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中文小說翻譯分析

⑴ 急求短篇小說《An Indiscreet Journey》的中文翻譯

樓主我盡力了

關於凱瑟琳我知道些什麼呢？

有一次，我指著地圖上的曼斯菲爾德對尼莫說：「這個周末我們可以去那裡。」「那裡有什麼呢？」「我也不知道，我喜歡的一個作家叫這個名字。」尼莫大笑起來。這樣的旅行未免輕率，就像凱瑟琳短暫的一生。

她並不一直都是凱瑟琳，她時而叫做凱西，時而叫做凱蒂，時而又變成了凱、卡嘉、喀秋莎……她不斷變化著自己的名字和角色，唯一不變的是她那生氣勃勃的生活態度。她不斷地鬧戀愛（包括同性戀），結婚第二天她就離家出走，後來又懷上了別人的孩子……想想她還生活在古板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對父親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和母親、姐妹們吵翻了天，然後在筆記本上寫下：該死的家！天哪，他們多麼乏味，我從心底里討厭他們。

凱瑟琳註定要再次離開紐西蘭。「我腳下的土地使我成為這個國家的人」——20歲的她如願以償地再次來到英國，從此沒有再回惠靈頓。

和凱瑟琳真正有關的地方其實並不是曼斯菲爾德，而是倫敦：是西敏斯特大教堂和倫敦塔橋，是每月一次去維多利亞女皇街的新英格蘭銀行領取8鎊6先令8便士的生活費，是在西區比切姆公寓里為自己的客人安排一些收費的娛樂。在她急需掙錢時，她也去貝克街采訪婦女參政的會議；可是顯然凱瑟琳對於女權運動毫無興趣，她有更簡單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寫作。沒有人懷疑凱瑟琳的寫作天分，她觀察入微，描寫細膩。在給情人迦納特的信里，凱瑟琳這樣寫道：有一件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平庸——我喜歡時時抓牢生活——因此我強調所謂的小事，因此所有的一切事實上都是富有意義的……

倫敦不是凱瑟琳的終點站，她需要的是旅行、動盪和激情。一戰爆發前，凱瑟琳和她的第二人丈夫——小她兩歲的牛津畢業生默里一起去了巴黎。金錢和肺病困擾著凱，可是這並不妨礙她與男朋友們調情的決心。她的男朋友中也包括勞倫斯，後者寫的《戀愛中的婦女》就是以凱為原型的。不過在凱瑟琳戴著迷人的皮手筒與軍官們談笑風生的時候，也沒忘記帶著用來寫作的筆記本。

巴黎是一次輕率的旅行，後來的康沃爾也是；凱瑟琳之後的生活就是英格蘭度夏地中海過冬的重復。她的身體在衰弱，她的創作力卻不斷旺盛，社交圈子也在增加。因為羅素的關系，凱結識了伍爾芙夫人。對於這兩位女作家的比較不可避免，她們相遇的時候，弗吉尼亞34歲，唯一出版的作品是《遠航》，那是以七年時間、兩次精神崩潰為代價的；凱瑟琳28歲，像十年前那樣生氣勃勃，她嘲笑著自己從前的作品，又滿懷信心地期待《幸福及其它故事》的出版。弗吉尼亞漸漸迷戀上這對來自貧民區的默里夫婦，可是凱瑟琳的忽冷忽熱讓弗吉尼亞常常摸不著頭腦。凱去世的時候，弗吉尼亞在日記里寫道：凱瑟琳的作品是「我唯一感到妒忌的作品」。或許伍爾芙夫人當時並沒有料到自己後來的聲名超過了凱瑟琳，不過她確實很快就感到了沒有對手的孤獨。

關於凱瑟琳我們知道些什麼？

她在惠靈頓出生，在楓丹白露去世。她臨終前的最後的一句話是：「我喜愛雨，我想要感到它們落到臉上的感覺。」她的死因，傳統的說法是肺炎，較新的版本是梅毒。她只活了34歲。

對於生活，我們應當熱情地旁觀或者冷靜地抒情，可是凱瑟琳偏偏不肯聽勸告。

⑵ 小說翻譯的國內現狀

譯作愈多精品愈少。根據查詢光明網發布的相關內容和行業評價，小說翻譯行業在國內的狀態是譯作愈多精品愈少，外國文學作品的譯作出版雖有所增多，但精品卻愈來愈少。文學作品的翻譯人才正在大幅度凋零。

