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海明威的兩篇短篇小說
A. 海明威的書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國小說家。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生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童年似乎沒有創傷。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准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志《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後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後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遊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徵他早年反叛橡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系緊張。
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他珍愛巴哈和莫扎爾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從海明威在橡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斗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了，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適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裡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象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正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志願在義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義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義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他在米蘭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里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裡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侍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並發症的症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民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而濁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范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徵。他已經差不多准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麼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麼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裡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土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一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象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里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隻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奧爾良的雜志《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隻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里（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里，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採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站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這兩本書的許可權。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安徒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慾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緻，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彷彿要想彌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麼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鬆弛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洽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地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裡，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製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象一個狂熱的童子軍。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志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一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諧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麼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瞭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里，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後，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麼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志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軍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斗，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一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鍾戰斗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和凸地戰役。他描述自己大膽勇敢未免誇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動確是更象戰士，不大象記者。他在巴黎效外一個哨所負責巡邏與查問很有成效，為萊克勒克將軍部隊的前進收集情報。德軍反攻期間，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帶冒著很大的生命危險用短武器參加激烈的戰斗。軍人對他的印象比新聞界同業對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氣也許是因為他態度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過分渲染他個人如何率領一支游擊隊組成的小部隊解放旅遊者俱樂部，解放里茲飯店。一群記者控告海明威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戰地記者不得參與戰斗的規定。海明威出庭，經過短短的審問免於判罪，後來還得了銅質星章。戰爭結束時，海明威四十六歲，他給自己畫的飽經戰患而又不屈不撓的老兵形象已經不是鉛筆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陰沉的全身像了。還有什麼呢？海明威通過言論與行動說明自己在生活與藝術方面都要來一個新的開端。他在戰爭的年代裡，只發表了為《下午報》寫的關於中日戰爭的報道，還有為《柯里厄》撰寫的、從歐洲戰區拍回的電訊。現在他籠統聲稱正在寫一部作品，一部關於「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海明威彷彿要加強他的新生感覺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瑪瑟•蓋爾荷恩離婚，並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農場」，隨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妻子瑪麗•威爾什，又是一位記者，明尼蘇達州人。
