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1879年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在19世紀80年代的俄國，反動的書刊檢查制度空前嚴格，庸俗無聊的幽默刊物風靡一時。契訶夫開始創作時常以安東沙·契洪特等筆名向這類雜志（如《蜻蜓》、《斷片》）投稿。短篇小說《一封給有學問的友鄰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長篇、中篇等小說中最常見的是什麼？》(1880)是他初期發表的作品。80年代中葉前，他寫下大量詼諧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說，很多是無甚價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繼承俄羅斯文學的民主主義優良傳統，針砭當時社會的丑惡現象，如寫卑欺強節的小官吏（《在釘子上》、《一個官員的死》、《勝利者的勝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紳和老爺（《英國女子》1883），見風使舵的奴才骨（《變色龍》，1884），專制制度的衛道士（《普里希別葉夫中士》，1885）。但他迫於生計和缺乏經驗，在當時主要只求速成和多產。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羅維奇寫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華，他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對待創作。寫於1886年的《萬卡》、《苦惱》和1888年的《渴睡》，表現了作家對窮苦勞動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問世的著名中篇小說《草原》描繪和歌頌了祖國的大自然，思考農民的命運，表達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偽善、愛慕虛榮和庸俗等習氣。這些作品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方面都有明顯進展。但受小資產階級環境影響的契訶夫在這時不問政治，只「想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要有「最最絕對的自由」。他從1886年起為反動文人蘇沃林發行的《新時報》撰稿，雖經批評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勸告，仍同它保持關系。1888年10月，契訶夫獲「普希金獎金」半數。這時他已是5部短篇小說集的作者（《梅爾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顏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話》，1887；《短篇小說集》，1888）。聲譽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認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創作的意義。他說：「自覺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確的世界觀，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種負擔，一種可怕的事情。」這種思想形象地表現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1889)里。

從這個時期起，契訶夫開始創作戲劇。獨幕劇《結婚》(1890)和《論煙草的危害》(1886)、《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紀念日》(1891～1892)等輕松喜劇在思想內容和喜劇性上接近於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劇本《伊凡諾夫》(1887～1889)批判缺乏堅定信念、經不起生活考驗的80年代的「多餘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體弱的契訶夫不辭長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庫頁島游歷，對那裡的所有居民、「將近一萬個囚徒和移民」逐一進行調查。庫頁島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覺悟和創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說：「……如果我是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我至少需要一點點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點點也好。」他開始覺察到，為《新時報》撰稿所帶給他的只是「禍害」，終於在1893年同這家刊物斷絕關系。他對俄國的專制制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寫出了《庫頁島》(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則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這部中篇小說控訴監獄一般的沙皇俄國的陰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惡」的托爾斯泰主義。列寧讀它後受到強烈的感染，說自己「覺得可怕極了」，以致「在房間里待不住」，「覺得自己好象也被關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間，契訶夫曾去米蘭、威尼斯、維也納和巴黎等地療養和游覽。從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購置的莫斯科省謝爾普霍夫縣的梅里霍沃庄園。1898年，身患嚴重肺結核病的契訶夫遷居雅爾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奧爾迦·克尼碧爾結婚。在雅爾塔他常與列·托爾斯泰、高爾基、布寧、庫普林和列維坦等人會見。