⑶ 求這個短篇小說Crossing into Poland by Isaac Babel 的中文翻譯評價或賞析

問翻譯網上看

⑷ 《狼》一文的全文翻譯和解釋

譯文：

有個屠戶天晚回家，擔子里的肉已經賣完了，只剩下一些骨頭。路上遇到兩只狼，緊隨著走了很遠。

屠戶害怕了，拿起一塊骨頭扔過去。一隻狼得到骨頭停下了，另一隻狼仍然跟著。屠戶又拿起一塊骨頭扔過去，後得到骨頭的那隻狼停下了，可是先得到骨頭的那隻狼又跟上來。骨頭已經扔完了，兩只狼像原來一樣一起追趕。

屠戶很窘迫，恐怕前後一起受到狼的攻擊。看見野地里有一個打麥場，場主人把柴草堆在打麥場里，覆蓋成小山似的。屠戶於是奔過去倚靠在柴草堆下面，放下擔子拿起屠刀。兩只狼都不敢向前，瞪眼朝著屠戶。

過了一會兒，一隻狼徑直走開，另一隻狼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時間長了，那隻狼的眼睛似乎閉上了，神情悠閑得很。屠戶突然跳起來，用刀劈狼的腦袋，又連砍幾刀把狼殺死。屠戶正要上路，轉到柴草堆後面一看，只見另一隻狼正在柴草堆里打洞，想要鑽過去從背後對屠戶進行攻擊。

狼的身子已經鑽進一半，只有屁股和尾巴露在外面。屠戶從後面砍斷了狼的後腿，也把狼殺死。這才明白前面的那隻狼假裝睡覺，原來是用來誘惑敵方的。

狼也太狡猾了，可是一會兒兩只狼都被砍死，禽獸的欺騙手段能有多少呢?只不過給人增加笑料罷了。

原文：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

屠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

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

少時，一狼徑，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 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

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4)短篇中文小說翻譯分析擴展閱讀：

原文朗讀節奏劃分：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歘/一狼來，瞰/擔上肉，似/甚垂涎；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示之/以刃，則稍卻；既/走，又/從之。屠/無機，默念/狼所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鉤肉，翹足/掛樹/間，示以空擔。狼/乃止。

屠即/ 竟/歸。昧爽/（黎明）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肉，肉鉤/刺狼齶，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可/笑/已。

參考資料：網路——狼

⑸ 中國當代小說賞析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憑借其強大的爆發力和創新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緊貼中國現實的時代氣息，豐富多樣的寫作主題，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形態各異的文學思潮，使得這一文學在國際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法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漢學歷史的國家，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漢學界就敏銳地捕捉到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新趨勢，翻譯了當時很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代表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更出現了持續穩步上升的態勢，中國文壇的主力人物幾乎都擁有了法譯本作品。近年來，中法文化交流尤為頻繁，特別是中法文化年期間，巴黎圖書沙龍首度邀請中國作為主賓國，將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主推對象，三十餘名中國作家應邀赴法，與法國讀者直接接觸，進一步引發了法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出版熱情和法國公眾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閱讀興趣，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翻譯出版，進一步擴大了中國作家在法國的影響力。

如果談到在法國受到關注較多，影響較大的中國當代作家，蘇童是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法國先後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紅粉》（Visages fardés,其中還收錄了《婦女生活》，1995年，畢基耶出版社）、《罌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對照版，友豐書局）、《米》(Riz,1998年，弗拉馬利翁出版社)、自選小說集《紙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錄十八篇短篇小說，1999年，德克雷德·布魯韋出版社）,以及去年剛剛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畢基耶出版社）。

