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

❶ 邵荃麟的含冤而死

邵荃麟曾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鋒備病死獄中。
1979年9月21日，為邵荃麟舉行了追悼會，宣布恢復名譽，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學出拆基物版社編輯出版了《邵荃麟評論選集》。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荃麟」是他的筆名，重慶人，祖籍浙江慈溪。著有《邵荃麟評論選集》。邵荃麟是我國著名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作家。他在復旦中學、大學讀書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曾先後擔任過共青團上海江灣吳林區、楊浦區、法租界區委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常委。1928年1月出任浙江省共青團省委書記，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就任華東局領導的東南文委書記，1944年又任中共重慶局文委委員。1946年跟隨董必武到武漢後，接受周恩來同志的派遣，到香港擔任工委副書記、文委書記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邵荃麟同志坦盪誠實、光明磊落，為了捍衛正確的文化路線，不惜生命與張春橋、姚文元推行的旅液「極左」路線進行旗幟鮮明的斗爭，最終遭到林彪、四人幫殘酷非人的迫害，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於監獄 。

❷ 邵荃麟的人物介紹

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溪人。出生於四川重慶。原名邵駿遠，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荃、力夫、契若。中國文藝理論家、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早年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34年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同年，被捕入獄。1937年經中共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從事革命文藝創作和翻譯工作。
荃麟於1936年前後開始文學寫作和翻譯，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蘆納陸作品內容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映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斗爭邵。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先後在杭州、金華、麗水等地參與領導抗日宣傳和文化工作，並編印刊物。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志》，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創作集有：短篇小說集《英雄》(1942)、《宿店》(1946)、獨幕劇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
抗日戰爭勝利後轉赴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文委委員、工委副書記，後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書記。主編《大眾文藝叢刊》，參與領導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運動，積極從事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爭取了大批愛國的文藝工作者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陪頃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計劃局局長、副秘書長，中共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兼教育處處長。1953年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作協創作委員會第一副主任。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委員等。
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獄中。
1971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批評家、作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英雄》、《宿店》、《喜酒》，劇本《麒麟寨》，翻譯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陰影與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評論選集》。茄行