一九四O年以後海明威一次發表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並不是讀者所期望的重頭作品。一年前他險些死於丹毒。實際起因是塵土進了眼睛，揉後眼睛發炎，可是海明威誇大這件小事，說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鴨子時子彈的一點軟塞進了眼睛。他住院時決定寫這部規模較小的作品。客觀情況改變不了批評界的意見，這部作品受到難聽的攻擊。較溫和的批評家說它「情緒厭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潛力；絕大多數批評家粗暴地攻擊它是顧影自憐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爾上校身上，海明威自傳性質的形象很突出，嘮叨他無法規避的主題——死亡、孤獨、愛情和勇敢——這是他四十年代經驗的具體化。此後，他不斷深入到過去經驗里去，彷彿懷舊能補償藝術上的無能。他從藝術家權充探險家又一次變為追求藝術的冒險家，這個循環過程也就接近結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獵和捕魚的冒險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與瑪麗去非洲作狩獵旅行。他已是滿身傷痕，這一次又遇到飛機連續出事，險些喪命。第一次失事，瑪麗斷了兩根脅骨，海明威肝部與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傷；第二天，飛機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幾次腦震盪，這是最嚴重的一次（機艙著火，門被夾住，海明威用頭把門撞開），外加內傷。雖然他開始倒運，不過還算幸運，在內羅畢醫院養傷時居然能讀到關於自己的訃告。他寫了一篇長篇報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經歷，但發表在《展望》雜志上的只是連續性的兩段二流水平的新聞報道。
捕魚的收獲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爺》雜志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一個古巴漁夫的通訊，現在根據這個素材寫了《老人與海》（1952），補回他在文學上的損失。同時，他得到普立徹獎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能也是《老人與海》幫的忙。這時，他更加使勁地排除通往過去的頑固的障礙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時候他堂到過描寫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寫進另一部《午後之死》里去。成果又是兩段連續性的報道，叫做《危險的夏天》，發表在《生活》雜志上（原稿其餘部分從未發表過），也寫得蒼白無力，讀來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學藝的巴黎。海明威還沒有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就在當年寫下的一大箱札記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術語對他妻子說，他打算「反拍寫傳記，回憶的傳記。」海明威夫婦回到古巴後，對菲德爾•卡德特羅獲得勝利後的形勢把握不住，就離開「瞭望農場」，遷居到愛達荷州克特欽的大型別墅，海明威在那裡加工修改札記。他去世後，瑪麗•海明威在他房間里的一隻藍箱子里發現這份打字稿。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里說：「他一定認為這本書已經完稿，只待編輯加工。」一九六四年，此書出版，題為《流動宴會》。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一定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面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尿病（此病曾經折磨過他父親），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鬱症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做演講，事後寫道他象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進行了二十五次電療來減輕抑憂症。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一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板機一齊扣動。
在《海流中的島嶼》里，海明威的受了傷、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說：「別操心、老兄……你一輩子走的就是這條路。」當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探險滿是死亡的誘惑。但應當記住，海明威對於生活也同樣執著。他在《流動宴會》結束部分寫到巴黎時打過一個比方，這個比方既適用於他自己，也適用於他書中人物的生活：「巴黎總是值得一去，你帶去什麼東西，總會有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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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海明威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乞力馬扎羅的雪》被稱為海明威藝術上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不成其為故事的故事通過睡夢中的和醒時的兩股意識流，相互交叉，相互轉化；充分地描寫了「死」，反復地對「死」的描寫採用象徵手法。 海明威的創作態度十分嚴肅，一貫反復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他喜愛馬克·吐溫並深受其影響。文體清秀、流暢明亮，這也是他語言藝術的風格。然而，最突出反映他創作特色的，還是作品中大多數人物都有頗帶孤獨感的內心獨白，即長篇的心理描寫，實際上也就是後來發展稱為「意識流」的手法。從思想意義上看，他的人物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悲觀主義色彩，反映了他的世界觀的局限。
句子：：「現在，他再也不能寫那些故事，那些他儲存起來，預備在他能寫得更好時要寫的故事」。
C. 海明威簡介
海明威
海明威
1961年7月2日，蜚聲世界文壇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整個世界都為此震驚，人們紛紛嘆息這位巨人的悲劇。美國人民更是悲悼這位美國重要作家的隕落。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1899—1961），美國小說家。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樹園鎮一個醫生的家庭。他的父親酷愛打獵、釣魚等戶外活動，他的母親喜愛文學，這一切都對海明威日後的生活和創作產生了不少的影響。中學畢業後，海明威在美國西南的堪薩斯《星報》當了6個月的實習記者。這家報館要求新聞報道簡捷明快。海明威在《星報》受到了良好的訓練。
康復後的海明威作為加拿大多倫多《星報》的記者常駐巴黎。他對創作懷著濃厚的興趣，一面當記者，一面寫小說。他的創作得到當時著名小說家的鼓勵和指點。在近10年的時間里他出版了許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陽照常升起》。《太陽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說。寫的是像海明威一樣流落在法國的一群美國年輕人。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迷失了前進的方向，戰爭給他們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傷害，他們非常空虛、苦惱和憂郁。他們想有所作為，但戰爭使他們精神迷惘，爾虞我詐的社會又使他們非常反感，他們只能在沉淪中度日，美國作家斯坦因由此稱他們為「迷惘的一代」。這部小說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觀的真實寫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個文學流派因而也被人稱為「迷惘的一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海明威懷著要親臨戰場領略感受戰爭的熱切願望，加入美國紅十字會戰場服務隊，投身義大利戰場。
大戰結束後，海明威被義大利政府授予十字軍功獎章、銀質獎章和勇敢獎章，獲得中尉軍銜。伴隨榮譽的是他身上237處的傷痕和趕不走的惡魔般的戰爭記憶。
1929年，海明威的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和《永別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學的最好作品。小說的主人公享利是個美國青年，他自願來到義大利戰場參戰。在負傷期間，他愛上了英籍女護士凱瑟琳。享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時竟被誤認為是德國間諜而險些被槍斃。他只好跳河逃跑，並決定脫離戰爭。為擺脫憲兵的追捕，享利和凱瑟琳逃到了中立國瑞士。在那裡，他們度過了一段幸福而寧靜的生活。但不久，凱瑟琳死於難產，嬰兒也窒息而亡。享利一個人被孤獨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絕，欲哭無淚。小說在戰爭的背景下描寫了享利和凱瑟琳的愛情，深刻地指出了他們的幸福和愛情是被戰爭推向毀滅的深淵的。
1928年，海明威離開了巴黎，居住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和古巴，過著寧靜的田園生活。他經常去狩獵、捕魚、看鬥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海明威無法再過寧靜的生活了。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奔波於西班牙內戰前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記者隨軍行動，並參加了解放巴黎的戰斗。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海明威立即將自己的遊艇改裝成巡艇，偵察德國潛艇的行動，為消滅敵人提供情報。1944年，海明威隨同美軍去歐洲采訪，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受重傷，但痊癒後仍深入敵後采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獲得一枚銅質獎章。