蘇童的文學創作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為廣大中國讀者所熟知，並為他帶來國際性聲譽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小說《妻妾成群》的問世。蘇童也同樣是憑借著這部作品吸引了法國人的視線，登上了法國的文學舞台。在張藝謀獲獎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光環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擁有了法譯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並以鞏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則標明小說為電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國的發行量達到六萬冊，成為在法國最暢銷的中國當代小說之一，蘇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間為法國的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所知曉。在法國出版界，兩三千冊的銷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國文學作品達到六七千冊的銷量，已經是不錯的表現，因此，作為蘇童在法國被翻譯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萬冊的銷量是一個很高的起點。改編電影的成功，帶來了蘇童小說商業上的成功，令蘇童從眾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中脫穎而出，迅速走入法國讀者中間，贏得了較大的讀者市場，這是很多隻求被翻譯就好，並不計較銷量的中國作家難以企及的，這也使得蘇童成為一個法國出版商從其身上能看到相當商業價值的作家。

同時，與電影的緊密關系，使得蘇童在法國的接受方式成為一個特例。大多數在法國得到譯介的中國當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獨特的文學品格（作品敘述層面的先鋒實驗性、思想層面的探索性或哲學性、內容上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國漢學家的注意，然後藉助其推薦，逐步得到翻譯和出版，在一個並不短暫的過程中，逐漸獲得法國漢學界更廣泛的認可，最終引起文學批評界和法國大眾的注意。而蘇童在法國被發現、被譯介、被接受的過程直接而迅速，幾乎沒有任何過渡。可以說，因為改編電影成功而帶來的強大的商業連鎖反應，使得法國漢學界、文學界和普通讀者對蘇童的認識和接受幾乎是同步的，漢學界在後兩者的認識和接受過程中，並沒有起到原有的引導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漢學家有選擇的翻譯和有側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來的，而是由電影以其強大的傳播力和視覺影響力，在讀者閱讀文本之前，先入為主地、直接而直觀地植入了讀者的腦海。

蘇童在法國的這種起步方式對他日後在法國的譯介產生了微妙的影響，而要分析這種影響，我們必須先了解法國人是怎樣來解讀《妻妾成群》的。

法國的一家雜志這樣評論蘇童的《妻妾成群》：「蘇童不動聲色地描寫最殘酷的折磨，最隱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術都像在一層薄霧中，或者是在一層紗幔後出現。一些富有詩意的細節，例如知更鳥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側目。這種奇異的視角，不僅遠沒有減輕閱讀的焦慮，反而令人更加恐懼。表面上簡單的文字，實際上是一座迷宮。沒有一個人物可以作為標准，因為沒有一個人令人同情，也沒有一個人令人厭惡。這些黑色的靈魂同時也是受害者。發瘋的頌蓮，不停地圍著棄井轉來轉去，是最為恰當的形象。」這樣的評論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無權去指責這樣的解讀，從闡釋學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況很多中國讀者所讀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從這樣的解讀中我們不難發現，法國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視域，使得法國讀者對於蘇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為敏感。蘇童所精心營造的陰森恐怖的氛圍，神秘詭譎的意象，暗合了法國讀者對於陌生而遙遠的東方世界的集體想像；頌蓮們的悲劇命運，又能夠引起法國人對於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東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經從法國人的角度談到改編成電影的當代中國小說和西方讀者的關系問題，她寫道：「許多中國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這既能使他們出名，又能為他們帶來可觀的收入；因此他們的寫作受到誘惑，追求強烈的視覺風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興趣、使他們入迷的意象，而他們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經了解的那個中國，帶著古典色彩，卻不是當代中國（然而小說和電影都是當代的）；為此，他們求助於中國文化中一些對西方而言富有異國情調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鴉片的屋子。」蘇童寫作的初衷當然不是為了取悅西方讀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話印證了蘇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別是敘述層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創作意圖中並非最重要的部分，卻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國讀者興趣的閱讀興奮點。

蘇童曾說，「我的終極目標不是描繪舊時代，只是因為我的這個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為有效。試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寫，拋開外表所有可以剝離的東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處理成當代生活中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之間的關系，這樣寫不是也很有趣嗎，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說。」對於蘇童而言，歷史僅僅是一件外衣，一個襯託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歷史為道具，描寫、探索人性中復雜的方面。然而，正是因為以遙遠的時代為背景，有了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敘述空間，才使蘇童的敘述才華得以充分地發揮，恣意綻放。細膩的心理描寫，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確的細節將《妻妾成群》的故事講得如此生動、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蘇童的描寫越是靈氣十足，越令法國讀者感受到作品強烈的異國情調，令其為之入迷，流連於作品華麗的外表，深陷於作者引人入勝的故事，卻失去了撥開情調、意象的迷霧去追尋掩藏其中的內在實質的意識，忘記了作者並不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蘇童意欲擺脫的具體的歷史背景和故事情節，卻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國讀者的視線，精彩絕倫的故事帶來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導了他們的閱讀。如果真的將《妻妾成群》的故事改為四個機關女職員和一個上司的故事，離開陰沉恐怖的舊宅院和裹足的小腳，也許蘇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會得到更為有力地凸現，會更為有效地傳達給法國讀者，但蘇童在法國的命運也許也將改變了。

