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亭亭短篇小說有哪些

A. 湯婷婷的生平

湯教授從青少年時代，從母親所講的故事中所聽到許多有關中國的種種神話和傳說、戲劇內容情節、中國風俗習慣及有關她的祖先們飄洋過海、希望在國外發財致富的傳奇式的經歷，她將這些內容和材料配合起來而創作了三部傳記性攔運橋的長篇小說，因而蜚聲美國和歐洲文壇。她的三部作品被評為美國最佳非小說作品。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回憶錄式的小說《The Woman Warrior :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女勇士或譯女鬥士），此書於一九七六年出版後，獲當年美國及全國書評界的一項最佳獎和安士菲爾德一任爾夫種族關系獎和女教師雜志獎。一九七七年又獲美國《現代》周刊簡猛列為七十年代最優秀獎。這部悄伏小說的出版在美國受到熱烈的歡迎。這部作品的文學成就和熱銷的程度在美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她從而蜚聲美國文壇。小說故事情節是表現華裔母女兩代人由於生活道路和文化教養的歧異而產生的矛盾沖突。一九八零年第二部作品《China Men》（金山華人，或譯中國佬，又譯金山勇士)出版。獲一九八一年美國書籍獎。作者用生動、細致、引人入勝的筆調，描寫先輩與同輩在美國的傳奇性苦難經歷，為修築美國四通八達的鐵路網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勞。
一九八四年湯教授隨美國作家協會到北京出席中美作家會議。會後與演員丈夫Earl Kingston到廣州和新會訪問，探親與尋根。
一九八九年她的第三部作品《Tripmaster monkey : his fake book》（孫行者，又譯西遊記）出版，獲美國西部國際筆會獎。此書描述美國華裔青年惠特曼·阿新的生活奇遇。

B. 《女勇士》&《中國佬》：湯亭亭的想像

《或乎女勇士》重構了中國故事中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小說以第一人稱開始敘述，「我」起初年幼便上山學道，學功夫，跟隨著一對老夫婦，學了十幾年。下山後，要替父從軍，父親在她的背後刻下了字，和岳母在岳飛後背刻下「精忠報國」一樣。她進入了軍營，像個男人一樣浴血奮戰。最後還是被發現了女子的身份，還與一個男人結婚了，在戰場上生下了孩子。故事有一個完美的結局，回到太平盛世，她和丈夫孩子歸隱田園生活。

《中國佬》則不同於《女勇士》的是，所有的人物都是男性。從曾曾祖父到曾祖父到祖父到父親，到許多到美國尋金的中國男人，包括美國長大的參與越戰的弟弟，這些男人的經歷和故事構成了這個「中國佬」的故事。

對中國故事的重構。 對花木蘭故事的重構，是《女勇士》最主要的部分。開頭就增加了花木蘭入山學道的部分，這在傳統的中國民間故事中是沒有的。在她冒險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兔子的形象，這個形象和《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那個跟蹤亂竄的兔子何其相似。只是最後這只兔子撞死，給她當做食物吃了，這給了兔子一個犧牲自我、成全他人的形象。除了花木蘭的故事，作者在很多故事中都加入了中國的神話傳說故事，譬如「鳥」——傳達信的象徵；還有古代中國皇宮敏團陪，東宮西宮的故事。當然這些都是湯亭亭對中國的想像，這些想像不能全盤否定，但是也不是沒有誤差，畢竟她站在一個與中國本土有疏離的位置上講中國。

華裔美國人的奮斗史。 或者說華裔的海外奮斗史。很早之前看過鳳凰衛視的一系列紀錄片《唐人街》，對華人在海外的生活有一定了解，也對美國歷史上多次的排華運動有所了解，但是看《中國佬》的過程，對作者細膩的描寫還是非常吃驚的。譬如那個建設鐵路的曾祖父，在懸崖的吊籃上向天空尿的男人……無數的華工建成了無數里的鐵路，最終鐵路建成，這些華工卻遭到了無情的驅逐。死的死，逃的逃，曾經一起的華工四散謀生。還有那個開山種植的祖父，開墾出土地，種甘蔗。平整土地，犁渠，丟甘蔗，牙向兩邊擺平，埋土壓實。最後蔗苗長出，還要澆水除草，長大後還要去皮……無數的辛勞，致使很多人患病，可他們依然要帶病勞作，還會被減少工錢。他們的異國發家史，是無數的血淚和病痛換來的。

對金山想像是他們不惜一切也要去美國的一部分，湯亭亭寫道： 我想和廣東人交談交談，他們一直是革命者、反叛者；他們富於超常的想像力，曾經造就了金山 。貧窮和戰爭引起了他們對金山的嚮往，可是他們不知道，「金山」卻也是另一個地獄。