1940年，海明威發表了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義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作品描寫了主人公美國青年喬頓，他志願參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奉命在一支山區游擊隊的配合下，在指定時間炸毀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橋梁。喬頓炸毀了橋梁，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獨自狙擊敵人，等待他的是死亡。喬頓有高度的正義感和責任心，他因自己能為反法西斯斗爭捐軀而感到光榮和自豪。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創作中思想性最強的作品之一，在相當程度上克服和擺脫了孤獨、迷惘與悲泣的情緒，把個人融入到社會中，表現出為正義事業而獻身的崇高精神。
1952年，海明威發表了中篇小說《老人與海》：老漁夫桑提亞哥在海上連續84天沒有捕到魚。起初，有一個叫曼諾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過了40天還沒有釣到魚，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條船上去了，因為他們認為孩子跟著老頭不會交好運。第85天，老頭兒一清早就把船劃出很遠，他出乎意料地釣到了一條比船還大的馬林魚。老頭兒和這條魚周旋了兩天，終於叉中了它。但受傷的魚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蹤，引來無數鯊魚的爭搶，老人奮力與鯊魚搏鬥，但回到海港時，馬林魚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盡地一頭栽倒在陸地上。孩子來看老頭兒，他認為桑提亞哥沒有被打敗。那天下午，桑提亞哥在茅棚中睡著了，夢中他見到了獅子。「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是桑提亞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與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過桑提亞哥的形象，作者熱情地贊頌了人類面對艱難困苦時所顯示的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備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學會老人的一切「本領」，這象徵著人類這種「打不敗」的精神將代代相傳。
桑提亞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徵：堅強、寬厚、仁慈、充滿愛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場上失敗了，面對不可逆轉的命運，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強者，是「硬漢子」。「硬漢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經常表現的主題，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們在外界巨大的壓力和厄運打擊時，仍然堅強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視死如歸，他們盡管失敗了，卻保持了人的尊嚴和勇氣，有著勝利者的風度。
海明威一生勤奮創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寫作。他寫作時，還有一個常人沒有的習慣，就是站著寫。他說：「我站著寫，而且是一隻腳站著。我採取這種姿勢，使我處於一種緊張狀態，迫使我盡可能簡短地表達我的思想。」
30、40年代，他塑造了擺脫迷惘、悲觀，為人民利益英勇戰斗和無畏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形象《第五縱隊》，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50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亞哥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滅，但就是打不敗他」的「硬漢形象」（代表作《老人與海》1950）。海明威是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
20年代是海明威文學創作的早期，他寫出了《在我們的時代里》、《春潮》、《沒有女人的男人》和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永別了，武器》等作品。這一時期，正值西方世界沉淪為愛略特在社會崩潰背後所看到的荒原時期，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就是寫戰後一群流落歐洲的青年的生活情景以及他們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小說主人公傑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國記者，戰爭毀掉了他的性能力。他愛上了一名英國護士勃瑞特·艾希利，後者也傾心於他，但他們無法結合。
一個美國作家羅伯特·柯恩——一個對生活頗多虛妄與浪漫幻想的人也愛上了勃瑞特，但她並不喜歡他。這一群歷經滄桑的青年，戰後浪跡歐洲大陸，整日無所事事，聚飲、爭吵或毆斗。戰爭奪取了他們的親人，給他們留下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創傷，他們對戰爭極度厭惡，對公理、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懷疑，對人生感到厭倦、迷惘和懊喪。小說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譴責了戰爭，具有反戰色彩。小說因寫了一代人的迷惘而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學流派的代表作。
《永別了，武器》（又譯《戰地春夢》）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他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為主題，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出現的歷史原因，控訴了戰爭毀滅人的理想和幸福，戕害人們的心靈，並使千百萬無辜生因此塗炭。這篇作品顯露了海明威散文風格的基本特色和「現代敘事藝術」。作品故事情節簡單而意境純一，語言朴實無華，句子短小凝練，環境描寫達到情景交融。
40年代，他根據在非洲的見聞和印象寫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馬扎羅山的雪》， 還發表了《法蘭西斯·瑪貝康短暫的幸福》。1932年發表了《午後之死》， 尊奉美國建築師羅德維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趨於精煉，縮短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提出了「冰山原則」，只表現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實、含蓄、耐人尋味。
二戰後，海明威創作進入晚期，其代表作為《老人與海》，由於小說中體現了人在「充滿暴力與死亡的現實世界中」表現出來的勇氣而獲得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原因是：「因為他精通於敘事藝術，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近著《老人與海》中，同時也由於他在當代風格中所發揮的影響。」對於這一贊譽，海明威是當之無愧的。海明威一生的創作在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他以自己的經歷披露了當權者的偽善和現實的殘酷，刻畫了美國年輕一代的迷惘情緒，作品中洋溢著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在探索藝術創作的途徑中使現實主義在開放性的兼容並蓄中獲得了新的光采！
獲獎後的海明威患有多種疾病，給他身心造成極大的痛苦，沒能再創作出很有影響的作品，這使他精神抑鬱，形成了消極悲觀的情緒，終於以自殺這種方式解脫了自己。這也是海明威「硬漢子精神」的一種追求吧。
D. 誰知道海明威
歐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現代美國著名作家,「迷惘的一代」文學流派的重要代 表。他的小說在歐美各國具有廣泛的影響。�
一、 生平與創作
海明威1899年7月21日出生於美國芝加哥市郊橡樹園鎮的一個醫生家庭, 受父親影響,他從小對釣魚、打獵、拳擊等活動產生濃厚興趣。1917年從橡樹園中學畢業後,擔任堪薩斯市《明 星報》見習記者。該報對記者提出的「用短句」、「用生動活潑的語言」進行新聞報導寫作的要求,為他以後簡潔文體風格的形成,創立了良好的開端。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激 烈年月,在狂熱的戰爭宣傳煽動刺激下,年輕的海明威懷著「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負走上戰場,他志願參加紅十字會救護隊,開赴義大利前線,不久因搶救傷員身負重傷。戰爭中的經歷和體驗不僅使他的身體、更使他的心靈受到摧殘,海明威開始對人生感到失望、厭倦,變得迷惘消沉起來。�
戰爭結束後,海明威帶著軍功獎章和滿身傷痕返回家鄉。1921年底又以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報 」記者的身份再次赴歐。他以巴黎為基地,先後到過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土耳其戰爭前線進行采訪。與此同時,他在巴黎結識了旅居歐洲的美國女作家斯泰因和意象派詩人龐德,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文學創作,並成為「迷惘的一代」的重要代表作家。1923年他的第一部作 品集《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出版,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寫作生涯。到20年代末,他相繼出版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1925)、《沒有女人的男人》(1927),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 起》(1926)、《永別了,武器》(1929)等作品 。�
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是使海明威引起文壇注意的第一部作品,小說集圍繞一個 名叫尼克•亞當斯的中心人物展開情節,描寫尼克在青少年及其戰後各個不同時期的性格及其形成原因。尼克的形象帶有作者自傳色彩,是「迷惘的一代」的人物雛形。�
使海明威一舉成名的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這部小說被認為是「迷惘的一代」文學流派的宣言和代表作。它主要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群流 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緒。小說的主人公、美國新聞記者傑克•巴恩斯是「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在歐戰中他負傷失去性生活能力,不能與自己鍾情的女人勃瑞特•艾希利結合。他 感到生活中沒有目標和理想,而嗜酒如命,被一種毀滅感和絕望情緒所吞食。他周圍的一群青年經歷和他大致相同。在戰後的一片精神荒原上,他們都感到巨大的空虛和迷惘,他們厭惡戰 爭、懷疑社會,痛苦到了麻木程度,於是就終日酗酒跳舞,談情說愛,游山垂釣,到鬥牛場上去尋找精神刺激,企圖用這種病態的畸形生活忘卻內心的痛苦。表面上,他們尋歡作樂,但心頭的失落感卻無法消除。小說引女作家斯泰因對海明威等人說的「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的話, 作為扉頁題詞,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小說的實質。通過對巴恩斯等「迷惘的一代」青年的典型塑造,小說揭露了帝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對一代青年的摧殘。�
《沒有女人的男人》是海明威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勇敢剛強的拳擊手、鬥牛士、狩獵者的形象,這就是海明威創作中有名的「硬漢性格」。�
1929年,海明威的優秀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問世,獲得極大成功,使海明威一躍成為具有世界聲譽的著名作家。進入30年代後,海明威還發表了記述他在西班牙觀看鬥牛情景的《午後之死》(1932)、短篇小說集《勝者無所得》(1933)、旅行札記《非洲的青山》(1935) 以及兩篇著名短篇小說《弗朗西斯•麥康勃短促的快樂生活》(1936)、《乞力馬扎羅的雪》 (1936),後兩篇作品的發表,使作者短篇小說的創作達到頂峰。�
總之,海明威的早期創作大都是描寫厭戰、反對西方文明道德和價值觀念的,作品充滿了痛苦的悲觀主義情調。這是海明威和他的同時代人,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憤世嫉俗情緒的反映,也是「迷惘的一代」青年作家創作的共同特點。�
1937年,西班牙爆發內戰,海明威以戰地記者身份前往西班牙,積極投身到反法西斯斗爭中去, 他不僅為西班牙共和派提供資金,還深入前線報導和描寫這場戰爭,留下了《西班牙大地》( 電影腳本,1938)、《第五縱隊》(劇本,1938),《喪鍾為誰而鳴》(1940)等著名佳作。另外, 海明 威還於1937年寫成一部長篇小說《有錢的和沒錢的》。參加西班牙戰爭,改變了海明威對生 活的態度。這些作品表明海明威對戰爭和人生有了新的認識,在政治上他也旗幟鮮明,歌頌為 西班牙人民事業英勇獻身的戰士,聲援、支持共和政府。�
《喪鍾為誰而鳴》(舊譯《戰地鍾聲》),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敘述一個游擊隊員、美國志願兵羅伯特•喬登在一次戰役中為執行炸橋任務而英勇獻身的故事。小說體現了海明威對戰爭和人生的新見解,在海明威全部創作中佔有特殊地位。它不象《永別了,武器》 那樣籠統地反對一切戰爭,而是分清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喬登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想:「我為自己信仰的事業已經戰鬥了一年,我們如果在這里取得勝利,那麼在其它各個 地方都能勝利。」表達了他對反法西斯斗爭必勝的堅強信念,和甘願為正義戰爭獻身的決心 ,從而使作品的反戰主題由消極厭戰發展到支持反法西斯 的正 義戰爭、歌頌為異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英雄,標志著海明威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但是由於西班牙戰爭的失敗,海明威的絕望和悲觀主義情緒在小說中重又出現,使這部作品仍 然籠罩著不能自抑的悲觀氣息。�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海明威作為記者寫了不少戰地報道,並親自參戰,作戰英勇。戰爭結束後,他僑居古巴,除埋頭寫作外,沉溺於釣魚打獵和觀看鬥牛。整個戰後期間,海明威只發表了長篇《過河入林》(1950)、中篇《老人與海》(1952)兩部小說作品。《老人與海》為海明威贏得了巨大聲譽,先後獲得1952年普利策獎、1954年諾貝爾獎,標志著他一生的創作達到了最高峰。�
《老人與海》的情節十分簡單,它描寫一個老漁夫桑提亞哥孤身一人出海遠航捕魚的故事。這篇寓言式故事之所以獲得成功,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出色地塑造了一個超級「硬漢」—— 老漁夫桑提亞哥的形象。老人很背運,連著84天沒有打到一條魚,原先一直跟他打漁的 孩子也因父母之命不再跟他搭夥了,但老人毫不沮喪,第85天孤身再次出海。在遠海上, 他終於釣到一條罕見的大馬林魚,他使出了全部力量,奮戰兩天兩夜,終於將魚制服。可是在 歸途中,一群鯊魚前來搶食,老人已經精疲力盡,但他忍著飢餓傷痛,又同鯊魚展開殊死搏鬥, 魚叉丟了用刀,刀折了用槳把,槳把丟了用舵……。�
桑提亞哥並非所向無敵的英雄,他與鯊魚搏鬥的結局是拖回了一副比他小船還長兩尺的魚骨架,盡管他在與鯊魚的這場斗爭中還是失敗了,但桑提亞哥在精神上卻是個真正的強者,他沒有失去一個硬漢子的風度,沒有向命運屈服。正如老人所說:「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盡管桑提亞哥被戰敗了,但他准備重新投入戰斗, 他最後又夢見了獅子,這正是對未來勝利的嚮往。在老人身上,體現了人的勇氣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是永遠打不敗的精神力量的象徵。�
《老人與海》中廣泛採用了象徵手法,馬林魚象徵著自然的壯觀與偉力,獅子象徵探險精神、青春活力與勇敢,大海象徵變幻無常的社會生活,鯊魚象徵所處世界中的惡勢力,老人則象徵著人類不屈從命運、「不可以被打敗」的硬漢子精神。這則故事的寓意在於表明,現實世界 是殘酷無情的,人免不了失敗的命運,但人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在精神上立於不敗之地。�
1954年,海明威因飛機失事而受傷,晚年健康狀況很壞,使他痛苦不堪。1961年7月2 日早晨, 他用自己心愛的鑲銀雙管獵槍自殺,遺著《海流中的島嶼》(1970),由其夫人整理出版。� 縱觀海明威的一生,他的世界觀基本上是悲觀的,孤獨感與失望感幾乎是貫穿他一切作品的特色,但是他又始終保持著重壓下的優雅風度,面對失敗而頑強堅持人的尊嚴。在藝術上,海明威是個獨具特色的作家。他在創作上提出著名的「冰山理論」,認為文學創作應象漂浮在 海洋中的冰山,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其餘在水下。創作中極力追求一種言簡意賅、言有終意無 窮的效果。他那種簡潔凝練而又含蓄深沉的獨特風格被許多追隨者奉為典範。�
二、《永別了,武器》�
《永別了, 武器》(舊譯《戰地春夢》)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發表於1929年,書名中的「武器」一詞有兩種含義,一指戰爭,二指「懷抱」,暗示著小說的兩個主題:反戰與愛情的死亡。�
小說的情節在1917年義大利—奧地利前線展開。美國中尉亨利原在義大利學建築 ,受戰爭宣傳機器的蠱惑,志願參戰來到義大利前線,充任救護車隊的司機。一次休假歸來後, 在部 隊駐扎的小鎮上,他結識了漂亮的英國籍戰地女護士卡薩玲,他們互有好感,來往密切,但亨利 只把這當作逢場作戲而已。接著亨利負傷被接送到米蘭一家醫院,卡薩玲恰好也被調往那兒,兩人的關系得到進一步發展,雙雙墜入愛河並秘密結婚。在米蘭,他們度過一個愉快的夏天,秋天到了,此時卡薩玲 已懷有3個月的身孕,而亨利卻接到重返前線的命令,兩人不得不悲痛地分手。前線戰事失利,亨利隨部隊撤退途中被戰地警察當作德國奸細抓住,准備就地槍決。他逃入河中,才免於一死。亨利決心實行單獨媾和,退出戰爭。他找到卡薩玲 ,兩人重新團聚。為逃避警察的追捕,他們逃往中立國瑞士,在那 兒過了一段寧靜幸福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長,春天來了,卡薩玲卻因難產而死,孩子也沒有保住,亨利一個人冒雨走回旅館。
《永別了,武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為主題。 同《太陽照常升起》一樣,《永別了,武器》具有強烈的反戰傾向,但它將戰爭由幕後移到了前台,直接反映戰爭本身,反戰主題也明顯前進了一大步。作品以大量筆墨描寫人們強烈的厭戰情緒。從士兵到長官,從傷員到醫護人員,甚至一般平民,幾乎人人都厭惡戰爭,痛 恨戰爭,詛咒戰爭,無不希望戰爭盡早結束。開救護車的司機莊重地對亨利說:「再沒比戰爭更壞的事了」;有的士兵為了逃避戰爭,甚至自殘肢體;那個教士甚至希望軍隊打敗仗。這就從一代人的角度表達了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強烈譴責。同時作品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傳,也進行尖銳揭露,認為戰爭不過是一場以千百萬人的性命為賭注的、統治階級的大賭局而已, 正如亨利告誡他朋友的:「製造戰爭的人,自己用不著上前線,但卻從戰爭中賺取錢財」。作 品通過亨利的內心獨白戳穿帝國主義戰爭宣傳的欺騙性和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我可沒 看到什麼神聖的,所謂光榮的事物,並沒有什麼光榮,所謂犧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牲場,只不過 這 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裝進罐頭,而是掩埋掉罷了。」小說還將亨利與卡薩玲的戀愛作為一條主 線與亨利的戰爭經歷交織起來描寫,通過描寫這種美好的愛情如何一步一步被戰爭毀滅,譴責 戰爭。通過一幅幅戰爭生活畫面的描繪:殘酷的廝殺、陰雨連綿的天氣、野戰醫院 里痛苦的 呻吟等,揭示帝國主義戰爭的殘酷和罪惡,對人類物質、精神文明的摧殘,以及給整整一代人 造成的無法治癒的心理創傷。 然而,不可否認,在《永別了,武器》中,海明威是把戰爭作 為一個籠統、抽象的概念加以反對的,因而小說始終籠罩著一種悲觀失望的情調。�
在《永別了,武器》中,海明威塑造了一位「迷惘的一代」青年的典型——亨利的形象。亨利本是個單純的美國青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滿懷「使命感」志願來到義大利戰場,然而官兵中普遍的厭戰情緒使他深受感染,漸漸地他也變得玩世不恭起來,生活沒有目標,糊里糊 塗地過活,經常跟著別人去賭博、打獵、酗酒、逛妓院。負傷使他得以冷靜地觀察社會、軍 隊生活中的種種怪現象,使他漸漸認識到戰爭不過是一個騙局,而由厭戰發展到譴責戰爭。 他從與卡薩玲愛情中逐漸發現人生的意義,他們期盼著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然而殘酷戰爭卻 不允許他盡情享受愛情的甜蜜,軍人的「義務」促使他又走上流血的戰場。作為軍人,亨利曾幾經生死,然而肉體傷痛並沒有使他與戰爭決裂,而在軍事撤退中差點被同盟軍槍決,卻使他感到死的荒唐與無聊,從而造成他精神支柱的總崩潰。亨利終於徹底看清了戰爭的罪惡本質,最後勇敢地「逃避」了戰爭,永遠告別武器,成了戰爭的叛逆者。亨利對戰爭的態度從志願參加到冷漠、厭惡直至最後訣別的發展過程,典型地反映了一代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飽受愚弄摧殘、走向覺醒的精神歷程。通過這一人物形象,作者對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了譴責。�
小說在藝術上具有以下特色:�象徵手法的運用。小說成功地採用象徵手法,給抽象的思想賦予具體的形象,以起到 突現主題的作用 。如作品用著火木頭上跑的螞蟻象徵人類不可預知、難以避免的命運,以壘球賽象徵資本主 義社會的殘酷,而雨在作品中的出現,總是預示著厄運,幾乎所有災難的場面都伴隨著雨。 如當亨利隨意軍撤退時「大雨傾盆直瀉」;亨利被戰地警察抓住,要就地槍決時「是個漆黑的 雨夜」;他和卡薩玲在夜裡劃船逃往瑞士時,「暴雨抽打著玻璃窗」;卡薩玲難產死在醫院 時, 又是個下雨天……。雨的出現在這部小說中帶來一種強烈的不祥的氣息,是不幸與死亡的象徵。�
殘酷戰爭與熱烈愛情的對照描寫。全書共5卷,從情節發展看,前3卷主要寫戰爭,後2 卷則以愛情為主。小說細致地描寫了男女主人公愛情的朦朧詩意和纏綿之情;但甜蜜幸福的愛情卻被戰爭的陰影籠罩,不時聽到戰場傳來的隆隆炮聲,使人總以為眼前的生活是一場行將破滅的幻夢。作品將殘酷戰爭與熱烈的愛情對照起來描寫,通過愛情被戰爭毀滅的結局,加深了 作品的反戰力量。�
簡潔的文體風格。海明威的創作態度十分嚴謹,極力追求一種簡潔含蓄的文體風格。在小 說結尾的最後一頁,他曾修改39次,才感到滿意。在敘述技巧上,作者採用短小、簡潔的句子,對話和內心獨白都很簡短、含蓄、意味深長。刻劃人物往往只是客觀再現他的外部言行,不加 任何概括和渲染,但卻深刻揭示出他的內心世界。如小說結尾一段寫卡薩玲難產而死,亨利冒雨走回旅館,在亨利感情悲痛之際,作者不費一字寫他的內心,而讀者透過人物本身的動作卻可以想像到亨利當時欲哭無聲的怒傷之情。這種寓不盡之意於言外的寫法和簡潔洗練的語言典型地體現出海明威風格。
E. 海明威的寫作特點
1、海明威有著出色的語言駕馭能力，他常以最簡單的詞彙表達最復雜的內容，用基本詞彙、簡短句式等表達具體含義，用名詞、動詞來揭示事物的本來面目，絲毫無矯揉造作之感。
2、海明威用高度清晰的視覺化語言，將視覺、嗅覺、聽覺等感官印象付諸語言，寫出了事物的形狀、顏色、味道等，以直接的物象表現宇宙與生命。
3、海明威有自己特殊的藝術風格，他強調寫作的客觀性與主題思想的隱晦含蓄，反對作者直接出場對人物進行評說與暗示，他常用含蓄的語言表達復雜的情感，用有限的形式表達無盡的內涵，因而，他的小說在外觀不動聲色，但內在情感卻是豐厚熾熱。
4、從敘事的方式來看，海明威的小說的對話是「展示」，而不是「講述」。它是屬於柏拉圖所區分的「完美模仿」的一種，而不是「純敘事」的那種，它想造成一種程度不同的「模仿錯覺」，就是「詩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說話」，而是某一個人物在說話的假象。
5、從男女關系的主題去分析海明威，不難看出，盡管熱衷於描寫男人的野性與英勇，海明威卻間接表現了他對女人的恐懼與憎恨。
(5)1936年海明威的兩篇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人物影響
海明威被譽為美利堅民族的精神豐碑，並且是「新聞體」小說的創始人，他的筆鋒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
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學生涯從一開始就爭議不斷。無論海明威是作為一位傳奇式人物，還是作為一位作家，他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高超的寫作技巧創造了一種簡潔流暢、清新洗練的文體，凈化了一代的傳統文風，在歐美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聲世界文壇的美國現代小說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寫下了《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鍾為誰而鳴》、《老人與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稱。
F. 海明威1927年離開歐洲後經歷了什麼寫了哪些作品
海明威1927年離開歐洲後，先居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基韋斯特島，後遷至古巴。他常去各處狩獵，還曾登上他的「皮拉爾號」遊艇出海捕魚。30年代上半期他發表的作品有寫西班牙鬥牛的專著《死在午後》（1932），短篇小說集《勝者無所得》（1933），關於在非洲狩獵的札記《非洲的青山》（1935）。在《死在午後》中他總結了他的創作經驗，提出冰山的比喻：「冰山在海里移動很是庄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說明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礎，才能含蓄簡約；在這種情況下，讀者自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1936年，海明威發表他有名的短篇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以現實與幻想交織的意識流手法描寫一個作家臨死之前的反省。
G. 求海明威的簡介和《老人與海》中主人公的簡介
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國小說家。195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新聞體」小說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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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個孩子，他是第二個。他母親讓他練習拉大提琴；他父親教他釣魚和射擊。童年似乎沒有創傷。中學是一九一七屆的，他是一個熱情的、好競爭的標准美國男孩；學習成績好，體育運動全面發展（游泳、足球、射擊，還偷偷地到當地體育館去學拳擊），參加辯論團，學校樂隊里拉大提琴，編輯學校報紙《吊架》，還給文學雜志《書板》投稿，寫短篇小說（已經初具日後成熟的風格的苗頭），寫詩。他有時中途搭別人的車，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獵區打鷺鳥，事後躲藏起來，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評家認為，海明威離家出遊說明他童年過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別外一些批評家看來，則象徵他早年反叛橡樹園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關系緊張。
他父親與母親的興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剋的反應和某種敵對性。姐姐瑪茜琳尼•山福德大他兩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長大，說他父母親「互相篤愛」，但承認他們「常常相互感到厭煩」。他母親格雷絲•霍爾•海明威是公理教會信徒，宗教觀念強（她給四個女兒取了聖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藝術修養的女人，她把家庭環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組織的文化沙龍。他父親克拉倫斯•艾德家茲•海明威是一個傑出的醫生，熱心的、有訓練的運動員，又是一個專業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兒子對於戶外活動的愛好。夏天，他們居住在密執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醫生有時候帶他兒子一起出診，橫過華隆湖到奧傑布華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們經常一起釣魚和打獵。他們關系密切，雖然他父親嚴於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嚴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雙親各自對他的影響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對戶外活動的愛好，作為運動員的訓練和勇敢，從來沒有減退過。他喜歡音樂（雖然討厭學大提琴）和美術，也一如既往。他珍愛巴赫和莫扎特，說他從「研究和聲學與對位法」之中學到寫作方法；又說「我從畫家身上學到的東西同從作家身上學到的東西一樣」。從海明威在橡樹園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現有的材料看來，沒有一點能說明他日後不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們看一看這位自傳性異常突出的作家的創作，就發現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為主人公的、關於那一段時間的故事（《印第安帳篷》、《醫生與醫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結束》、《三天大風》、《戰斗者》與《殺人者》），寫的卻是暴力與恐懼、混亂與失望的主題——還有孤獨；他的同學指出，孤獨與多才多藝是海明威當年最突出之點。