❸ 評論趙樹理的小說《傳家寶》

對於趙樹理等的創作，是否可以看作一個小說流派，人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不過，在50年代，文學界確有催成山西小說作家形成創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揚到了山西，明確提出有意識地發展有特色的文學流派。當年10月，山西的文學刊物《火花》創刊，對趙樹理等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是該刊的經常性主題。1958年5月，《文藝報》和《火花》在山西召開座談會總結山西作家的創作特色。不久，《文藝報》還以「山西文藝特輯」的專欄(註：《文藝報》1958年第11期。)，介紹、高度評價山西作家的創作成績。建立「流派」的努力，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繼續得到強調，但他們的創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跡可尋的共同性。這包括：一、地域的特徵。趙樹理、馬烽等長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於晉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鄉村的民情風俗參與了他們小說素質的構成。二、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的關系。小說的藝術自足性受到懷疑；「不作旁觀者」的文學主張，不僅是敘事意義上，而且更是小說「社會功能」上的。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的觀念，他們關於寫小說是為了「勸人」，能「產生指導現實的意義」(註：趙樹理《也算經驗》，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報》。)的預期，是寫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但又認為，「本來面貌」，是以一個有先進思想的農民的眼睛的所見、所聞、所感。四、重視故事敘述的完整和語言的通俗，以便能讓識字不多的鄉村讀者接受。關於這個「流派」，評論界使用的稱謂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葯蛋派」等。
這個「流派」的作家，除趙樹理外，還有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等。馬烽(1922-)，山西孝義縣人。小學沒有畢業時，參加了八路軍。戰爭期間，從事晉綏邊區報紙、出版社編輯工作。1945年，與西戎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後，1956年回到山西。馬烽五六十年代的創作，除《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電影文學劇本，和在刊物上連載的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要作品有《結婚》、《飼養員趙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陽剛剛出山》、《我的第一個上級》、《老社員》等。西戎(1922-)抗日戰爭期間在晉綏邊區工作時開始小說創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報》、《四川文藝》編委、主編。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姑娘的秘密》、《豐產記》，後一個集子的作品(《燈芯絨》、《賴大嫂》、《豐產記》等)，寫於1961年以後，風格轉而向朴實趨近。其中，《賴大嫂》用揶揄的筆調，寫一個「無利不早起」的自私、愛撒潑的農村婦女，在生活中的處處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這個短篇既為倡導「現實主義深化」的批評家援引來闡述其論點，也為後來批判「現實主義深化」和「寫『中間人物』論」所重點抨擊的「標本」。(註：參見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寫中間人物」的一個標本》(《文藝報》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趙樹理(1906-1970)，山西沁水縣人。40年代，以《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在「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左翼文學界，獲得很高聲譽。50年代以後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登記》、《求雨》、《金字》(根據記憶重寫)、《「鍛煉鍛煉」》、《老定額》、《套不住的手》、《楊老太爺》、《張來興》、《互作鑒定》、《賣煙葉》，長篇《三里灣》，電影故事《表明態度》，長篇評書《靈泉洞》(上部)、特寫(或傳記)《實幹家潘永福》。另外，還寫有鼓詞《石不爛趕車》，小調《王家坡》，澤州秧歌《開渠》，上黨梆子《十里店》和改編的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編為各種文藝樣式。如《登記》便以《羅漢錢》的名字，分別改編為秦腔、豫劇、粵劇、評劇、滬劇等劇種演出。趙樹理的這些小說，大多仍取材於晉東南他的家鄉。他與這個地區的人、事仍保持著密切而持久的聯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來自「生活底層」的那種淳樸、誠實的特色。他繼續著打通「新文學」與「農村讀者」的隔閡的試驗。(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在小說觀念上，也堅持小說寫作與農村「實際工作」同一的理解。不過，後來他似乎不再特別堅持把小說當作農村工作指南的那種看法，而更突出了從傳統戲曲等相承的「教誨」的功能觀。「俗話說，『說書唱戲是勸人哩！』這話是對的。我們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說評書就是講小說)，都是勸人的。「寫小說便是要動搖那些習以為常、但不合理的「舊的文化、制度、風俗、習慣給人們頭腦中造成的舊影響」(註：趙樹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說集定名《下鄉集》(作家出版社)，說它是專為「農村的讀者同志們」印的。但對「農村讀者」的概念，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說明。另外，他不像過去那麼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說，「盡管我主觀上是為你們寫的東西，實際上能發到農村多少份、你們哪些地方的人們願意讀、讀過以後覺得怎麼樣，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隨〈下鄉集〉寄給農村讀者》)。)。因而，在《登記》、《三里灣》、《「鍛煉鍛煉」》等作品中，雖說農村開展的「運動」仍構成它們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開的關於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理、家庭關系、公私關繫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是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來，趙樹理這個時期的小說，確是「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這是因為他離「當年」的「青春」漸遠。如果從作家所處的環境而言，那麼，在戰爭年代，政治意識形態對寫作的規范，仍存在著較大的「空間」，來有限度地容納作家的創造，容納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藝術想像；而趙樹理那時對農村傳統習俗和觀念所期望的更新，也與革命政治在農村所推動的變革，有許多重合之處。到了50年代，不僅文學寫作的規范更加嚴密，而且激進的經濟、社會變革進程對農村傳統生活的全面沖擊，使「社會發展」與「傳統」的沖突，引發作家尖銳的內心憂慮。他的那種建立在對民俗、民間文化的體認基礎上的藝術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憂慮於當代激進的經濟、政治變革對農村傳統生活和道德的過度破壞，對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傳統美德的維護和發掘，成為後期創作的主題。與《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三里灣》等表現「小字輩」掙脫老一輩的障礙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鑒定》、《實幹家潘永福》中，老一輩農民身上的品格，被敘述為年輕一代最重要的精神傳統。趙樹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說藝術，總體面貌與以前並無重大變化。然而，如評論者所說，這些「淵源於宋人話本及後來的擬話本」的作品，由於作者對某一形式的「越來越執著」，導致「故事進行緩慢」，有「鋪攤瑣碎」、「刻而不深的感覺」(註：孫犁《談趙樹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報》。)。