熟悉的書寫。 這兩部小說，極大部分上是作者本人的家族自傳。湯亭亭祖籍是廣州新會，因而她在想像中國的「家」的時候，會有很多中國的傳統因素，語言上也會有洋涇浜、粵語、英語的互相諧音。在我看來，很多的描寫，都會帶有莫名的熟悉感，甚至親切感。比如她寫到的嫁娶信念，比如討糖，比如種植甘蔗。就拿種甘蔗這回事來說吧。我的家鄉被稱為「甜鄉」，因為甘蔗種植量很大，產糖量也很大。我還記得小時候，幫著家裡種甘蔗的情景。種甘蔗的時節一般是冬天，春橋蠢節前後二十天左右。有時候非常冷，風很大，在田野里，大人犁溝，我們小孩子跟著丟甘蔗，然後一根根接著排好，然後用腳快速地把土埋上壓實。（村裡有很大一片土地是黑土地，非常肥沃，但是黑土粘在腳上身上都非常癢，往往砍一次甘蔗或種一次甘蔗回來，腳踝處的皮膚就會裂，身上會被撓紅。）這種種甘蔗的方式，跟作者的描述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種甘蔗之前，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把甘蔗幾節幾節砍短，然後裝袋，運去河裡浸一夜或者過一遍一種融了葯水的水再裝袋。種甘蔗的過程及其麻煩，年底收成的時候，碰上價格不好，那可能只能拿回本錢。要是一個不小心蔗園被燒了（因為糖蔗葉子不會撕掉，乾枯後依然帶著，極容易引火。），那一年的辛苦就算是白費了。當然也有很好的時候，尤其是土地多種得多的人，收成就會很可觀。我想，種甘蔗這件事，無論美國還是中國，傳統的方式原來也是一樣的。

湯亭亭是出生於美國的，因而文中對中國的一些描寫，是間接地來源於一些資料、書籍和父母親的敘述，她的想像是豐富的，但有些也是失真的，不過都有做了注釋。這兩個文本，是書寫華裔在美國的歷史、華人男女在美奮斗生存經歷的典型文本。很慶幸有人記載這些故事。