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期是契訶夫創作的全盛時期。當時俄國的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階段。在革命階級的激昂情緒激盪下學生以及其他居民階層中間的民主精神漸趨活躍。契訶夫也漸漸克服了不問政治的傾向，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892年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和沃羅涅什省賑濟飢荒；1892至1893年間在謝爾普霍夫縣參加撲滅霍亂的工作；1897年參與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辯護的正義行動，並因此疏遠同蘇沃林的關系；1902年為了抗議沙皇當局取消高爾基的科學院名譽院士資格的決定，他和柯羅連科一起放棄在1900年獲得的科學院名譽院士稱號；1903年他資助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學生。他的民主主義立場日益堅定，對社會生活的底奧的觀察更為深刻，對醞釀中的革命的預感也日益明朗，從漆黑的現實中漸漸看到隱約的「火光」。他的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強調藝術作品應該有明確的思想（劇本《海鷗》，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裡接觸到重大的社會問題。例如《農民》(1897)以清醒的現實主義反映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貧乏：赤貧、愚昧、落後和野蠻；《在峽谷里》(1900)並描繪了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瘋狂地掠奪財富和殘忍本性。這些小說對美化農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駁。揭露資本主義的主題也見於《女人的王國》(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診》(1898)則表明資本主義「魔鬼」不僅壓榨工人，而且也折磨著工廠主後裔的良心，他們意識到生活沒有意義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鬱不安。劇本《萬尼亞舅舅》(1897)描寫沒有真正理想和嚴肅目標的知識分子的可悲命運，他們的正直無私的勞動終成無謂的犧牲。《帶狗的女人》(1899)以愛情為題材，暴露庸俗和虛偽，喚起讀者「對渾渾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厭惡」。《帶閣樓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會斗爭的「小事」論，批判自由主義者的漸進論思想，認為需要一種「更強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爭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動的狹隘圈子，去影響廣大群眾。他的創作中逐漸響起了「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動力量對社會的壓制及他們的保守和虛弱，並鞭撻當時存在的套中人習氣。在《醋栗》(1898)和《姚內奇》(1898)里他刻畫自私自利、蜷伏於個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靈空虛和墮落，並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園，而是整個地球，整個大自然，在那廣大的天地中，人才能盡情發揮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質和特點」。

隨著20世紀初社會運動的進一步高漲，契訶夫意識到一場強大的、盪滌一切的「暴風雨」即將降臨，社會中的懶惰、冷漠、厭惡勞動等惡習將被一掃而光。他歌頌勞動，希望每個人以自己的工作為美好的未來做准備（《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寫成的《新娘》(1903)表達了要「把生活翻一個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劇本《櫻桃園》(1903～1904)展示了貴族的無可避免的沒落和由新興資產階級所代替的歷史過程，同時表現了毅然同過去告別和嚮往幸福未來的樂觀情緒：櫻桃園伐木的斧聲伴隨著「新生活萬歲！」的歡呼聲。然而由於契訶夫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民主主義的范疇，他筆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創建嶄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們渴望的「新生活」始終只是一種朦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訶夫因病情惡化，前往德國巴登維勒治療，7月15日在那裡逝世，遺體運回莫斯科安葬。
契訶夫創造了一種風格獨特、言簡意賅、藝術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說。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憑借精巧的藝術細節對生活和人物作真實描繪和刻畫，從中展示重要的社會內容。這種小說抒情氣味濃郁，抒發他對丑惡現實的不滿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把褒揚和貶抑、歡悅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系之中。他認為：「天才的姊妹是簡練」，「寫作的本領就是把寫得差的地方刪去的本領」。他提倡「客觀地」敘述，說「越是客觀給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讀者的想像和理解能力，主張讓讀者自己從形象體系中琢磨作品的涵義。

契訶夫戲劇創作的題材、傾向和風格與他的抒情心理小說基本相似。他不追求離奇曲折的情節，他描寫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從中揭示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訶夫的劇作中有豐富的潛台詞和濃郁的抒情味；他的現實主義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徵意義，「海鷗」和「櫻桃園」就都是他獨創的藝術象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以及莫斯科藝術劇院（1898年建立）與契訶夫進行了創造性的合作，對舞台節術作出了重大革新。

『伍』 契科夫短篇小說的特點

1、短片小說特點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困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2、人物簡介
安東·巴甫洛維奇·契(qì)訶（hē）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國的世界級短篇小說巨匠，是俄國19世紀末期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與莫泊桑和歐·亨利並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是一個有強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說緊湊精煉，言簡意賅，給讀者以獨立思考的餘地。其劇作對20世紀戲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堅持現實主義傳統，注重描寫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藉此真實反映出當時俄國社會的狀況。他的作品的三大特徵是對丑惡現象的嘲笑與對貧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並且其作品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的丑惡現象。他被認為19世紀末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

『陸』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有哪些主要內容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內容概述：契訶夫早期的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這些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表面上寫俄國社會日常生活中的笑話，實際上卻是在無情的譏刺專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如《一個文官的死》(《小公務員之死》)、《變色龍》、《普里希別葉夫中士》等；另一類是反映勞動人民的貧困和痛苦生活的，如《苦惱》、《萬卡》、《哀傷》等。