三 趙樹理的「評價史」
對趙樹理小說和他的文學觀的評價，一直是眾說紛紜，有的看法且相距甚遠。即使是左翼文學界之中，評價也並不一律，且時有變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統地對趙樹理的小說給予很高評價的，是周揚發表於1946年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註：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延安)。)。在這篇文章里，趙樹理被譽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李有才板話》是「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斗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趙樹理的小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作為這種評價的延伸，次年8月，在晉察魯豫邊區文藝座談會上，與會者「同意提出趙樹理方向」，將之「作為我們的旗幟」(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在此前後，「解放區」的出版社，編印了多種趙樹理創作的評論集(註：如冀魯豫書店1947年7月初版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7年9月編輯印行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華北新華書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華書店1950年4月重印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蘇南1949年6月初版的《論趙樹理創作》等。)，收入周揚、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馮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會前後出版的兩套大型叢書中，趙樹理被做了頗為特殊的處理。他的創作理所當然地入選展示「解放區」文學實績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學選集》(茅盾主編)中設有他的專輯。事實上，趙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出版於1943年。這種安排，反映了將之「經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周揚的報告中，趙樹理與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並被稱為「語言藝術大師」。
不過，進入50年代以後，文學界對於趙樹理的評價也有些猶豫不定。在繼續把他作為一種「榜樣」來推崇的同時，他的小說的「缺點」也在不斷發現。這種發現，是「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來進行分析研究」的結果。因而，批評家提出了趙樹理「善於表現落後的一面，不善於表現前進的一面」的問題，並暗示他對創造新的英雄形象還缺乏自覺的意識。(註：竹可羽《評〈邪不壓正〉和〈傳家寶〉》(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報》)、《再談談〈關於《邪不壓正》〉》(2月25日《人民日報》)。)長篇《三里灣》發表後，在受到肯定的同時，「典型化」程度不夠的問題被著重地提了出來：對於農村的「無比復雜和尖銳的兩條路線斗爭」的展示，「並沒有達到應有的深度」；作者對於農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較少」，「沒有能夠把這個方面充分地真實地表現出來」，而對於農村的斗爭，農民內部和他們內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現得很嚴重，很尖銳，矛盾解決得都比較容易。(註：參見俞林《〈三里灣〉讀後》(《人民文學》1955年第7期)，周揚《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文藝報》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後期，這種評價上的猶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藝報》就「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為題，組織了對《「鍛煉鍛煉」》的討論。雖然刊發了認為這個短篇是「歪曲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的現實」、「誣蔑農村勞動婦女和社幹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編輯部卻是支持趙樹理的，它以王西彥對趙樹理「按照生活實際去刻畫有個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註：《〈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文藝報》1959年第10期。)，作為結論性意見。《文藝報》的這種辯護性的討論，可以看作是為了抵禦當時激進文學思潮。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因為趙樹理對1957年以後中共的農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質疑，而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中受到「內部」批判。而在這個期間，文學界在農村題材小說中，作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經濟的「浪漫主義」的退潮中，文學界也有了「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出。這時，趙樹理的「價值」又被「現實主義深化」的提倡者所發掘和重新闡釋。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茅盾、邵荃麟等認為，「前幾年」對趙樹理的創作估計不足，「評價低了，這次要給以翻案」；「因為他寫了長期性、艱苦性」，「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這些觀點，在隨後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闡發：「趙樹理在我們老一輩的作家群里，應該說是近二十年來最傑出也最扎實的一位短篇大師。但批評界對他這幾年的成就卻使人感到有點評價不足似的，……事實上他的作品在我們文學中應該說是現實主義最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礎真如鐵打的一般」，「趙樹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觸到的農村裡面，實在是首屈一指，當代其它作家都難於匹敵」(註：康濯《試論近年間的短篇小說》，《文學評論》1962年第5期。)。既然趙樹理是最能體現「現實主義深化」的作家，那麼，「文革」前夕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趙樹理又必定首當其沖。文學界對趙的評價發生了大轉變：「近幾年來，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沒有能夠用飽滿的革命熱情描畫出革命農民的精神面貌」，大連會議「不但沒有正確指出」他的「這個缺點」，「反而把這種缺點當做應當提倡的創作方向加以鼓吹」(註：《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後「文革」中對趙的激烈攻擊，從「文學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超越這一批評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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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當代文學史上的大連會議指哪個會議