《妻妾成群》內在思想性的被忽視是不是意味著蘇童的敘述才華和寫作風格得到了法國讀者充分的肯定？問題似乎並不這么簡單。安妮·居里安在談到法國新小說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時說道：「雖然新小說較晚被翻譯到中國，但它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影響。例如薩羅特、羅伯-格里耶，他們的理論著作和小說都被翻譯成中文，並且得到廣泛討論。像《古典愛情》和《在細雨中呼喊》的作者余華，以及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蘇童，他們在新小說技巧的影響下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打破了敘述的線性，採用多視角的寫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蘇童是一個具有先鋒實驗性質，在敘述技巧上有獨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雖然講述的是一個舊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說的元素，但它並不等同於傳統小說，蘇童有意識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現代性的敘述手法，並創造了獨特的敘事風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對話的標點符號，使得小說人物和敘述融為一體，相互制約相互輔助，在閱讀和感官體味上更為流暢；他採用語言「陌生化」手法，以產生特別的審美感覺和深邃意味，令小說的敘述話語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語言表達範式。同時，他大量使用句號，而不是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感嘆號，以處於零點的情感狀態、盡量不動聲色的態度進行敘述，使讀者的感受不再是從語句中被動地獲得，而是從相關的情景和細節中主動地獲得。作者冷卻了自己的主觀情緒，以不褒不貶的態度敘述一切，退讓出闡釋空間，由讀者在閱讀中獲得了一種能動的判斷。他還大量地運用長段，以控制小說的節奏，小說的敘述語調也變得平緩從容，不動聲色，形成舒緩沉靜的敘述風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譯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與結構被改變，原文中本沒有引號的對話全部加上了引號，多處對話結尾的句號被改換為感嘆號這樣具有明顯感情色彩的標點，原文中很多長段被斷成短段。事實上，由於中法兩種語言的差距較大，將原文中的一些形式進行改變，使之符合法語的表達習慣、易於讀者接受本無可厚非，但進行這種改變需要十分謹慎的態度，因為作者的語言特點、整部作品的風格是與其表達形式密切相關的，上文提到的無引號對話、句號標點及長篇段落可以說直接體現著作者的風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風格的組成部分。但它們卻在翻譯出版過程中流失了，這種流失不論是譯者的選擇還是出版商的選擇，其用意都在於將作品淺析化，減少閱讀障礙，增強作品的可讀性，從而將讀者的閱讀重點指向作品的故事層面。經過這樣的翻譯處理，很難想像蘇童的敘事魅力是否還能較為完整地傳達給法國讀者。

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在法國的出版具有兩種較為明顯的並行不悖的特徵。一是追求具有轟動性的作品，例如獲獎電影的原本小說，或是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能夠刺激法國公眾神經，顛覆西方人對中國的傳統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華的《霸王別姬》、李曉的《門規》，衛慧、棉棉作品的翻譯，這種翻譯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種短期的商業效應，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選擇，而不一定是漢學家的偏好。二是著眼於作家的文學創作品質和創新獨到之處，力求反映中國當代文學特有活力和創造力，例如對先鋒派作家余華、格非、馬原等的譯介，對尋根派作家韓少功等的譯介，這種翻譯較少考慮商業因素，主要著眼於促進法國社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逐步樹立作家的國際聲譽。