《一個文官的死》寫的是一個小公務員在看戲時打了個噴嚏，把唾沫星濺在前座的一位將軍的禿頭上，他雖三番五次向將軍道歉，但是卻唯恐將軍大人不肯原諒他並怪罪於他，從此心神不寧，戰戰兢兢，不久便撒手西去了。在那個黑暗的社會里，正是大官們的飛揚跋扈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懼和奴性心裡。作家早期創作的另一個短篇《苦惱》寫一個孤苦伶仃的老馬車夫，在兒子死後整整一個星期幾次想找人傾吐內心的痛苦，但是誰也不理睬他，他只好向他的老馬訴說。這篇小說是對當時冷漠無情的社會的控訴。

到了19世紀90年代，契訶夫的小說創作走向了繁榮和成熟，許多優秀名篇都產生於這個時期，如《第六病室》、《掛在脖子上的安娜》、《帶閣樓的房子》、《醋栗》、《套中人》等。

《帶閣樓的房子》批判了錯誤的社會思潮「小事論」。在作者看來，要緊的不是熱衷於「小事」的改革，而是要解決「好幾百年」以來不斷「重演的那套舊故事」。然而由於思想的局限，作家還指不出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

這一時期的作品還對知識分子的空虛無為和小市民的庸俗丑惡進行了有力的抨擊。如作品《跳來跳去的女人》、《文學教師》、《約內奇》等。

在契訶夫90年代的創作中，農民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他對農民問題很關心，特別是在1892年遷居離莫斯科不遠的農庄之後，他同農民有了更多的接觸，對農民有了更深的了解而創作了一組描寫俄國農村和農民的作品。如《農民》就反映了農奴制改革後俄國農民的貧困生活，《峽谷里》則描寫了90年代資本主義在俄國農村發展的情景。

『柒』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的藝術特色藝術特色要怎麼寫

（一）樸素、自然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於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具有典型意義的人和事，在平淡無奇的故事中透視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瑣事的描繪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會問題，使得其作品樸素得跟現實生活一樣真實而自然。如《苦惱》中寫一位馬夫姚納，在兒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幾次想跟別人訴說一下內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懷心事的乘客的冷遇，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馬傾訴自己的不幸與悲哀。作者藉助這一平淡無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會中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無告的悲慘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訶夫從不輕易在小說中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而把這種主觀傾向寓含於客觀冷靜的藝術描寫之中，讓生活本身來說話，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尋味。如《瞌睡》寫13歲的小女孩瓦爾卡白天不停地為主人幹活，晚上還得整夜地給主人的小孩搖搖籃。她因極了，可小孩總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無法入睡。最後她捏死了搖籃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著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繪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義：瓦爾卡的命運究竟將會如何？對此作者留給了讀者自己去思考。

（三）簡潔、凝練

契訶夫主張「簡潔是才能的姊妹」、「寫作的藝術就是提煉的藝術」，其小說大多是速寫式的，既沒有冗長的景物描寫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離奇的情節和急劇變化的緊張場面；而是情節簡單、發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語言精練明快，善於運用白描式的個性化語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變色龍》中僅僅寫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斷案一個場面，四個人物，故事情節發展極其簡單，作者僅僅抓住了警官奧楚蔑洛夫在審案過程中的五次「變色」加以描繪、便收到極其強烈的諷刺效果。

『捌』 契科夫短篇小說梗概

契科夫短篇小說收入了多篇契訶夫的代表作。這些作品有的寫出了小人物戰戰兢兢、卑躬屈膝的心態和面貌；有的鞭撻了見風使舵的奴顏媚骨；有的揭露了專制制度對社會的壓制；有的收入了適合少年兒童閱讀的短篇小說。從這些作品中我們既可以體會到契訶夫的憂郁和悲憫，也可以體會到他如陽光一樣燦爛的幽默和童趣。他的作品結構緊湊、情節生動、筆墨詼諧、寓意深刻，這些作品或嘲弄官場丑態，或調侃人生尷尬，亦庄亦諧，妙趣橫生。他一生創作了七百多篇短篇小說，本書所選的作品來自契訶夫創作的前後兩個時期的代表作，包括讀者比較熟悉的「變色龍」、「套中人」、「胖子和瘦子」、「小官吏之死」等。如果你想看這本書，掌閱里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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