2018/04/07於STU 當歸

C. 女勇士的作品賞析

以《女勇士》中「我」為代表的華裔女孩的父母是美國的第一代華人移民，他們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被傳統觀念所束縛。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們努力學習英語，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但在內心深處，無法割捨中國文化，並且向他們的子女講述頭腦中固有的傳統思想。然而第二代移民生長在美國社會、在美國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父母傳達的中國傳統觀念與他們所接受的美國文化價值觀念產生了沖突，讓他們困惑不已；黃種人在白人社會並未被完全接受，他們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生活，自己的文化身份無法得到明確，更加重了困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我」也為兩種宏攔擾文化困惑。父母的故事裡提到的中國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習慣也與子女在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大相徑庭，有些細節甚至讓子女感到恐懼。在後來經歷了「送葯」事件之後，「我」更是直接、深刻感受到了中國的傳統觀念和美國教育觀念之間的沖突，令「我」無所適從。西葯店把別人的葯誤送到「我」的家裡，母親見到之後認為「送葯」是個不祥之兆，這是從母親骨子裡的中國傳統觀念體現出的。她覺得這算得上是飛來橫禍，會詛咒全家人生病，因此必須要讓西葯店做出一些補救措施，例如送糖果，可以驅趕葯帶來的晦氣。她堅持讓「我」去西葯店，還教「我」怎樣跟葯劑師交涉。其實，從頭到尾，「我」都清楚，葯劑師並沒有像母親認為的那樣理解了「我」的行為，反而認為是在向他乞討。「我」認為這是葯師在對我們施捨，而母親認為「她教會了洋鬼子葯師講禮節」。在這場兩種文化的沖突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處於文化邊緣的困惑，雖然母親與葯劑師雙方的想法「我」都了解，但卻沒有辦法來向他們解釋清楚。更沒有辦法解決文化沖突帶來的壓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最初並不了解兩種性別之間的差異，但是家庭和「我」身處的唐人街一直想讓「我」成為「溫柔」的女子。在此過程中，「我」才漸漸明白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作為第一代華人移民，父母給兒子和女兒的不同待遇會讓女兒產生困惑，並且會造成女兒內心的不舒服。弟弟的誕生給「我」帶來了許多關於性別的差異。弟弟出生時，「我」詢問父母是否在我出生時也用雞蛋在「我」臉上滾過，是否也給「我」過滿月，是否也把照片寄給奶奶。隨著年齡的增大，「我」更加清楚地意識到男性與女性之問的不平等，而這種清醒的認識更加深了「我」的成長困惑。「語言在我們的社會中是性別歧視的主要載體」。「女娃好比飯里蛆」「寧養呆鵝不養女仔」「養女好比養牛鸝鳥」「養女等於白填」「女大必為別人妻」，這些常聽到的說法令「我」感到討厭。
語言代表著人與世界的連接，書中美國華裔女孩的沉默代表了她們在主流社會中邊緣化的地位。她們講著美國的語言，有著美國的思維方式，卻長著中國人的面孔，長期在兩種文化的邊緣徘徊，受到封建父權制的壓迫，她們對這種邊緣化的地位感到困惑，於是普遍選擇了失語、沉默。「我」在進入美國的幼兒園的第一年就沉默了。但是沉默的結果卻是被質疑智商有問題，低的智商又會受到社會上更多的歧視。於是，沉默實際上又進一步加大了她們的邊緣化。華裔女孩兒的沉默並不是真的不會說話，她們在唐人街聲如洪鍾，可以在華人學校一起衡虧朗讀課文，可以相互打鬧，甚至又喊又叫。由此可見，她們的沉默不是不會說英語，她們是缺乏在主流社會中發出聲音的勇氣與自信，因此只能用沉默來保護本來已處於弱勢地位的自己。作出無力的反抗。
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女性在中美兩種不同的文化之問很容易感受到來自文化和性別的雙重困惑與壓力。華裔故意躲開中國文化的影響。急切地想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卻又發現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並不容易，才開始意識到保持中國傳統的必要性。在美國社會，華人的地位低下，他們經歷了被排擠的悲慘事件；同時，他們在美國出生、成長，在美國的公立學校接受教育，受到美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教育。因此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里，解決困惑而後覺醒對她們而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為了找到答案蔽旦，她們在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中要學會融合不同的文化。
全書的結尾是「歌詞翻譯得也不錯」，恰好象徵了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我」的最終願望是全球化，一個擺脫邊緣化的方式，也是華裔美國女性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 全書第一、二、三、五章均用第一人稱敘述，而第四章卻轉為使用第三人稱敘述，這給讀者以作者冷靜客觀甚至可以說是「冷眼旁觀」地進行敘述的感覺。如果說前三章中，作者是在以「我」的經歷與感受引領讀者近距離感受並融入所述故事的話；那麼，在第四章中作者則冷靜地抽出身來以旁觀者的身份遠距離地與讀者一起欣賞這部講述月蘭悲慘命運的情景短劇。這樣，作者就以參與者與旁觀者的雙重身份從近距離與遠距離兩個角度向讀者講述了所述故事。
戲仿。湯亭亭筆下的花木蘭雖然保留了中國古典文學中孝敬父母、替父從軍、男扮女裝等內容，但卻把中國古典文學中宣揚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通過戲仿的寫作手法，轉變成了追求自由愛情、達到女性解放、實現個人價值的好萊塢式的女英雄形象。其次，湯亭亭戲仿了岳母刺字的具體情節。刺字者由岳母變成了花木蘭的父親，被刺字者由抗金英雄岳飛變成了巾幗英雄花木蘭，刺的字由「精忠報國」變成了報仇雪恨的誓言。花木蘭背上被刺的字時刻提醒她不要忘記華裔身份，要捍衛自己的種族，銘記自己的歷史。這些字就「像軍隊，像我的軍隊」。
拼貼。湯亭亭高超且巧妙地運用了拼貼這種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從中國古典文學、神話傳說、毛澤東領導農民起義、紅色中國的土地改革到個人經歷、移民問題、代溝、女權運動，將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學，將中國傳統與美國現實融為一體。她筆下的世界是一個多元開放的世界，是一個文化融合的拼盤。除了對花木蘭這個經典形象進行拼貼外，湯亭亭在最後一章《羌笛野曲》中，借用了蔡文姬這一中國歷史人物形象對其進行拼貼式的再創造。在湯亭亭的筆下，蔡文姬不再是東漢末年不幸被擄掠，嫁給匈奴後被重金贖回，又遭受母子分離的悲情女子，而是被塑造成與匈奴丈夫夫妻恩愛，共同抗敵，思念故國的感情豐富的女性形象。湯亭亭借蔡文姬形象的再塑造，體現出作為美國社會邊緣的華裔女性，面對中美文化的碰撞夾擊，面對滾滾而來的女權主義浪潮，不再保持沉默，大膽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積極地尋求自身的身份。
迷宮。湯亭亭在《女勇士》中營造出一種錯綜復雜、令人眼花繚亂的無序結構。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作為一名中國女孩，受到花木蘭故事的啟發，決定「必須成為女武士」。緊接著作者筆鋒一轉，「我」變成了花木蘭，女扮男裝征戰沙場。「我」和花木蘭之間沒有任何過渡性的暗示或者提醒，令讀者一頭霧水，難以區分虛構與現實的界限，從而體現出華裔女性在美國社會中所遭受的種族與性別的雙重歧視。在第三章《巫醫》中，「我」講述了母親學生時代在宿舍捉鬼的離奇故事。在母親講完捉鬼故事之後，湯亭亭寫到：「當煙霧散盡，我想我母親是說她和同學們在床腳下找到了一塊滴血的木頭」。讀者剛剛有撥開雲霧見青天之感，卻因為「我」對母親的話的質疑和評論，再次陷入撲朔迷離之中。在小說中既沒有確定的答案，也沒有柳暗花明的轉折，這種有象無意的迷宮式寫作技巧凸顯了小說的不確定性。
零散敘事。《女勇士》第一章的主人公無名氏姑姑在以後的四部分中再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主人公從幻化成花木蘭的「我」、母親以及姨媽月蘭，到再次幻化成蔡文姬的「我」。這種零散的結構讓讀者有霧里看花的模糊感。湯亭亭在各章之間沒有採取直線敘事模式，使小說呈跳躍式前進，不同主人公交替出現，沒有共同的敘事背景，顛覆了傳統小說的宏大敘事。她將各種零散的片段串聯在一起，讓小說的主題不言自明，即華裔女性擺脫美國社會邊緣人的地位，融入到美國主流社會中的蛻變過程，刻畫她們的果敢與擔當，描述她們在中美文化夾擊中的艱難處境。
互文性。在《女勇士》中，互文性首先表現在對中國歷史故事中花木蘭和蔡文姬的人物形象的戲仿和拼貼；其次，在故事情節，甚至細節描寫方面，互文性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進山修煉，偶遇「小白兔」。兔子自己主動跳入火堆，變成兔肉，為「我」果腹。「我吃著兔肉，心裡明白兔子是為我做出自我犧牲的」。這不僅讓人想起敦煌壁畫中所描畫的早期佛經中「薩捶那太子捨身喂虎」的情節。在小說中，佛經中「虎」幻化為「我」，佛經中的「薩捶那太子」幻化為「小白兔」。「小白兔」的情節又與西方經典童話《愛麗絲仙境漫遊》不謀而合。這種中西方故事人物和情節的混淆，凸顯出小說互文性的特點，表現出美國華裔已經將中美文化的交織融入到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中。