應該說蘇童《妻妾成群》的翻譯屬於第一種類型，因此也就不難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譯中，譯者和出版商強化作品中能夠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因素，而忽視在文學審美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敘事手法的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後，作為一個在法國已經獲得商業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國作家，蘇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為第二種出版對象的機會。即使翻譯家希望在翻譯中保留蘇童的敘述特徵，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業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協。《米》的翻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蘇童將對話融於敘述之中，沒有使用引號將其明顯地標示出來，有時會令人難以分辨這些話是出自對話還是人物的內心獨白。英文版保留了這種手法，而遺憾的是法國出版社並沒有這樣做。」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法國出版界、文學界還是普通讀者，對蘇童的印象始於《妻妾成群》中所創造的那個充滿神秘的中國意象的舊宅院和悲劇性的東方女性形象。可以說，《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蘇童在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蘇童被翻譯成法語的作品大都屬於所謂的「新歷史小說」和「婦女系列」，所有關於蘇童作品法譯本的評論和介紹，無一不提到蘇童是《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本的作者。時值2005年，法國出版社寧可選擇蘇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慮蘇童較為新近的《蛇為什麼會飛》這樣的現實題材作品。雖然蘇童也在法國出版了短篇小說自選集，但其影響遠不及《妻妾成群》之後的《紅粉》和《米》。

2004年巴黎圖書沙龍介紹受邀中國作家的手冊上，關於蘇童的條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國公眾對蘇童的印象：「蘇童非常擅長描寫模糊遙遠的歷史，他的小說經常以中華民國和封建時代作為背景。令他名聲鵲起的是描寫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張藝謀搬上銀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筆觸敏感細膩，具有內斂的詩意，傳達出悲劇意味，在苦難、墮落和頹敗的背景上，描繪現代人物和歷史人物復雜、猶疑的精神狀態。」如果說，不通曉中文的法國讀書界和普通讀者對於蘇童的印象來源於他第一部在法國獲得成功的作品，這並無可厚非，那麼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情況相當熟悉的漢學家對蘇童又有怎樣的認識呢？

有中國評論家說：「蘇童是一位善變的作家，他從不願意固定自己的風格，他甚至視風格為一種『陷阱』。從『楓楊樹』、『香椿街』到『婦女樂園』，從歷史到現實，從古典到現代……蘇童的創作視點始終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著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在法國，漢學界對蘇童的認識卻並非如此。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由於蘇童在法國的一炮走紅，使得漢學界與普通法國公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接觸到蘇童，很多漢學家對蘇童的印象也始於《妻妾成群》，從而忽略了蘇童其他類型的創作，例如為蘇童博得中國文學界最初贊揚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蘇童晚近的關注現實的作品。同時，由於蘇童在法國已經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國出版商在出版蘇童作品時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漢學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對蘇童作品有選擇性的出版，在不斷強化《妻妾成群》對讀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時，也對漢學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其只將目光放在蘇童女性題材和歷史題材的作品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米》的法語本譯者諾埃爾·杜特萊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中這樣概括蘇童的創作：「蘇童喜歡將他的小說置於他並不了解的歷史背景中，並且擅長描繪女性形象。」

上文我們提到專攻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蘇童與余華相提並論，指出新小說對他們的影響，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蘇童在敘述層面上的獨特性和文學品質，並不受制於蘇童作品的歷史外衣。但這樣的聲音似乎顯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漢學家執著於蘇童所虛構的歷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這種傾向貫穿了對蘇童《妻妾成群》之後的作品的解讀。以《紅粉》為例，從故事情節上看，蘇童在其中描寫了舊時代妓女秋儀、小萼在新中國成立後幾經沉浮的生活，寫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運悲歌。我們且不論作者寫作的立意究竟是什麼，讓我們來看一看法國漢學家是怎樣進行解讀的。

「在《紅粉》中，蘇童描寫是在1949年後，在共產主義制度剛剛建立的最初階段，兩名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諾埃爾·杜特萊

《中國當代文學愛好者使用概要》:蘇童的小說「以虛構的方式表明了雖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極力禁止，但舊中國的某些東西依然存在，無法被消滅：那就是不符合社會規范的對性的慾望，那種遠不是潔身自好的賢妻良母所應具有的女人的慾望……蘇童筆下的女主人公的腦子里在想些什麼呢？性慾，她們強烈的性慾，似乎為她們畫出了人生的軌跡。毛澤東強調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無別，而這些女人卻費盡心機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靠男人過日子。」

