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短篇小說

① 維·蘇·奈保爾的人物經歷

1932年，維·蘇·奈保爾出生在加勒比海特立尼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婆羅門大家庭。
16歲時，奈保爾就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獎學金，並在次年赴英國牛津大學，修習英國文學。
在大學畢業後不久，奈保爾創作了以童年生活為素材的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該作品獲得了毛姆文學獎，令他一舉成名。此後，奈保爾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幾乎不間斷地在全世界「遷徙」，豐富的閱歷為他的「印度三部曲」(《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自由國度》等作品提供了素材，其中《自由國度》贏得了布克獎。
50年代奈保爾大學畢業，就留在了英國，不久，他就給名刊《新政治家》撰稿。他在報刊上發表了很多的政論文章，在英國他早已是個公共人物了。
2001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移民作家維·蘇·奈保爾。 頒獎理由是「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我們從扭曲的歷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隨著這一消息的公布，人們將目光投向了這位曾被英國著名評論家普里切特稱為「在世英語作家中的佼佼者」的英國移民作家。」對於此次的獲獎，奈保爾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激動。他說：「我高興極了。這完全是意外的榮譽。這是對英國，我的家鄉，以及對印度——我祖先的家鄉的巨大貢獻。」
2014年8月11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蘇·奈保爾抵滬參加2014年年的上海書展。2014年8月10日，奈保爾攜夫人現身機場，這也是他首次造訪中國。
2014年8月11日下午，奈保爾將在思南文學之家舉辦新書首發式，並於12日、15日分別參加「文學與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論壇和「詩歌之夜」，這些均為上海書展國際文學周的活動。8月17日，大師奈保爾還將迎來他的82周歲生日。
此行，他將在上海書展舉行《大河灣》、《信徒的國度》和《我們的普世文明》中譯本新書的首發式，這3本書分別創作於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21世紀初，反映了奈保爾不同階段的創作風貌，而讀者們可以更近距離感受大師的風范。

② 米格爾大街的作品鑒賞

米格爾街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對男性尊嚴和父權統治的過度追求。被殖民者模仿殖民者的控制和支配手段，使用家庭暴力尋求男性尊嚴、個人權力以及父權統治，這從整個社會層面上反映了殖民主義造成殖民地國家社會政治力量失衡的深遠影響。米格爾街這個微縮殖民地社區里多元種族文化的混雜固然對其居民的生存條件和思想狀態有巨大的影響，但這絕不是造成家庭暴力的根本原因。法農早已敏銳地指出：被殖民者沖動的暴力行徑「不是神經系統的組織，也不是性格的古怪，而是殖民環境的直接產物」。
《米格爾街》中英屬特立尼達遭受的經濟剝削才是反映在家庭這個社會細胞中暴力行為頻發的根源：靠著老婆養奶牛為生的喬治在老婆死後不得不以開妓院營生，對女兒也越發粗暴；生性膽小懦弱的「大腳」做過木匠和泥瓦匠卻都無法維持生計，只得打腫臉充胖子，靠著繼承暴力的假名聲當了拳擊手；墨爾根正是在自己製作的焰火完全賣不出去的情況下才「比以往更經常地打自己的孩子」；而比哈庫則是自從在一心想賺錢的老婆慫恿下買來了一輛老賠錢的卡車之後，便「一直記恨著他老婆，經常用那板球棒揍她」。正如法農所言：「在殖民時期，人和物質的關系、和世界的關系、和歷史的關系，是人和食物的關系。對於一個被殖民者，生存絲毫不是體現價值，不是投入一個世界的協調一致和有成果的發展中。生存就是不死亡。生存就是維持生命」。在受壓迫的第三世界殖民地環境中，被殖民者的精神和心理壓力是其所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的外放表現，但個人由於無力與強勢經濟的沖擊、擠兌和盤剝進行抗爭而選擇以家庭暴力作為發泄的途徑，卻使施暴者和受害者雙方都受到了殖民主義的雙重傷害。 比喻修辭手法