1962 年 8 月 2 日至 16 日，中國作協禪讓在大連召開了農臘襲寬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輪亮會，在當代文學史上一般被稱為「大連會議」。「大連會議」是這次文藝政策調整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❺ 60年代初黨的文藝政策調整的主要措施及要點

1、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新僑會議。凱慶

2、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廣州會議。

3、1962年8月，中國作協在大連召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

4、為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家平反。

(5)1962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擴展閱讀：

文藝方針是根據黨的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提出的。其中「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核心內容，是總方針，其它方針都受這一總方針的制約。

「為人民服務」，就是為除少數敵對分子之外的全體人民群眾，包括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幹部和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熱愛祖國的人們服務。

「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項事業的根本需要服務。在今天，就是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盯森握業服務春凳。

❻ 邵荃麟的人物概述

邵荃麟(1906～1971)，男，原籍浙江慈□。出生於四川重慶。原名邵駿運，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筆名彎亮荃、力夫、契若。現代文學評論家、作家。
1920年到上海,在復旦中學、復旦大學經濟系就讀，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1934年任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同年，被捕入獄。出獄後，主要參加革命文化活動。邵荃麟於1936年前後開始文學寫作和翻譯，早期作品有《糖》、《車站前》等，作品內容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腐敗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映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和斗爭。文學論文《對於運用文學上統一戰線的認識》，根據當時斗爭形勢要求，提出反對包辦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形式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的主張，要求文學工作者「把握現實的全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他參與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文化領導小組工作，任中共東南文委書記。主編《東南戰線》，並為《現代文藝》、《現代青年》、《改進》、《抗戰戲劇》等刊物撰寫文章，創作了四幕話劇《麒麟寨》等作品，宣傳抗日，反對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轉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組組長，主編《文化雜志》，創辦《青年文藝》，積極扶持文藝新作，對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輔導工作。創作集有：短篇小說集《英雄》(1942)、《宿店》(1946)；獨幕劇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學界的重視。
1944年到重慶，任中國共產黨重慶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主編《文藝雜志》。
抗戰勝利後，先到武漢開展收復區文藝界統一戰線工作，隨後經上海去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文委委員、南方局文委書記等職務。主編《大眾文藝叢刊》，並為《群眾》（香港版）、《正報》、《華商報》等報刊撰寫政論及文藝論文，宣傳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介紹解放區的文藝成就。由他執筆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論主觀問題》，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文藝運動的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這一時期，還譯有《游擊隊員范思加》(1941)、《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943）、《意外的埋悶寬驚愕》（1943）、《陰影與曙光》(1946)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文教委員會黨委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等職務。1953年,任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為中國作家協會) 黨組書記。同時被選為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主編《人民文學》。這時所寫的《黨與文藝》、《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文學十年歷程》等文章，闡述並探討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文藝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對於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有重要意義；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時代局限性造成的理論偏頗。
邵荃麟曾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罩改1962年7月，他在大連主持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強調「現實主義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樣化，除正反兩類人物形象外，還應該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對於克服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浮淺單調現象起了積極作用。但後來卻因此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於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獄中。
1979年9月21日，為邵荃麟舉行了追悼會，宣布恢復名譽，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邵荃麟評論選集》。