——瑪麗-克萊爾·於奧

《紅粉》法譯本序言：「兩名在解放後被強制改造的妓女，厭棄可以自主，卻失去性生活的辛勞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過日子。這種女性觀是否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彌漫在文學話語里的女性厭惡論同出一轍？至少，這一觀點表現的是對任何形式的烏托邦的拒絕，對舊式小說的永恆真理的認同——直至作者的風格也是如此：男人永遠是男人，女人永遠是女人，金錢永遠是金錢。」

——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綜述》

被帶進勞改營進行改造，只是《紅粉》中情節的一部分，而諾埃爾·杜特萊則把它放大為小說的主要內容，在他的概括下，《紅粉》儼然成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問題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說。瑪麗-克萊爾·於奧則將重點放在了「性慾」兩個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話語中，秋儀、小萼這兩個舊的靈魂在新的生活來臨之際的失重與掙扎，實為「性慾」與壓抑女性慾望的社會制度之間的激烈沖突。而安熱爾·皮諾和伊莎貝拉·拉碧則對作者的女性觀提出了質疑，從作品中讀到的是作者「男性話語霸權」的嫌疑。

蘇童一再強調：「我把女人當成男人來寫。」「我首先關注的是人的問題，人性的問題，人的生存處境，性別特徵是裹在裡面涌現出來的。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然而，這樣的表白無法阻止法國漢學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知識結構的支配下，對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讀。誠然，秋儀和小萼可以是兩個抽象的靈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筆下，她們生活在剛剛解放的中國，她們是妓女，她們有著依附男人的意識，從她們身上就有可能讀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權。如果說這是蘇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不如說這是西方社會最為敏感，最為關注的話語在蘇童作品中的影射。

當漢學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於蘇童作品的經驗層面，忽視作品的隱喻意義，無法跳出蘇童無意中挖掘的歷史陷阱的時候，不難想像法國媒體和普通讀者是否有能力走出這個其實由他們自己編織的中國幻象。讓我們再來看看法國媒體和出版界是怎樣來評價蘇童想要表達「一種不確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處境的不確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細致的描繪，讓我們沉浸在一段想像的中國歷史中。由於出生在歷史被全盤顛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蘇童懷有一種重塑歷史的激情。」

——菲利普·畢基耶出版社網站

「在歷史與虛構之間，蘇童描繪的世界極端殘酷，帶著一點中國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慾色彩。」

——馬賽某書店負責人

「這是一部構思精巧的小說，充滿異國情調，精緻的中國風物俯拾皆是。」

——法國《讀書》雜志

無可否認，這樣的介紹有嘩眾取寵之嫌，強化蘇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商業目的的有意之舉。但從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蘇童的尷尬：作為一個已經走入法國讀者中間，並在法國出版界獲得一席之地的中國作家，蘇童在逐漸擺脫自己文學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國文學系統的進程中，卻不斷地在被強化其文學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國文學、文化系統接納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受制於法國文化定勢，無條件地接受「他者」對「我」的文化定位的過程。

從蘇童身上我們看到，中國電影因其創造的獨特形象，在使法國公眾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起到不容懷疑的作用。但電影在為蘇童吸引了異域關注的目光的同時，也對異域觀者產生了誘導，強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維模式和民族集體想像；對於被接受的作家而言，這並非是一種豐富因素，而是一種固化因素，它對作家完整的、真實的文學形象的樹立產生了阻力。

文學作品所包含的豐富因素為我們提供了多種角度去解讀它，蘇童的小說也不例外，更何況文化的差異，截然不同的接受視野有時會為解讀一部作品、一個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開拓另一種曲徑通幽的可能。然而，我們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國，人們能夠撥開彌漫在蘇童作品之上的或陰郁、或凄婉，充滿誘惑的迷霧，去發現那個為他們所忽視的，也許是一個更本真的蘇童呢？走出了中國的蘇童，什麼時候能夠走出這層迷霧，在更宏大的文學宇宙中得到釋放呢？

⑹ 弗吉尼亞 伍爾夫的短篇小說<Lappin and Lapinova>的中文翻譯

應該是收在A Haunted House, and other short stories這部里,就是<鬧鬼的屋子及其他>,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雅各的房間·鬧鬼的屋子及其他>這本書.找找看.