一、明喻手法的運用
奈保爾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的一大特色在於人物形象鮮明，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作品中的人物主要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西印度群的特立尼達，這些人物是處於邊緣化的下層人，其中大多數是移民。他們在物質生活上極其貧困，身份復雜形象各異，沒有歸屬感。相對於社會上的名流和顯貴，處在社會底層，相對於他們所依附殖民主義宗主國的「白人」，處在「沒有自己話語權」的臣屬境地，他們是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具有比一般社會意義上的小人物更復雜的性格和命運。奈保爾憑著對生活的敏銳觀察，刻畫出的人物形象都帶著時代烙印，顯示出深刻的思想內涵、生活底蘊和高度的真實。塑造生動人物形象的重要修辭因素就是奈保爾對明喻手法出眾的運用。
明喻在結構上包括本體﹑喻體和引導詞，其精妙之處取決於不同事物之間「在一定的對比含義上有相同之處」，而「採用明喻可使事物的形象更加生動、逼真」。奈保爾深諳明喻的特點，在用日常事物來比喻和描繪人物形象時，巧妙地抓住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來做比擬，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徵被刻畫的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小說《米格爾街》中，奈保尓所描述的這些話語： 「他的目光兇狠冷酷，就像那些從不狂吠而用眼角瞅人的惡犬」； 「這時的墨爾根活像一隻小鳥，不光他的身體細小得像根火柴，就連他那細長的脖子搖頭晃腦的樣子也很像小鳥」；「泰斯特·霍伊特的腦子里像個雜貨鋪，無所不有，而且時常還冒出些怪嚇人的念頭」；「事實上這也並非易事，比哈庫太太的身材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隻放在磅秤上的鴨梨，她肉多膘厚，當她雙手卡腰時，那雙圓渾的手臂像是鑲在圓球上的兩個把手」。這些明喻不是停留在描繪人物形象的外部表象上，而是能深入人物的性情、精髓，反映出其內在的性格特徵。奈保爾在運用明喻時，能將兩種互不相乾的事物紐結在一起，建立本體、喻體之間的復雜關聯，並把他們的相似性藏於深處，由讀者通過自己的審美眼光，去獲得超乎尋常的豐富意蘊。從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物選取喻體，從而使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兩種事物得以溝通，這樣比喻的新奇就產生了。在小說中，奈保爾認識到表面上不相乾的兩個事物間的相似性，並用明喻的形式表達出來，使讀者通過共同點來體會本體與喻體在某方面的相似，並獲得語言藝術的美感享受。
《米格爾街》是奈保爾運用明喻修辭比較集中的一部小說。小說中展示了一個不為人關注的世界：在貧瘠的特立尼達，有一群生活在一條叫「米格爾街」的小人物，其中包括整天做一件「叫不出名字東西」的木匠博特，瘋言瘋語、胡思亂想的曼門，外表高大、盛氣凌人而實際上外強中干、膽小如鼠的大腳，這些人，他們每個人都無所適從，靠著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來消磨時光，而促使他們做這些事的是處在強勢地位的殖民地文化。這也正是小說所蘊含的主旨：殖民地時代殖民地人民身份界定的困惑、精神家園的喪失。
奈保爾通過明喻這種文學的手法對特立尼達殖民時期社會的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人們的絕望思想及暴力的行為進行了形象地描述。例如，從下面《米格爾街》里的一些明喻可見一斑：「墨爾根的老婆把前門關上了，墨爾根只好在他家園里跑來跑去，像一隻發瘋的公牛，把柵欄撞得咚咚直響」；比哈庫太太的嗓門「聽起來像是留聲機里的唱片快速倒退的聲音」；「那些鵯和鸚鵡看上去很像一群惱怒且好鬥的老娘們兒，任何人都是它們攻擊的目標」；「他就像他院子里拴著的那頭毛驢，又灰又老，除了偶爾歇斯底里地吼叫一番外，還算比較安分」。很顯然，《米格爾街》中這些明喻起到了深化主題，真實展示客觀社會現實的作用。