D. 湯婷婷的個人作品

湯教授三部長篇小說出版後，使她成為美國最有實力的女性主義作家。她的作品成為美國作家中，作品被各種文選收鬧螞錄最高、大學講壇講授最多、大學生閱讀得最多的作品之一。她的作品《The woman warrior》在世界各地發行並有多種語文的譯本。計有中譯本（1977）、瑞典文譯本（1978）、法文譯本（1979）、荷蘭文譯本（1980）、日本譯本（1983）和義大利文譯本（1992）。而她的第二部作品《China men》有日本文譯本《中國人》（1983），有中譯本《金山勇液歷埋士》（1980），《金爛嘩山華人》（1985）和《中國佬》（2000）等。其他著作尚有《Hawaii one summer》，《Through the black curtain》及即將出版的《The fifth book of peace》等。她的名著《The woman warrior》改編而成的電視劇，被USA Today評為一九九五年度最佳電視劇。

E. 美國文學少年反叛形象的作品有哪些

反叛的華裔少年形象
在華裔美國作家中，湯亭亭無疑是自70年代後期以來最享有盛譽的作家。她的《女勇士》在美國當代華裔文學中舉足輕重，是多元文化的經典作品，該小說更被盛贊為「振興美國華裔文學的開山力作」。
《女勇士》中的「我」是一個思緒雜亂，充滿反抗精神的憤怒女孩，她對華人的文化傳統和美國的價值觀都持質疑態度。小說中的女兒在學校里耳濡目染的是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但在家裡她的母親卻給她講各種中國故事。由於文化觀念的不同，她認為母親的故事胡編亂造且前後矛盾。她質疑好萊塢電影里的中國文化的真實性，她憎恨白人老闆使用「黃奴」這樣的種族歧視話語，討厭華人女孩為使自己有美國女人味講話時的拿聲拿調。她覺得在「美國的生活令人沮喪」。她不明白母親為什麼教她「我長大後會成人妻，給人當牛做馬，但她又教我唱女勇士之歌『花木蘭』。我長大還得做女勇士」，為什麼中國人守口如瓶，「卻能保持五千年的文化亘古不變」。在小說中，「我」不停地進行質疑或反駁，痛苦地尋求著關於「自我」的解答。在姑姑自殺這件事上，母親不希望女兒把此事傳出去，但在美國長大的「我」卻偏偏告訴了別人。與其母親的見解截然相反，「我」認為姑姑死得壯烈，姑姑的行為值得敬佩，姑姑以死挑戰了封建社會。小說中的女兒常抱怨中國文化妨礙了她的成功，社會環境與家庭環境的截然不同導致了她出現了很多文化困惑。中國式的家庭教育令她煩躁，她曾一度想離家出走。她的離家出走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她想離開母親中國式的生活方式及語言習慣及與中國的傳統分離。在此，華裔移民後代對於美國文化中叛逆精神的推崇可見一斑。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父母傾向於把一些中國傳統思想灌輸給孩子們，而其在美國出生的後代主要接受的是美國教育，並已完全適應接受了美國風俗習慣及文化價值觀，他們無法認同中國文化，因而自然排斥這些傳統思想，這樣沖突就必然會產生。小說女租森茄主人公不得不面對如何克服文化困惑、解決母女沖突、協調與母親以及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等問題，同時他們本身又難以被白人主宰的美國社會完全接受。華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雖然取得了合法的美國公民資格，但東西方兩種文化碰撞卻給他們帶來了很多痛苦與困惑以及新一代華裔的內心失落。內心的困惑和焦慮及無歸屬感使得他們不得不面對「他者」身份。小說《女勇士》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描述和對中國歷史傳說的改寫，深度展現了華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和他們的文化心態，展示了一個極為反叛的強大的女主人公形象。湯亭亭讓作為主人公的女兒經歷了一系列的文化困惑與沖突，並經過認識上的轉變，最終實現了對母親以及由母親所代表的中國文化的理解。這種理解說明了作為美國公民的「我」認同中國文化之根。
《華女阿五弊察》與《女勇士》雖是兩部寫作風格迥異的描寫少女成長的小說，但它們共同反映了唐人街的第二代華裔少女在兩種文化夾縫中成長的困惑，展現了華裔青少年成長的覺醒、堅強意志以及與命運的不懈抗爭。中國文化背景和華裔移民兩代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文化之間的相互對話、相互融合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各民族之間及多文化之間只有通過平等對話才能更好地相互溝通，將沖突轉化為融合。春鋒