他畢業前兩個月，美國參戰。卡洛斯•倍克爾寫道：「他面臨的幾條路是上大學、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選擇工作。他左眼有毛病（當初訓練拳擊的時候意外傷到了左眼，視力下降，從那以後他左眼的視力再也沒有恢復過），不適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開始進堪薩斯市的《星報》當見習記者，這家報紙是美國當時最好的報紙之一。六個月之中，他采訪醫院和警察局，也從《星報》優秀的編者G•G•威靈頓那裡學到了出色的業務知識。海明威在《星報》頭一次知道，文體像生活一樣必須經過訓練。《星報》有名的風格要求單上印道：「用短句」，「頭一段要短。用生動活潑的語言。正面說，不要反面說。」海明威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學會把寫新聞的規則化成文學的原則。
但是，戰爭的吸引力對海明威越來越大，他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後半月開始這場探險。頭兩個月，他志願在義大利當紅十字會車隊的司機，在前線只呆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後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義大利東北部皮亞維河邊的福薩爾達村，為義大利士兵分發巧克力的時候，被奧地利迫擊炮彈片擊中。他旁邊的一個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個士兵受了重傷。他拖著傷兵到後面去的時候，又被機關槍打中了膝部；他們到達掩護所的時候，傷兵已經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兩百多片碎彈片，左膝蓋被機槍打碎，被迫手術換了一個白金膝蓋。他在米蘭的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動了十幾次手術，大多數彈片都取了出來，還有少數彈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傷的時候，離他十九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說過：「對於作家來說，有戰爭的經驗是難能可貴的。但這種經驗太多了，卻有危害。」摧殘海明威身體的那次炸裂也滲透他腦子里去了，而且影響更長、更深遠。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失眠，黑夜裡整夜睡不著覺。五年之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開燈仍然睡不著。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處處出現。《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柏尼斯，《永別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賭徒、修女和無線電》中的弗萊才先生，《乞力馬扎羅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潔、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個年老的侍者說：「這畢竟只是失眠。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種痛苦的並發症的症狀，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揚對海明威的個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學分析，提出一個論點，說他這次創傷引起的情緒，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復地、著了魔似地搜索這類似的經驗，來驅除那種精神創傷；如果辦不到，他就不斷地通過創作和思考來再現這個事件，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憂慮。
揚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終關心的是藝術，而不是創傷。然而，在局部范圍內，揚的個性學說可以把海明威的為人與他的作品統一起來。而且，對於海明威觀察戰爭，對於這位藝術家，這種學說賦予特殊的意義。《永別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說出色地描述了戰爭在社會、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義，然而，使他的戰爭經驗「難能可貴」的不止是這番描述：它在他心靈上鍛鑄出他對人的命運的看法，這幾乎影響他所有的作品。迫擊炮的碎彈片成了殘酷世界破壞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尋求生存道路、受傷的人類的象徵。他已經差不多准備好，可以把那種生活感受轉化為文學作品了。
他取得紅色英勇勛章之後的五年內，緩慢地卻是目的地為寫作生涯而努力。橡樹園熱情歡迎它的英雄歸來，但是海明威的父母親——尤其是他的母親——感到厭煩，因為這個年輕的除了寫作別無雄心，又極為樂意接受家庭的供養。有一度他為多倫多《每日星報》和《星報周刊》寫特寫。他姐姐瑪茜琳尼寫道，他剛過完二十一歲生日，他母親提出最後通牒：要麼找一個固定的工作，要麼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當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編輯，這是一份宣傳合作投資的機關報。那年冬天，他認識了他在文學界頭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並且通過安徒森，認識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員。同時他認識並愛上了哈德萊•理查孫，她是一位漂亮的紅發女郎，比他大八歲。1921年九月，海明威與哈德萊結婚，在家裡的鄉間別墅度蜜月，接著去多倫多，當了幾個月的特寫記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歐洲，是有空間的時間進行寫作。海明威夫婦決心接受一個駐國外兼職記者的工作。此後兩年，海明威成了《星報》駐歐洲的流動記者，人住在巴黎，兼寫關於日內瓦與洛桑國際會議的報道，包括希土戰爭的簡練的戲劇性電訊。他偶爾寫一點輕松的、但觀察銳利的印象記，內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鬥牛和德國戰後生活。他早期新聞工作的訓練，加上天生愛好簡潔，已經成了一種風格，他現在寫的電報——濃縮、緊湊——使這種風格更為有力。
在此同時，他寫小說，寫詩，想找一個出版商發表他一篇東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直沒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發生一連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著他又感到失望。他憑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紹信，帶著他的作品去見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呂斯路的沙龍是依茲拉•龐德、詹姆斯•喬衰斯和麥多克斯•福德等僑居國外的人的藝術中心。斯泰因喜歡這個年輕人，他派頭簡直像大陸上的人，一雙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勵他當作家，不過勸他應該完全放棄新聞記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練一些：「這里描寫很多，又寫得不十分好。從頭來起，寫得集中一些。」龐德也喜歡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擊，鼓勵他繼續寫詩。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頭一次公開發表作品——一篇只有兩頁的諷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勢》和一首隻有四行的詩《最後》，這首詩是補白，填補威廉•福克納六節詩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奧爾良的雜志《兩面派》把這兩篇作品都發表了，他這番運氣，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幫的忙。
災難發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參加洛桑和平會議的時候。他約定叫哈德萊帶一隻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萊幾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裝在這只箱里（少部分郵寄）。在巴黎的里昂車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車箱里，未加提防，過了一會兒回來，發現箱子不見了。幾年以後，海明威給卡洛斯•倍克爾的信中說道：這件事使他痛苦萬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術，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沒有辦法，只好重起爐灶，這回獲得驚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幾篇作品被刊物採用。哈麗特•蒙羅在《詩歌》（一九二四年一月號）上發表他的一首短詩；瑪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評論》（一九二三年四月）上發表了他六個短篇（共十八個短篇，原擬於次年一月發表，總題為《在我們的時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羅伯特•麥卡門發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詩》（三篇故事是《在密執安》、《我的老頭子》和《不合時宜》）。