二﹑隱喻手法的運用
隱喻，是詩歌和小說等文學作品常用的一種手法。它把深刻而抽象的思想或者主旨蘊涵在具體生動的描寫之中，往往能收到回味深長﹑引人入勝的效果。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種人類的認知現象。它是人類將其某一領域的經驗來說明或理解另一領域的經驗的一種認知活動，是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在這部短篇故事集《米格爾街》中，奈保爾就非常出色地運用了這種手法。下面通過對這些隱喻的解讀，探究隱喻在深化作品主題中的顯著作用。
《米格爾街》中《曼曼》的故事則戲仿了殖民政府控制下的政治體制和宗教信仰。奈保爾創作《米格爾街》中故事時，正值特立尼達從殖民地走向獨立，但社會根本狀況並無多大好轉。故事中同名主人公曼門每年都要舉著貼上自己相片的競選牌參加市鎮議會和立法機構的競選，但每次都只能得到連他本人自投在內的三張選票。這是對西方民主政體的一個諷刺，邊緣人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邊緣地位，更為荒誕的是，曼曼宣稱他是新救世主，並定好上十字架的日期。針對曼曼借上帝之名的瘋狂舉止，其他人既感到疑惑又感到驕傲。許多人聚集起來，唱著聖歌，按他的要求把他送到一個叫「藍池子」的地方，然後豎起十字架，把他綁在上面。曼曼大聲要求人們用石頭砸他。他自己則用耶穌的口氣呻吟著說：「上帝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當人們真的向他臉上和胸口大扔石頭時，他似乎變得很傷心也很驚訝，說：「你們知道你們在干什麼呀」，「聽著，這個狗屁玩笑該結束了」。然後破口大罵，罵得大家都震驚了，最後警察帶走了曼曼。整個過程就是一場鬧劇，作家以諷刺的口吻揭示了殖民者帶來的宗教影響。他的荒誕競選戲仿了那個時期特立尼達的政治狀況：候選人是沒有政黨的獨立的個人。
西印度群島人們往往寄希望於名人，希望達到釋放和拯救，有論者指出在殖民晚期和早期獨立時期，政治和宗教的結合常常是新世界政治領導者的特徵。「曼曼只不過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它展示了缺乏公認社會標準是如何迅速地變成幻想和暴力，產生出沒有任何明確的計劃而只會作秀表演的領導者。」顯而易見，作者描述曼曼對政治體制和宗教信仰戲仿的行為具有深邃的隱喻意義。
《米格爾街》中的人物是失敗的，無論怎樣奮斗或掙扎都是徒勞的，他們無法改變其邊緣群體地位與受壓迫的命運。《職業選擇》故事中的主人公伊萊亞斯有著遠大的抱負。街上其他孩子的理想是當上像埃多斯那樣駕駛藍色垃圾卡車的司機，「那些開車的簡直可以算作貴族，他們只在清晨干點活，白天什麼事也沒有。盡管如此，他們動不動就罷工」。而伊萊亞斯卻始終夢想成為一名醫生。他勤奮好學，但是飽嘗考試失敗的打擊，目標一降再降，從最初的醫生降到衛生檢疫員，最後只能「開起一輛垃圾車，當上了街頭貴族」。伊萊亞斯屢次考試失敗，不是因為他智力不高，也不是因為他不努力，而是因為「考卷是英國人出的，你指望他們讓伊萊亞斯通過？」這里反映了殖民地文化居於支配地位殖民地，殖民地人被拋棄的命運，在殖民體系控制之下的處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相當困難的。因而，伊萊亞斯「擇業」經歷的隱喻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小說《米格爾街》中第十六個故事《哈特》也耐人尋味。哈特在敘述者奈保爾的眼中是個熱愛生活的人。他喜歡板球﹑足球﹑賽馬，飼養了一些美麗的鸚鵡和其它的鳥兒，坐在人行道上侃大山，聖誕之夜和除夕夜多喝點酒，並且不時地給一些平常的事添加上神奇色彩。「他似乎什麼都不需要，非常自足。」但是，後來一天，哈特把一個名叫多麗的女人領回家了，不斷給她買珠寶首飾，成了一個承擔責任和義務的男人。從外邊看來，哈特家裡也有兩個變化，「一是把所有的鳥都關進了籠子；二是大狼狗被鎖在鐵鏈上後變得憂郁寡歡」。評論家西默認為「兩個轉變是哈特將多利帶入其生活而犧牲自己自由生活方式的隱喻」。隨後發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吃驚。多麗從哈特那兒逃走，帶走了他給她的所有禮物，哈特追蹤、發現了她，並痛打了她一頓，而他受到了監禁四年的處罰。小說中像「籠子」、「鐵鏈」這類隱喻很多，如「粉紅色的房子」、「藍色的卡車」、「十字架」等等。