F. 女性主義文學經典作家有哪些

女性主義作家主要集中在國外
節選如下：
1.早期：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Geroge Benard Shaw 的Pygmalion, Alfred Lord Tennyson的The lady of Sharlott. 還有Robert Browning 的My Ladt Dutchess等等可以發掘出女性意識的啟蒙，其實很推薦的還有Emily Dickson的詩，很多女性主義的元素，但她的詩有些難懂，可以嘗試一下～
2.後期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愛的哈哈就是Virginia Woolf 了，關於女性主義很重要的一部小說 Orlando涉及了雌雄同體這個話題，另外還有她的短篇The new Dress探討了社會對女性和外貌，著裝的話題。 再來有Louisa May Alcott的Behind a Mask 故事有點血腥，但自己認為她是女性主義小說里女性的很重要一次轉身。類似還有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的The Yellow Wallpaper，也就是瘋女人（hysteria），關於這個話題還可以比較《簡愛》中閣樓上瘋女人的角色。
補充，題主在考慮女性主義這個話題時要特別注意不僅是性別話題，還應關注到女性的階級問題，以及種族問題，比如黑人女性所倡導的女性主義和白人女性口中的女性主義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最後強烈推薦波伏娃的《第二性》，堪稱女性主義的經典作品。

G. 能不能幫我下載一下百度文庫裡面的一篇文章，謝謝

淺談木蘭形象的跨文化書寫
[摘要] 經典題材的重寫日漸為文學研究所關注,而木蘭形象在當代的跨文化改寫超出了傳統的民族或國別文學范圍。本文在梳理木蘭傳說的歷代版本的同時,重點關注木蘭傳說的當代版本,考察在跨文化書寫的過程中,木蘭形象的變遷及其文化意義的歷史建構。

[關鍵詞] 木蘭 形象變遷 跨文化書寫 意義

花木蘭是我國文學史上經典的女英雄形象之一。從樂府《木蘭詩》起,木蘭的故事在中國歷代被一再重寫,木蘭的形象在眾口相傳及文藝再現中不斷推陳出新。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以來,在當代的跨文化語境下,出現了木蘭題材的多類文本,其文學藝術樣式包括小說、電影、電視劇,創作國家和地區更跨越大陸、台灣和美國。其中,尤引起廣泛關注的,是迪斯尼1998年推出的動畫片《花木蘭》,大眾媒體的傳播和迪斯尼成熟的製作營銷體系促成了木蘭傳奇跨文化文本的產生和推廣。

對於經典題材的重寫原本就是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問題,而木蘭形象在當代的跨文化改寫超出了傳統的民族或國別文學范螞蘆圍,因而產生了更多值得思考的新課題。木蘭形象的跨文化書寫,折射出了傳統文化符號在社會鬧陸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復雜演變,集中體現了意識形態的表現方式、全球化時代民族的自我建構與身份認同、社會性別秩序等課題。本文在梳理木蘭傳悶彎帶說的歷代版本的同時,重點關注木蘭傳說的當代版本,考察在跨文化書寫的過程中,木蘭形象的變遷及其文化意義的歷史建構,並最終將視線拉回國內。

作為我國家喻戶曉的巾幗英雄,木蘭傳說的各代改寫版本屢見不鮮(木蘭故事最早見於南北朝民歌《木蘭辭》,該詩最早見錄於南朝陳朝人釋智匠所編的《古今樂錄》,又存錄於宋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十二首》。這首以五言為主,雜以七言、九言句的敘事詩歌在中國廣為傳唱。木蘭故事第一個著名的改編者是唐代名將韋元甫,他將原詩中第一人稱敘事改為第三人稱,刪除原詩的雌雄兔譬喻,增加了對木蘭忠孝思想的贊美。花木蘭故事的第二次重要改編是明萬曆年間的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生性狷介的徐渭將其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注入了這一古老傳奇。此外,明人朱國貞《涌幢小品》的《木蘭將軍》一篇、清代《北魏奇詩閨孝烈傳》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木蘭故事在原有框架上進行了改寫),但第一個真正以美國讀者為受眾,並引起廣泛關注的海外版本,是當代華裔作家湯亭亭的小說《女勇士》。

湯亭亭於1976年發表了代表作《女勇士》。長篇小說《女勇士》全名為《女勇士——一個在鬼魂中長大的女孩記憶》(The Woman Warrior: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其重點章節取材於木蘭傳說,是木蘭傳說在美國的第一個知名版本。《女勇士》因其獨特而豐富的文化形象、奇特的敘述視角在當代美