⑺ 關於寫作 | 短篇小說(Short Story)的套路

在英文文學中，有一種寫作類型叫narrative writing，narrative這個詞的中文意思就是講故事，所以narrative writing可以譯成 記敘文體或敘事文體寫作 。Short Story（短篇小說）和Novel（長篇小說）都屬這種文體。

在中文中，我們習慣把Novel翻譯成「小說」，Story翻譯成「故事」，所以Short Story究竟是翻譯成「短篇小說」好還是「短篇故事」好，也未有定論。由於不同語言本身並沒有完全對等的翻譯，也由於中國文學的小說發展路徑與西方文學小說發展路徑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這種咬文嚼字的細節暫時先放下不提，下文統一口徑稱之短篇小說。

英文文學中的短篇小說是專指 篇幅較短 、圍繞 單一事件 描寫的記敘文體作品。篇幅以一萬詞為最高上限，也有說法認為五千詞是最高上限。

那麼，經典的英文短篇小說有哪些要素呢？簡單地說就是P.A.C.T.S.，加拿大高中老師會讓學生填寫P.A.C.T.S. sheet來分析和理解一篇短篇小說。

故事也好小說也罷，都離不了情節。依據短篇小說的定義，它只有一個中心事件，故事的情節就圍繞著這一個中心事件展開。包括：

一個完整的短篇小說的情節應該包括所有這些要素，使小說的整體走勢呈A字：

講故事要營造一種氛圍，使讀者產生相應的情緒。 氛圍 是作者通過自己的文字傳達出去的，而 情緒 是讀者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所感知的。一篇好的作品，應該是作者能夠讓讀者感受到自己營造的氛圍，並產生相應的情緒。而差的作品則相反，讀者或者感受不到作者營造的氛圍，或者產生跟作者期望的完全不符的情緒。

比如，用自然環境營造氣氛是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手法，晴天代表好心情，陰天代表傷心難過……。並不是說現實生活中晴天白日就不會發生倒霉事，而是說這樣的寫法最接近正常人的心理感知，因為人在心情好的時候就是會感覺氣朗天清。這一方面，托馬斯·哈代是個中高手，可以參考他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對自然的描寫是如何烘托主角的悲喜境遇的。

當然，文學名家可以讓倒霉事發生在大晴天並讓讀者更覺悲摧，但對初級寫手來說，這樣做往往是危險的，會造成讀者在閱讀時情緒混亂，懷疑作者是蛇精病。

曾有人在新年時收到遠方友人一封信：「過去幾個新年，每次我們兩家人都在一起過，朋友歡聚何等愉快。今年你們遠赴他鄉，但不知道怎麼的，我們一點兒也沒覺得難過。」——如果不是知道這哥們永遠詞不達意，這信基本就是絕交信的節奏了。這就是氛圍營造的車禍現場。

不用說，短篇小說必須有人物，而且一般還不止一個人物：一或兩個 主要人物 和幾個 次要人物 。主要人物不能多過兩個，否則就亂套了。

次要人物在整個故事中是不變的 ，做為背景色存在。而隨著情節展開，各方沖突的發展， 主要人物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合乎邏輯的變化過程 ，或者是處境變化，或者是心理變化，或者是情緒變化，等等等等。如果主要人物沒有變化，那將是一個無味的故事，如果次要人物發生變化，那將是一個混亂的主次不分的故事。

主角還應該有一個敵手(Antagonist），就是那個給主角製造麻煩的人或物。敵手可以是另一個主角，也可以是次要角色，還可以是主角自己，甚至還可以是主角身處的社會、自然環境。

在中文語境中，小說與故事最重要的一個區別是：故事只是講述一件事，這件事可能是真實發生的，也可能是想像的，故事 可以 不傳達講述者的任何價值和觀念；而小說則不同， 小說是作者通過一個故事傳達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也是中學時代最恨的「中心思想」。

因此，一篇好的小說應該能讓讀者get到一個「人生道理」。當然每個讀者有自己的人生經驗，所以從同一篇小說中每個讀者get到的人生道理可能不一樣。還是以莫泊桑的《項鏈》為例，中國的高中語文的標准答案是「對資產階級虛榮的生活方式的無情批判」，而加拿大的標准答案有好幾個：做人要誠實（早跟朋友承認項鏈丟了可能就只用賠500法郎不必做十年苦工了）、愛情很堅貞（這敗家老婆都沒家暴她，還借錢幫她還債，絕對是真愛了）……