雖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卻有現實的障礙。哈德萊懷孕了，兩夫婦幾乎沒有錢。他們同意回多倫多住兩年，掙夠了錢再到巴黎來，到那時候他可以致力於寫作。他們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離開巴黎。約翰•哈德萊（「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婦已經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聖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誤了，因為他得拿出一部分時間來幹活養家。他不去過蒙馬特爾區的游墮生活，吃不飽肚子，這在《流動宴會》里都有記載，但他堅持寫作。正如斯泰因所觀察的，「他十分認真地寫作，想當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許是靠兩位有影響的支持者幫忙。司各特•菲茲傑拉德還沒有認識海明威的時候，艾德蒙•威爾遜已經給他看過海明威的作品，菲茲傑拉德印象很深，並催促斯克利布納公司的麥克斯威爾•珀金斯去約稿。珀金斯寫了信，但因為郵遞方面的錯誤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經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賴特公司二百元的預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發表的早期的速寫，還接受出版公司對於他這兩本書的許可權。
從經濟收入上說，《在我們的時候里》是失敗的，下一本書，即諷刺模擬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敗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倫•泰特、保爾•羅孫匪爾德和路易斯•克羅納伯格等美國重要評論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海明威是美國文壇新出現的聲音。然而，又是菲茲傑拉德對海明威的才能講得最有說服力。菲茲傑拉德在《如何浪費材料——評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擊那些已取得穩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門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認為他們「強調發掘美國的『意義』」，是「不真誠的，因為他們自己身上並沒有這種需要。」菲茲傑拉德說，僑居國外的人倒是有這份好處，能夠為自己形成一種「不會敗壞的風格」，表現凈化了的熱烈感情。菲茲傑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們時代里》為主要的例子，說明這位作家「具有新的氣質」，而且具有上述兩個方面的特點。菲茲傑拉德的文章發表在五月，五個月以後，海明威證實了菲茲傑拉德的贊揚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了《太陽照樣升起》，不到三十歲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評的文學家。作為一位作家第一部長篇小說，銷路不錯，也博得了好評。海明威晚年在《流動宴會》這部書回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間的生活情景時，追憶當時的夢想，刻苦的訓練和災難。夢想是牧歌式的：對哈德萊純潔的愛，巴黎和伏拉爾勃等美好的去處，友人的情誼。刻苦的訓練——把自己寫為一個挨餓的人，渴望成功心切，無情地律己，同時也為了形成自己的文學風格。災難是隨成功接踵而至的夢魔般的現實，它粉碎了夢想，破壞了訓練，只剩下了慾望，放縱和失望。海明威寫這本書的時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劇老年人懷舊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個意義講，也說明海明威終於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時代，正是他作為一個人與作為一個藝術家最為融合的年代。他發表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太陽照樣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永別了，武器》的時候，他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歷，形成他對人類命運的看法和極能表現這種看法的文體風格。雖然他藝術上的發展還沒有結束，但是他後來寫的東西至多是技巧更為精緻，更有光彩，把他已經寫過的主題加以變化罷了。
他此後二、三十年的戲所以能夠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傳奇的軼事之外——在某種程度上講，是由於海明威相當靈活地使自己在群眾中的形象適應時代變化的要求。他個人在群眾中有魅力，正是這個原因——不管是叫「爸爸」這個慈祥的綽號，也不管是叫「冠軍」這個好鬥的稱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內心的戲劇性變化。當他的名聲由細流匯成潮流的時候，他的感覺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滾。在早期作品中，恐懼與美感密切得難解難分：他們只能通過極為含蓄的感覺傳達出來。藝術家駕馭了人的形象。在後期作品中，受壓抑感情的細微之處常常寫得過火，幾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內心戲劇性的力量正在於此。因為，海明威彷彿要想彌補藝術上的失敗，在生活上作出過度的反應。他在現實世界中的行動仍然反映出他關心悲劇性的經驗，迫切需要對抗含有敵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於英雄的氣概太顯眼、太堅決，人物的行動寫得過分明顯。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厭煩的地步。如果說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藝術上探險，那麼到了三、四十年代這個藝術家本人成了冒險家。他對人生的看法沒有改變，只是藝術的工夫鬆弛了。
在《太陽照樣升起》出版、《永別了，武器》未出版之間，海明威同哈德萊離了婚，與當過《時尚》時裝式樣編輯的保琳•帕發費結婚，他們回到美國，定居在基維斯島，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並發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寫《永別了，武器》初稿的時候，保琳生下他們第一個孩子（她一共生了兩個兒子）；他修改初稿時，得知消息：他父親得了糖尿病，又因經濟困難自殺，用的是他自己父親內戰時用過的手槍。二十年以後，海明威在插圖本《永別了，武器》的序言中回憶道：「那一年有好的時光和壞的時光，」但又說他當時「生活在書里」，「比我任何時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經濟富裕，婚姻美滿，到處冒險。這些年裡，他到懷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鴨，打麋子，到非洲獵大動物，登上定製的「皮拉爾」號遊艇到基維斯島和別米尼島外捕魚。這些年頭正值大蕭條時期。國家因經濟危機弄得情緒低落，但海明威卻更像一個狂熱的童子軍。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他給《老爺》雜志寫了二十三篇生動但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章，描寫狩獵和捕魚，這給大蕭條期間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精神避難所。他們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強壯的身軀上看到背運時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練的對話表現了典型的「重壓下的優美風度」。他這些年來發表的兩部非小說的作品加強了這個形象。一部是《午後之死》（1932），稱頌鬥牛的儀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寫一次狩獵旅行，預演人與野獸的悲劇，但幾乎聲嘶力竭地歌頌人類勇氣的尊嚴。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說相對地說寫得比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發表了兩部小說，三十五個短篇，一部楷模作品，一些詩，外加相當數量的通訊報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產生的主要作品是《勝者無所得》（1933），一個短篇小說集，收入十四個短篇小說。一九三六年，他發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說之一《乞力馬扎羅的雪》，主人公是一個作家，因寫不出「他該寫」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從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藝術家海明威還是當他的冒險家，只是改變了裝束。從《有的和沒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話——「一個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開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犧牲了他們的私事，轉向世界危機所引起的集體的責任。至少從表面上看來，大蕭條與西班牙內戰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長期以來認為作家的主要任務是「直接地真誠地寫人」，「誰要是把政治當作出路，誰就在騙人。」