❼ 簡述趙樹理自身經歷對於民俗創作的影響

從趙樹理生平背景來看，他原名趙樹禮，山系沁水人，1925年於長治就讀師范時，受到「五四」新文學影響，30年代初開始發表作品，1937年參加革命，伺候長期在解放區從事文化宣傳和報刊編輯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長，〈說說唱唱〉副主編，不久重返晉東南工作，1962年的「大連會議」上，趙樹理被樹為「現實主義深化」的榜樣從以上可以看出，由於出生於山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也由於長期在農村生活，所以作品與農村的實際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由於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作者繼承了「五四」的啟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因此作品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傾向；外由於長期從事解放區文藝工作，使得他的作品激謹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小二黑結婚〉〉是趙樹理1943年發表的，被譽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中的一個勝利」。小說以小芹和小二黑的愛情為線索，圍繞沖破三仙姑和二諸葛的封建束縛以及暴露農村生活中的落後面貌和落後思想來反映新時期農村思想新的進步和新的發展。，這篇小說也集中體現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特點，一，問題小說，這是一篇典型揭露農村存在的問題的問題小說；〈〈小二黑結婚〉〉中揭露橘鉛或了三仙姑和二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農民的愚昧。此外小說業從金旺兄弟的所作所為反映了解放後解放區遺留下來的惡霸作風，和欺上瞞下的行為；也反映出農民自身的小農意識。再有，文中對父母包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顧女兒的反對希望將其嫁給「插起招軍旗，就有種糧人」的吳先生；還有二諸葛家養育的童養媳等等都可反映這些問題。二，強烈的政治色彩，也由於過分注意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務，因此給趙樹理的創作帶來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於具體問題和事件，伸展不開對人物的刻畫時有簡單化的傾向；作品有圖解政治，圖解政策的痕跡。有時會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於趙樹理常年生活在農村，紮根於基層，憑借他對農村和農民的深切了解，對中國農村革命歷程的深切體驗以及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創作態度也使得他的問題小說得以突破就事論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從〈小二黑結婚〉〉看，他把解決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戀愛婚姻以及解決金旺兄弟惡霸行為，還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諸葛思想得以開化的這些問題都交由區長一人負責，文中也是由於區長這個關鍵性人物使得這些矛盾迎刃而解。從這方面可以看出其強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為這樣在表寫和刻畫各色人物時，歲鮮明富有個性，但卻總覺得缺乏點什麼。三，鮮明的反封建傾向，受「五四」時期思想的影響，加上長期生活在農村，對於封建主義的表現相當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對封建意識下的農村社會關系和道德倫理觀念有比較深入的剖析和抨擊。在文中，描寫的三仙姑和二諸葛的神婆行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農民對於金旺兄弟的所作所為採取敢怒不敢言的態度也反映了農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歐按說關注現實服務於現實斗爭。他的小說基本上屬於現實主義范疇，但卻又不同於歐美的批判現實主義，又不同於那種假現實主義，然而這樣的現實主義可能導致狹隘的經驗主義。如在小說中描寫的解決各種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虛假，浮誇來說則不失針砭時弊的意義。而且他的小說沒有那麼咄咄餓理想化色彩，人物質朴如本色。四，小說採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構建作品，刻畫人圓伍物；即他是民族化與大眾化的堅定實踐者。「五四」以來，「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問題一直是作家，批評家討論的中心問題之一。趙樹理的方向很明確，從〈〈小二黑結婚〉〉中，他採用大家喜聞樂見的方式敘述，刻畫人物。而且採用故事體小說的敘述方式，既少採用「橫截面」式的段篇結構，也不太用跳躍式的或組合式的長篇結構，而是繼承了中國評話式小說的特點，努力保持故事情節的連貫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發展的時序敘述故事。而且為了讓讀者了解事情發展的過程，極少採用跳躍，省略的方式來敘述，即便是交代故事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對犧牲對人物的刻畫，來照顧讀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體現這點。另外，小二黑與小芹愛情產生了問題最後也有了解決的方法，也體現了他小說的完整性，線索明確，脈絡清晰，因果關系明了。五，敘事，寫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性格，文中一出場就以講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諸葛」兩個人物的習慣難為，習慣，從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兩的性格特色，在敘述整個事件的時候也採用娓娓道來，並不慘雜太多的細節描寫。但他的故事卻頭緒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懸念，有聚焦點。六，語言的口語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實，生動風趣；他的語言能使讀者造成在場感，語言簡潔，上口，合乎自然語流。多用短語，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飾語，如「劉家嶠，有兩個神仙，鄰近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諸葛，一個是後庄的三仙姑。二諸葛原來叫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抬腳動手都要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三仙姑是後庄於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著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等等都可體現這點。在語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色彩和鄉土風味，為了避免採用文人書面語，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語進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這類語言同山西的民情風俗融合在一起構成趙樹理小說別具一格的語言風格。總之，趙樹理小說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創作個性。也是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各界的廣泛關注，也形成了獨特的「趙樹理方向」。他也是「現實主義深化」的傑出代表。也深刻地影響了大批作家的創作，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山葯蛋派」。