隱喻是文學形象化諸手段中的一種，能使人們根據已知事物把握未知事物，並在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相互激發的過程中達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美學效果，它建構人們觀察﹑了解和思考事物的方式。顯然，隱喻手法的運用，使這部短篇小說集錦上添花，更加耐讀、耐品，散發出更為濃烈的醇香。
三、提喻手法的運用
提喻也是詩歌和小說等文學作品常用的一種手法，「特點是以局部代整體，或以全體喻指部分，以具體代抽象，或以抽象代具體」。在短篇小說集《米格爾街》中，作者成功選用「米格爾街」和「勞拉」等人物分別作為故事的背景和主人公，真實地呈現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特立尼達人民生活的畫卷，勾畫出殖民地人邊緣化後得過且過、無所適從，卑微怪異的生存狀態。在故事《花炮師》的開頭，作者不經意這樣對「米格爾街」做了一個概要的描述：「要是陌生人開車經過米格爾街時，只能說一句：『貧民窟！』因為他也只能看到這些。可是，我們這些住在這里的人卻把這條街看成是一個世界，這里所有的人都有其獨到之處，曼門瘋，喬治傻，大腳是個暴徒，海特是個冒險家，波普是個哲學家，墨爾根卻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小丑。」
更意味深長是在第九個故事《注冊會計師泰特斯·霍伊特》中，敘述者講述他剛從鄉下搬到西班牙港，母親叫他出去買點東西，回來時他迷路了，找不到自己的家時，敘述者敘述道，「我發現大約有六條名叫米格爾的街道」。敘述者顯然是在暗示他的附近都是米格爾街，住在那些街上人們的困境與住在男孩這條街上的人們沒有區別。「米格爾街」成為整個殖民社會的象徵和縮影，它所反映的下層人們的生活也是當時殖民地下層人們生活的真實寫照。從更廣意義上來看，《米格爾街》的意義不局限於「米格爾街」這個小小的「本土世界」，同時「米格爾街」又是一個可以小中見大的微觀世界。奈保爾的作品不僅是對殖民地社會的批判，而且是對人及生活本身的反映。
《米格爾街》真實地再現了一群生活在特立尼達社會的小人物： 流浪漢、木匠、馬車夫、瘋子、酒鬼、膽小鬼、幻想家、喜劇藝術家、教育家、理發師、機械天才、時髦青年、流浪女、可憐的母親、窮孩子等等，他們是處在邊緣地位的人，在物質生活上極度貧困，身份復雜而模糊，沒有文化上的歸屬感。
書中對每個主人公性格特徵做了典型﹑精簡的刻畫，如「裝出一副靠做裁縫維持生計的樣子」的博加特，「自命為木匠」的波普，「在粉紅房子里聚集了一群女人」的妓院老闆喬治，自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的布萊克·華茲華斯。尤其對《母性的本能》中的女主人公勞拉的描寫，更是令人難忘。勞拉是被生活與性所累人物，是特立尼達殖民地婦女的典型。勞拉是一個有八個孩子的母親，當她得知自己的大女兒年紀輕輕就懷孕並且走自己的老路時，痛哭了一場。不久，當得知大女兒投海自殺的消息時，她只說了幾個字：「這好，這好，這樣更好。」這句話表面上看有悖於《母性的本能》這個標題所要表達的含義，其實這正是作者的點題之處：勞拉認可女兒的選擇。對女兒而言，與其屈辱的生活下去，重蹈母親的覆轍，不如離開這個令人絕望的世界，從而獲得一種解脫與救贖。「正如米格爾街是特立尼達殖民社會的一個縮影，勞拉是奈保爾詳細塑造的屈從於這種環境的廣大婦女的代表。」評論家佩吉也認為：「對於勞拉這樣的女性，在這世界上，只有隨便性的行為和生育眾多的孩子是唯一通向快樂和溫暖的通道。她們無法從貧困中解脫，也沒有別的創造力。」在描寫故事的過程中，作者敘事指向個人的生活際遇，置身於個體命運的深淵，感受他們的痛苦與困惑，用典型人物生活的磨難和際遇呈現了「被壓抑歷史的真實存在」。
四、結語
綜上所述，奈保爾對事物有著獨樹一幟的敏銳感受，以其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格調，想人之所未想，以比喻這種文學的方式呈現了一幅完整的殖民地底層人們生活的畫卷；用冷峻的筆調描述了人們的愚昧天真和無知，殖民文化和貧困對人性的扭曲，使人深深地感到底層生活的可悲和窒息，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