H. 第一，新馬文學對中國大陸文學有什麼作用第二，如何看待海外華人文學的中國想像

(一)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一個以馬來族為中心、以馬來族、華族、印族為基礎，聯合其他少數民族而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會，因此，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文學也就是多元民族的文學，其中主要是由馬來族、華族、印族、英吉利（1）四大文學源流所構成的。這些來自不同民族的文學源流，盡管有著原來各自不同的內容、形式、風格特點和色彩，可是經過長期的互相影響，互相融匯與共同的政治經濟生活的因素，卻又漸次地使它們匯合而組成了有機聯系的整體。因為就它們現在所反映新加坡、馬來西亞的現實，所表現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而論，它們又是統一的和相近的。目前新加坡、馬來西來各族文學的形式與特點、風格與語言，雖仍各有所異，但卻無阻於新馬文學藝術的發展；相反地，倒是有助於豐富和充實它的體系。馬來族、華族、印族和英吉利各文學源流都把各自原來的藝術的成就，帶進了統一的新馬文學這一新的總體裡面。
新馬華族文學，也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新馬的文學藝術史上。由於新馬華族文學具有其原先民族——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及華族在新馬愛國獨立運動實踐中的某些優點和特點，使它能夠在新馬文學藝術發展的過程中，產生比較積極的作用，並在新馬獨立後的建設國家的現階段中，仍然保持著相當顯著和重要的地位。
新馬文學既然在新馬國家獨立和建設，及在文學藝術發展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那麼我們現在來對它進行較有系統的研究總結，就顯得極為迫切和有需要了。
六十年來，新馬華族文學作家通過他們的無數創作實踐、文學活動和理論建設，逐漸地探索和認識，將這原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支流而萌芽起來的僑民文學，發展成為當今新馬民族文學的一個極為重豎氏要的、獨世纖櫻特的，然而又是與其他新馬民族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的華族文學，並將它原先隸屬於中國文學主流的僑民意識，改變為熱愛新馬社會，服務於新馬各族人民的愛國文學，從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在風格上和語言上，在具體作品中的主題與題材，在地方色彩與藝術語言特色等等方面，相當完整了創建了自己的獨特體系。這個獨特體系既是繼承了中國文學的傳統，而又區別於中國文學的特色。
新馬華族文學的實質就是這些，也即是它的概念的內涵。
且讓我們先從「民族」這個人類在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原理出發來考察吧。
有關的民族學說，早在幾十年前就總結出：所謂「民族「，乃是指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搜叢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而只有當上述四個特徵全部具備了的時候，民族整體的實質才算被肯定下來，否則就不成為民族的完整定義。
新馬的華族，原先屬於中華民族的一個部分。前者與後者本來具有共同的起源和穩定的四個民族特徵的，但由於前者移居新馬地區之後，兩者就開始沿著兩個不同的方面發展，也即是說，當一部份的中華民族離開了中國這個地域，來到新馬這個新環境定居下來之後，民族原有的四個特徵在它身上就逐漸產生了變化。最明顯的是表現在共同地域這個特徵的消失。新馬地區和中國地區是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地域。生活於不同地域上的一個民族，必然要發生分化，例如，從英國本土遷移美洲的英國人，從非洲大陸被販賣到美洲的黑人，或如從十四世紀進入馬來半島的一部分印尼族一樣，他們在新的地域里逐漸喪失原本的某些民族特徵，而逐漸產生新的特徵，逐漸發展形成為新的民族的因素。
新馬和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香港）不僅是兩個不同的地域。同時又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單元，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因而也就必然有著不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有著不同的政治生活、不同的經濟生活。我們知道，共同的經濟生活是構成統一民族整體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它影響著和制約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與變化，因此，新馬華族原來具有的中華民族的心理質素、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也隨著地域和經濟生活的改變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民族性格、心理素質、意識形態上的共同點的逐漸消失與變化，大都明顯地表現於日常生活中的風土人情、習俗情調、思想作風、語言藝術的地方色彩方面。目前新馬華族的共同用語與中華民族的共同用語——普通話又或者是閩、粵、潮、客等地方方言，雖然仍然具有大致相同的語法結構、語匯、詞義和修辭法，但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新馬華族的語言，已經在一些程度上吸取了馬來語和英語的語匯和詞句，甚至某些的語法結構的特色。這主要是由於作為語言的物質基礎、內容與生命力的民族經濟生活，已完全不同了。新馬華族的語言，必將隨著新馬民族生活的現實條件，以及時間歲月的轉移變化、發展，以致越來越在程度上區別於中華民族的本土語言。
作為人們歷史上形成的穩定共同體的民族四個基本特徵，對於中華民族部分移居新馬地區的成員來說，現在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完整特徵。雖然在共同語言和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兩個特徵上，新馬華族還具有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這兩個帶決定意義的特徵，已經完全喪失和改變。因此，新馬華族就不可能再作為中華民族這個穩定共同體的一個因子或者組成部份了，而是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里逐漸地形成自身獨特的、新的穩定共同體。誠如民族學說所闡述的一樣；民族的四個特徵，只要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完整定義就不復存在了。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還得承認一個事實，即是現在還不能因為新馬華族既已不屬於中華民族的這個穩定的民族共同體，於是就簡單地將它與新馬的馬來族、印族等族裔籠統地指為已形成了新的穩定共同體，也即統一的新馬民族。因為根據目前現有的民族組成的情況來看，新馬民族這個共同體還沒有完全形成，還沒有進入它的穩定的階段。但是，我們可以預計，經過若干漫長的年代之後，它最終才有可能進入穩定的階段，成為統一的穩定共同體。總之，新馬華族現在正處於緩慢地走向與新馬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相互融會，相互同化的過渡階段。目前新馬的華族不但仍然保持著深深的中華民族的烙印，同時也緩慢地具有越來越多的新馬其他民族的某些特色，也即民族原屬性的蛻變、演化時期的雙重性和多重性。同樣的道理，新馬其他各族原屬性中，如馬來族和印度族也漸漸地參合著華族和其他族屬的某些特色，特別是在語言的溝通交流與文化上的表情達意方面的表現尤為顯著。