❽ 西戎的人物生平

作家西戎原名席誠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的故鄉山西省蒲縣西坡村有三四個青年離家尋找出路，唯有席誠正一人投身中國共產黨。席誠正的「席」，與西坡村的「西」諧音，所以席誠正以西戎為筆名。西戎十分關心家鄉的文化建設，於1989年秋季專程回蒲縣舉辦創作講座，以提高家鄉文學愛好者的創作水平。他還經常借本縣東岳廟會期間回家鄉，為廟會題聯、作詩、書法，以繁榮蒲縣文化。
西戎1935年於蒲縣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臨汾省立第六中學，因家中變故輟學放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了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1938年4月參加蒲縣犧盟會工作團，從事抗日宣傳活動。隨後轉入新軍決死二縱隊所屬呂梁劇社，以文藝演出活動宣傳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國共產黨，12月隨劇社赴延安，在魯藝附設的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和部隊藝術學校學習。1942年派到八路軍一二O師劇社編輯股任幹事，開始文藝創作，寫出第一篇小說《我掉了隊後》。1942年秋天，在晉綏根據地文化工作隊，從事文藝宣傳工作。
1944年參加晉綏邊區紀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藝獎徵集活動，與人合作編寫的秧歌劇《王德鎖減租》獲甲等獎。同年8月調《晉綏大眾報》任編輯。1945年6月與馬烽合著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連載。並印刷成書向國內外發行，影響深遠。除此還創作了一批小說、散文、劇本等。1949年4月任《晉南日報》記者，在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年底隨軍南下在四川成都創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隨後又調《川西農民報》社任社長兼總編輯。1952年調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任副組長，從事專業創作，有《糾紛》、《麥收》、《宋老大進城》等作品，1955年調回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作協山西分會副主席、《火花》雜志主編，業余創作了《燈芯絨》、《賴大嫂》等一批優秀小說。文革時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運城西膏腴大隊勞動。1975年恢復工作，任《汾水》雜志主編。文革後歷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山西作協名譽主席、省老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山西作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務委員等職務。在此期間創作有《春牛媽》、《在住招待所的日子裡》等小說和《叔伯兄弟》等電影劇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稱號，1993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離休。離休後筆耕不輟，2001年1月6日病逝於太原，享年79歲。 西戎6歲時入初級小學讀書，作文成績突出，除完成課業外，喜歡聽書場說書人說書，愛看戲劇，這對於他後來走上文藝創作道路有著一定的影響。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住在縣城當教師的堂兄家就讀。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學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西戎課余閱讀了大量魯迅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滸傳》、《西遊記》等古典小說。魯迅關於故鄉的描述，尤其是《社戲》中的情景描寫，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說中關於人物性格的刻劃，讓西戎領略到了文學的魅力。兩年後他高小畢業，考中了設在臨汾的省立六中，卻因家境窘困，無法再入學讀書，成了一個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由作家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蒲縣宣傳抗日，對西戎產生了極大影響。不久，16歲的西戎參加了抗日救亡團體犧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於他有文藝特長，被分配作文藝宣傳工作，半年後轉入呂梁劇社。1939年底，西戎隨呂梁劇社到了延安，進行短期業務學習。他們駐在魯迅藝術學院所在地橋兒溝，於是，能夠旁聽魯藝的課，並接受魯藝老師的輔導；能夠觀看魯藝等文藝單位的演出和電影，這對西戎來說，是一次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的機會。只是這次機會僅有五個月，之後就回到晉西北，繼續從事文藝活動，並經歷了反掃盪戰斗。1940年冬季，共產黨的上級組織再一次安排呂梁劇社赴延安學習。這次學習，在西戎的人生與創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國國內第一次文代會，之後，即隨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戰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籌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一年後又調任《川西農民報》總編輯。