左翼批評家一向嘲笑他們心目中的海明威耽樂的孤立主義，現在歡迎他的轉變。其實，海明威在他的小說創作里並沒有向左轉，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險，孤獨，結果是死胡同。他們重新進入世界，因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們雖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員。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參加什麼戰爭，統統成了他的戰爭，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條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義是北極美報業聯盟記者，他卻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觀者。他借債為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買救護軍，在美國第二屆全國作家會議上發言攻擊法西斯主義，協助拍攝親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發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長戲《第五縱隊》，描寫這場沖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區「瞭望農場」購買了一份地產，就在地產山頂的房子里，創作關於法西斯主義、民主和個人的長篇小說《喪鍾為誰而鳴》。
小說出版幾天後，保琳•帕發弗以「遺棄」為理由同他離婚。一個星期之內，海明威娶第三個妻子瑪瑟•蓋爾荷恩，她是聖路易市人，小說家、記者，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後頭兩年，他們去中國當戰地記者，海明威為現已停刊的紐約報紙《下午報》撰寫報道。海明威在這些報道中認為：日本、英國與美國之間不大會爆發戰爭，但不是不可能發生。他有預見，指出如果日本進攻美國在太平洋或東南亞的基地，那麼戰爭不可避免。
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雜志作為沒有軍籍記者派往巴頓將軍的第三軍為止這段時間內，海明威駕馭「皮拉爾號」——由政府出錢配上通訊與爆破設施——巡邏海上，成了一艘偽裝的反潛艇的兵艦。雖然「皮拉爾號」沒有遇上潛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備命令自己在指揮塔上扔手榴彈和燃燒彈），海明威的報告可能幫助了海軍偵察到一些潛水艇的方位並把它們炸沉，海明威因這些功績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國同皇家空軍協作，幾次坐飛機參加戰斗，沒有受傷，但在倫敦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他頭部與膝部受傷。幾家報紙登出他的訃告，但不久，在聯軍登陸那一天，在諾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灘上海明威觀看了幾分鍾戰斗才回到船上。
他雖然名義上屬於巴頓將軍的軍隊，卻同第一軍第四步兵師一起行動，參加解放巴黎的戰斗和凸地戰役。他描述自己大膽勇敢未免誇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動確是更像戰士，不大像記者。他在巴黎郊外一個哨所負責巡邏與查問很有成效，為萊克勒克將軍部隊的前進收集情報。德軍反攻期間，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帶冒著很大的生命危險用短武器參加激烈的戰斗。軍人對他的印象比新聞界同業對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氣也許是因為他態度傲慢，也許是因為他過分渲染他個人如何率領一支游擊隊組成的小部隊解放旅遊者俱樂部，解放里茲飯店。一群記者控告海明威違反日內瓦會議關於戰地記者不得參與戰斗的規定。海明威出庭，經過短短的審問免於判罪，後來還得了銅質星章。戰爭結束時，海明威四十六歲，他給自己畫的飽經戰患而又不屈不撓的老兵形象已經不是鉛筆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陰沉的全身像了。還有什麼呢？海明威通過言論與行動說明自己在生活與藝術方面都要來一個新的開端。他在戰爭的年代裡，只發表了為《下午報》寫的關於中日戰爭的報道，還有為《柯里厄》撰寫的、從歐洲戰區拍回的電訊。現在他籠統聲稱正在寫一部作品，一部關於「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海明威彷彿要加強他的新生感覺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瑪瑟•蓋爾荷恩離婚，並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農場」，隨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妻子瑪麗•威爾什，又是一位記者，明尼蘇達州人。
一九四O年以後海明威一次發表了長篇小說《過河入林》（1950），並不是讀者所期望的重頭作品。一年前他險些死於丹毒。實際起因是塵土進了眼睛，揉後眼睛發炎，可是海明威誇大這件小事，說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鴨子時子彈的一點軟塞進了眼睛。他住院時決定寫這部規模較小的作品。客觀情況改變不了批評界的意見，這部作品受到難聽的攻擊。較溫和的批評家說它「情緒厭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潛力；絕大多數批評家粗暴地攻擊它是顧影自憐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爾上校身上，海明威自傳性質的形象很突出，嘮叨他無法規避的主題——死亡、孤獨、愛情和勇敢——這是他四十年代經驗的具體化。此後，他不斷深入到過去經驗里去，彷彿懷舊能補償藝術上的無能。他從藝術家權充探險家又一次變為追求藝術的冒險家，這個循環過程也就接近結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獵和捕魚的冒險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與瑪麗去非洲作狩獵旅行。他已是滿身傷痕，這一次又遇到飛機連續出事，險些喪命。第一次失事，瑪麗斷了兩根脅骨，海明威肝部與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傷；第二天，飛機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幾次腦震盪，這是最嚴重的一次（機艙著火，門被夾住，海明威用頭把門撞開），外加內傷。雖然他開始倒運，不過還算幸運，在內羅畢醫院養傷時居然能讀到關於自己的訃告（海明威是唯一一個在有生之年見到自己訃告的著名作家）。他寫了一篇長篇報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經歷，但發表在《展望》雜志上的只是連續性的兩段二流水平的新聞報道。
捕魚的收獲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爺》雜志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一個古巴漁夫的通訊，現在根據這個素材寫了《老人與海》（1952），補回他在文學上的損失。同時，他得到普立徹獎金，一九五四年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能也是《老人與海》幫的忙。這時，他更加使勁地排除通往過去的頑固的障礙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時候他曾將描寫鬥牛士安東尼•奧多涅斯與路易斯•多明奎之間的競爭寫進另一部《午後之死》里去。成果又是兩段連續性的報道，叫做《危險的夏天》，發表在《生活》雜志上（原稿其餘部分從未發表過），也寫得蒼白無力，讀來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學藝的巴黎。海明威還沒有從西班牙回來的時候，就在當年寫下的一大箱札記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術語對他妻子說，他打算「反拍寫傳記，回憶的傳記。」海明威夫婦回到古巴後，對菲德爾•卡德特羅獲得勝利後的形勢把握不住，就離開「瞭望農場」，遷居到愛達荷州克特欽的大型別墅，海明威在那裡加工修改札記。他去世後，瑪麗•海明威在他房間里的一隻藍箱子里發現這份打字稿。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里說：「他一定認為這本書已經完稿，只待編輯加工。」一九六四年，此書出版，題為《流動宴會》。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寫作的熱情一定使他極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為衰弱，高大的身軀萎縮下來了，面容憔悴，忍著痛苦。他住在梅約療養院時，診斷結果不妙：高血壓，可能還有糖尿病（此病曾經折磨過他父親），而且鐵質代謝紊亂，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幾乎說不清楚話，焦慮，抑鬱症很嚴重——賽摩•貝茨基與萊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訪過他，想請他到蒙大拿大學去做演講，事後寫道他像個「沒有主意的小學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進行了二十五次電療來減輕抑憂症。他在梅約療養院住了一個月，剛剛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銀子鑲嵌的獵槍的槍口放在嘴角，兩個扳機一齊扣動。
在《海流中的島嶼》里，海明威的受了傷、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說：「別操心、老兄……你一輩子走的就是這條路。」當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探險滿是死亡的誘惑。但應當記住，海明威對於生活也同樣執著。他在《流動宴會》結束部分寫到巴黎時打過一個比方，這個比方既適用於他自己，也適用於他書中人物的生活：「巴黎總是值得一去，你帶去什麼東西，總會有報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