非常明顯，從民族的定義上來說，新馬華族既是新馬民族和國家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它就根本有別於僑居於其他國家的中華民族的僑民的地位，這是新馬華族的獨特的癥候。從文學藝術的意義來說，即是新馬華族文學的獨特體系的第一個特徵。
（二）
建國六十年，尤其20世紀8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研究在中國學術界逐漸發展壯大，形象學（imagologie）作為該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日益受到比較文學研究者們的重視。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研究的是在一國文學中所塑造成描述的「異國」形象，諸如「晚清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戰後日本文學中的美國形象」等。異國形象屬於一個作家或某個群體對一種文學或一個社會的想像，比如在衛慧的《上海寶貝》中，就這樣描寫東方人眼裡的西方：「我的視線一直都緊盯著馬克，他在足球場上來回跑動的身影健康生動，那一頭金發在風中飄揚，飄揚的也是我的一場異國情夢。……」（第十八章）「他（胡安）是個典型的西班牙鬥牛士的形象，四十多歲的樣子，高大、健壯、英俊，一頭栗色的髦毛，淺棕色的眼睛，高鼻樑，厚厚的嘴唇……顯得格外有力而性感。」（第二十四章）金發的馬克、栗發的胡安，這些高大健壯的西方男子代表的就是一種異國形象。
在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中，由於作家創作環境的改變，作品設定的背景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那麼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也就成了一種特殊的「異國形象」。在分析這種特殊的「異國形象」之前，我們首先來了解一下什麼是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所謂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指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發軔於大陸學子負笈海外的留學生文學，以及由此而衍生和延續的一批又一批華人新移民作家二十餘年來的海外創作」。這些有機會跨出國門到海外留學或是進行學術交流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撲面而來的西風，以及生活、學習、工作等環境的變遷、更易，生存的挑戰加之文化的巨大反差和沖擊等，使這些中國人有機會站在一個不同角度，用一種與國內大眾不同的眼光來重新認識世界，他們既興奮又茫然，新鮮感與危機感並存，躊躇滿志與舉步維堅交識，感受頗深，感慨良多，厚積而薄發，匯成文字，不吐不快。在這些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出現之前，海外文學作品中並不乏中國人的身影，而且有關「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形象還很多，並且這些中國形象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顯著又微妙的變化，在海外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並在各個時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套話（stereotype）像13世紀馬可波羅的游記，14世紀的《曼德維爾游記》所創造出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就是最早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及中國人扮演的是一種完美的正確形象，中國富庶文明，中國人則是仁慈、勤勉，富有智慧與高尚德行。之後隨著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入侵，曾經的傳奇國度在西方人眼中已是日薄西山，19世紀至20世紀中前期，在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中國形象不可避免地被醜化、弱化、女性化、妖魔化，中國人的形象也由聰明、勤奮、堅強一變而成愚昧、奸詐、貪婪、怯懦，保守，缺乏理性，道德滄喪，而且自19世紀以後，這種對中國的認識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西方文學中自然也相應地創造出了這種認識下的有關中國形象的套話「中國佬約翰」（John chinaman）、「異教徒中國佬」（Heathen Chinese）、「付滿楚博士」（Dr. Fu Man Chu）、「查理·陳」（Charlie Chan）等，雖說關於異族形象的套話是由作家創造的，但它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行為。因為作家對異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作家本人所屬社會和群體的想像描繪出來的，是自我關於他者的社會集體想像物，是整個社會想像力參與創造的結晶。西方關於中國形象的套話不管是積極的、正面的、肯定的，還是消極的、反面的、否定的，都不是中國形象的真實情形，而是摻雜了很多想像成分，是西方絕望與恐懼的產物。那麼，在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當中，由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中國形象」，它們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形象」，還是一個根據西方文化和自我需要而構造出來的虛幻？
在早期的移民文學中，由於生存環境的原因，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多以表現新移民在海外的特殊遭遇，新鮮感受和奮斗歷程為主，帶有個人觀感性、宣洩性、經驗性的特點，在題材和內容上不約而同地套用「個人奮斗+鄉愁+情感沖突」的模式，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兩部作品被冠以「早期華人新移民文學開山之作」的美譽，這些作品以及由其衍生出來的影視作品成為國內當時大多數長期身處閉塞環境中的中國人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但是在這種套路下創造出的作品在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暴露了其與生俱來的缺陷：它們可以反映華人在海外生活的艱辛，能夠催人淚下，卻難以發人深思，缺少冷靜的哲學思考。早期移民文學中創造出的「中國形象」更多的是體現一種東方人的傳統美德：勤勞吃苦以及中國人特有的異鄉意識——鄉愁情結。