他用多年辦《晉綏大眾報》的經驗來辦《川西農民報》，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後來歸隊到了四川省文聯，任創作部長兼《川西文藝》主編、《川西說唱報》社長，培養和發現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學新人。繁忙的工作之餘，他仍然擠時間寫作，有小說《查夜》、《秋收季節》（與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記》（與陳謙合作）以及幾篇散文、評論問世。但是，他感覺由於生活環境不同於山西老家，語言不同，很難得心應手地體驗生活並寫作，因此而陷入苦惱中。他把這種苦惱寫信告訴了在北京的老戰友馬烽，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況轉告了時任中央文學研究所負責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於1952年11月把西戎從四川調到北京，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副組長，主要是從事創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陽縣深入生活，兼任縣委副書記，在賈家莊村蹲點搞合作化擴社試點工作。
通過深入生活，西戎寫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說，包括：《糾紛》、《一個年輕人》、《麥收》、《宋老大進城》、《蓋馬棚》、《行醫事件》等。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創作中，佔有著重要地位。從內容上看，涉及到了許多農村的重大問題，是建國初期中國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糾紛》表現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一個年輕人》講述的是傳統觀念與新思想之間激烈沖突的故事；《麥收》突出了如何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進城》表現的是實現農業合作化後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變化；《蓋馬棚》和《行醫事件》則反映出幹部在農村工作中需要改進的作風問題。
《山葯蛋派與三晉文化》
通過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覺到繼續在北京工作，與自己熟悉的山西農村畢竟有距離。於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副主席，兼《火花》文學刊物主編。這段時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編輯工作上。從1956年初籌辦、10月出版創刊號，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餘年的時間里，他盡職盡責，廣泛組織稿件，除了對准備發表的作品認真審閱、修改外，還閱讀大量自然來稿，從中發現有潛力的文學人才。對於許多來編輯部的青年作者，他總是耐心輔導。在他和編輯部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發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達到12萬份，成為中國有很大影響的文學雜志之一。《火花》辦刊十年，為推動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推動山西的文學創作，培養青年作者，尤其是對於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貢獻。
在完成刊物編輯工作的基礎上，西戎選擇了永濟、運城等地作為下鄉體驗生活的地方，獲取創作素材，陸續寫出了小說《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親家》、《女婿》、《兩澗之間》、《一頭騾子的故事》、《燈芯絨》、《冬日的夜晚》、《賴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崗位》、《豐產記》等；獨幕話劇《圈套》，電影文學劇本《興業春秋》(與李逸民合作)，多幕話劇劇本《青春的光彩》和長篇報告文學《在榮譽面前——植棉能手吳吉昌受獎記》等一批優秀作品。
1962年，西戎發表了短篇小說《賴大嫂》。這篇小說既給他帶來過榮譽，也帶來了無窮的煩惱。小說通過賴大嫂三次養豬的經驗，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提出了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問題。作品是西戎長期深入生活，感受到農民固有的小農意識在新時代的表現，了解到中國的政策與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而創作的，所提問題尖銳，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因此，發表後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協於當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對這篇小說作了充分肯定，作為「寫中間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廣。然而，到了1964年，文藝界的「左傾」思潮盛行，中國全面開展了對「中間人物論」的批判，西戎的《賴大嫂》成了「中間人物論」的「黑樣板」，認為是塑造了落後的人物形象，調和了階級斗爭，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賴大嫂》更成為西戎的一大罪狀，遭受了批判。