一般來說，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會在故事的一開始交待清楚，但也並非總是這樣。有時，故事的時間地點會隱藏在故事情節中，比如，看到出租馬車，讀者就大概猜到這起碼是一個世紀以前的故事，提到一周掙七個先令，就能猜出故事發生在英國，而且也是很久以前。

初級寫手可以一開頭交待清楚時間地點，高段位寫手則可以把這些信息在行文中潤物細無聲地傳達出來，和故事情節結合成一個協調的整體。

除了PACTS五大要素，短篇小說還有一大要素Narration & Point of View，英文縮寫成POV。 POV就是指故事是從誰的視角來講述 ，即中文所說的第一人稱敘述和第三人稱敘述。

第一人稱很好理解，整篇故事是「我」「我」「我」，我看、我聽、我動、我說、我想。這種視角最大的限制是，「我」只能知道別人在我面前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但「我」不知道別人想了什麼，也不知道別人在「我」不在場時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除非再有另一個人來告訴「我」）。而這種視角最大的好處是適合初寫者，因為只要寫清楚「我」如何就可以了，別人都是「我」眼中、耳中的映射。

第三人稱是用「他」「她」「它」講故事。第三人稱又細分為 有限制的第三人稱(3rd person view limited) 和 上帝視角第三人稱(3rd person view Omniscient) 。

有限制的第三人稱是用主要人物的視角去寫，故事講述者知道主要人物所做所為所思所想，但對其他人物則所知（寫）不多，這是大部分第三人稱故事使用的講述方式。

上帝視角第三人稱之所以稱為上帝視角，就是指故事講述者知道整個故事所有人的所有行為和思想，是一個全知全覺的存在。具體寫作的例子可以參考簡奧斯汀的小說。這種講述方式是初學者最喜歡用的，因為直接把每個人物的所思所想寫出來交待給讀者簡單易行，比費工費力地描寫人物的行為舉止可省事兒多了。然而這樣寫卻很容易造成行文的混亂，讓讀者在不同人物的不同視角跳來跳去，好像一個初學攝像的人，鏡頭搖來晃去，拍出來的視頻只能讓人頭暈。至於有些初學者以第一人稱寫作卻總是「不小心」鑽到別人的身體里把人家的想法說出來，那就更是笑話了。

這篇文章是根據我在加拿大讀高中英語的課堂筆記整理及個人理解而成，如有錯誤，歡迎指正。

⑻ 小說片段翻譯

我喜歡這些話，這些話都是lovely.They現在正在發生，他們還年輕的話，因為我理解，我的一部分仍然可以發生，並且年輕。

⑼ the painting of ngley hall短篇小說中文翻譯

（1）莫泊桑
著名的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的批判現實主義。 1880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羊脂球」，然後繼續寫了大量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短篇故事的完美結合，贏得了贊譽世界上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大師。他的作品反映了一個廣泛而深入的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現實的一半，無情地暴露出資產階級道德的丑惡，降低社會的「小人物」的同情。科幻小說，生動的描寫，人物語言個性化，布局規則和創造力。短篇小說「羊脂球」，「項鏈」等為代表的小說「人生」，「俊友」（又譯「漂亮朋友」等。

（2）契訶夫 BR>十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劇作家和短篇小說的藝術家。他的早期合作諷刺和揭露親俄國社會的官方數字的丑惡嘴臉下寫的幽默現象欺負，發人深省八十十年中期，他創造了兩個幽默的和悲慘的故事比比皆是，反映了損害是由社區居民在底部的不幸的人生侮辱，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代表性的短篇小說「變色龍」，「苦惱」，「萬卡」，「第六病房「，」套中人「等。

（3）歐亨利
世紀之交美國現實主義著名作家，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入獄虛假三年後搬到紐約，專門從事寫作，他幾乎寫了一個小故事，每周的報紙發表了他的一生創作了近三百短篇小說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小說，對給予揭露和諷刺人類法律，道德的虛偽。代表作長篇小說「白菜與皇帝」，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警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