與早期的移民文學相比，現在的新移民文學有了更多的變化。由於完成了從留學到學留，從僑民到移民的變遷，觀念上接受了從「葉落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身份觀念的變化對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的創作者們的創作來說，無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移民的身份，使他們獲得了比留學生時代要穩定、優裕的生活條件，他們的視野大為開闊了，接觸社會更為廣泛深入了。隨著生活領域和認知領域的不斷拓寬以及創作的日趨多元與成熟，使創作者逐步擺脫了早期移民文學題材的局限與俗套，而將創作題材拓寬到對新一代人命運的思考，以及探討在中西方文化夾縫中掙扎求存的新生活的多層面折射及其心態的表現。以旅美女作家呂紅創作的長篇小說《美國情人》為例。在《美國情人》一書中，不僅講述主人公芯離別故土親人，在尋夢中掙扎、奮斗，經歷了個人恩怨和情感的種種挫折和磨練，終獲事業成功的故事，還生動描寫了某些新移民成為「邊緣人」之後如何尋找「身份認同」的經歷。在對邊緣人心態及生存狀態的細膩刻劃中，凸顯少數弱勢族群在異鄉生存的艱難，以及種族沖突、文化沖突、性別沖突帶來的各種人生滋味。圍繞著許多異鄉漂泊男女的遭遇，不同層次的移民心路，寫盡尋夢者的苦樂悲歡，不同的社會壓力及慾望驅使下的人生百態。無論是華文媒體從業者，還是學校老師，是小生意老闆，或是餐館大廚，甚至是淪落風塵的按摩女，情場決斗的「第三者」，都以鮮活的形象表現出了斑駁陸離的海外人物眾生相。在過去與現在、東方與西方疊加交識、光影交錯的空間中，描寫了一種屬於現代人的痛苦，刻畫了一種新的海外「中國形象」。這些人追求自由，卻不知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號稱「自由之國」的美國。他們的苦苦追求往往使自己又陷於新的枷鎖之中，在不斷的渴望中行動，然而過多的渴望卻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落空，而形成更深的痛苦與掙扎。帶著這種宏觀性的思考，《美國情人》展現了一幅有著廣闊社會歷史內涵的北美移民生活的新畫卷，對中國形象的創造與展示也擺脫了以往整個民族千面一人的感覺，不再是單薄的符號形式了。
另一方面，由於在海外出生成長的華裔作家的加入，使新移民文學的視野又擴大加深了。像以湯亭亭（Maxin Hong Kinston）為代表的第二代華裔作家 ，在他們的作品中則創造出了有別於真實中國的中國形象。湯亭亭作為華人的第二代，她從小就生活在西方語境中，身有中國血統卻從未真正涉足中國本土，與真正的中國文化傳統沒有直接的接觸，這種「香蕉人」的特別身份使他們的話語系統既不完全等同西方社會，又與中國本土大相徑庭。像湯亭亭，她在作品中對中國（包括文化傳統等）的各種描寫就多是出自想像。在這種意義上，湯亭亭他們就是立足於西方的語境來描繪中國這個在她看來屬於「異國」的形象。湯亭亭的作品最有特色、最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她對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中國神話典故的改寫上。這一點在《中國佬》（China Men）中尤為突出。《中國佬》是湯亭亭的一部美國獲獎小說，記載的是中國移民在美國歷經種種磨難，求得生存發展的痛苦歷程，以反映處於美國邊緣文化的華裔獨特的經歷和心態。湯亭亭在這部小說中對中國「形象」的描述涉及多方面，並非只是單一的形象。作為「他者」的異國形象，在文學文本中是以多種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體的人物、風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觀念和言詞，總而言之，它是存在於作品中的相關的主觀情感、思想、意識和客觀物象的綜合。以《中國佬》為例，其中對中國形象的想像敘述涉及到三個層面：一是對中國形象的本土敘述。這各敘述有幾個來源：其一是取自中國的文學典故，其二是描寫中國的有關風物、景物，也包含著一些套話，像旗袍小褂、日常飲食、文房四寶、中國的文學經典、中國婚俗等套話，這些套話的引用在於「套話是對一種文化的概括，是這種文化的縮影」。做為第二代華人，湯亭亭她們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家族長輩口耳相傳的敘說方式來間接接觸的。這種認知方式在講述的過程中無疑會發生變化，湯亭亭在其中加入自己的想像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隨意處理是一個重新創造、重新闡釋的過程；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美國化。湯亭亭在《中國佬》中就改寫了《鏡花緣》中唐敖游女兒國的經歷，把故事的地理背景由女兒國變為金山，即美國舊金山。唐敖是華人淘金者的縮影，他在女兒國歷經生理、心理上的各種磨難，也就是早期華人移民在美國經歷的縮影；三是變西方經典為中國式的傳奇。在《中國佬》中「檀香山的曾祖父」一章就是採用了這種手法。曾祖父講述貓耳王子的故事，明為中國的民間故事實則是取材於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更確切地說是彌達斯的驢耳故事的翻版。這則廣為流傳的故事被喬叟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湯亭亭另闢蹊徑，將國王驢耳的西方經典民間故事改成了一個中國式的傳奇故事。通過湯亭亭為代表的第二代華人作家的敘述，人們可以看到出現在書中的中國及中國形象是他們通過他們的父母親和其他華人告訴他們的故事，再經過他們年輕的心靈的重述和潤色而誕生的，他們寫的不是關於中國人的故事，而是美籍華人的故事。他們在筆下賦予了中國這個在他們這一代看來是「異國」卻又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國度以新的形象，他們創造出的「中國形象」實際上是一種既不同於中國文化傳統又獨立於美國主流文化，融匯了這兩種文化的嶄新的文學形象。
從西方文學中的「他者」形象，到海外華人新移民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中國形象與中國文化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文化價值系統中不斷地進行蒸餾，發生著不同的變化。在這些不斷變化著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文化」當中，一方面我們能夠感觸到中國文化的脈動，將它視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延伸，另一方面，這種蒸餾的過程，也是文化交融匯合的環節。本民族作為他者被觀察和被投射，這種被看的意義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中國古詩雲「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麼通過文學形象的變遷、豐富來發現許多曾經是盲點的部位，進行一些有益的深刻思索，通過文學形象內涵的多元化來達到突破視界的封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