❾ 當代文學「中間人物」的提出是

【中間人物】文學作品人物類型之一。政治思想處於中間狀態的人物。這種人物身上既有著好的品質的一面，又沾染著舊時代的惡習，徘徊在新舊思想、先進與落後的對喚帆立間隙里。邵荃麟1962年於作協在大連召開的「農村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提出了這一概念。

中間人物大量存在於生活之中，他們身上往往集結各種矛盾，對中間人物的描和顫雹寫是生活決定的。寫好這類人物的行為和內心矛盾沖突，以及他們擺脫中間狀態，積極向進步方面轉化，就能反映生活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使作品內蘊深刻，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教育意義。

中間人物能否成為主人公，取決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及其所處的地位。浩然的《艷陽天》，塑造了馬大炮、彎彎繞等中間人物。

這些勤勞而富有豐富生產經驗的富裕中農，具有濃厚的自私保守思想，在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受到隱藏的蛻化變質分子馬之悅的煽動，進行了許洞陵多不合時宜的表演：鬧分社，鬧分糧，一直發展到搶倉庫…·

「在事實面前，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逐步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作者對這些人物的描寫，恰到好處地反映了當時復雜的客觀現實。

(9)1962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擴展閱讀

20世紀40年代之前,邵荃麟主要受到了魯迅以及莫泊桑、契訶夫等的影響,奠定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底色。這一理論底色決定了邵荃麟一生文藝思想的總體走向,無論他的思想如何改變,最終都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主義。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邵荃麟的文藝思想開始向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向轉化。

但是自身的理論基礎,再加上不容樂觀的文學現實使得邵荃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革命「兩結合」的接受陷入了迷惑之中。文藝領導者以及文藝理論家的雙重身份使得他掙扎在文藝寫真實與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漩渦之中無法自拔。

隨著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充分顯露,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始從各個方面調整路線方針政策。文藝界也迎來了短暫的春天。

1962年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上,邵荃麟提出了寫「中間人物」論和「現實主義深化」論。但是,緊接著全國的政治形勢又進入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新階段,邵荃麟的文藝思想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嚴厲的批判。邵荃麟也因此身陷囹圄,成為了寫「中間人物」論的殉道者。

第二部分著力於對邵荃麟提倡的寫「中間人物」論進行再認識。該部分首先分析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主要內涵,真實性與傾向性是現實主義的核心所在。這些都要通過典型人物而表現出來:通過人物的內心矛盾,反映出真實的歷史面貌。

邵荃麟提倡寫「中間人物」論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論文以梁三老漢、亭麵糊、趙滿囤為例,通過對他們所具有的真實可信、鮮明的性格特徵以及內心激烈的矛盾斗爭等方面的的分析,證明邵荃麟所提倡的「中間人物」,在根本上其實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實際運用。

由此指出,寫「中間人物」論在當時受到批判,實質上是一種誤把文藝創作規律當作政治路線斗爭的嚴重錯位。

第三部分對邵荃麟文藝思想進行再評價。時代的局限性決定了邵荃麟文藝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極力調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只能在有限的范圍之內對當時概念化的文藝創作路線提出有限的調整意見,是不徹底的。

同時,由於過多地強調了文藝的政治功用,邵荃麟心目中現實真實的范圍只凝聚成了一點,那就是緊緊圍繞政治的相關斗爭與生活,而將更為豐富的生活內容狹窄化了。通觀邵荃麟的文藝思想,聯系當下文學現實,指出邵荃麟文藝思想的現實針對性及意義。

由此得出結論,在今天被商業大潮沖擊的文學中,現實主義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映現實仍然是文學義不容辭的歷史任務。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間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