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召兒短篇小說
Ⅰ 孫犁鞦韆主要內容
這篇小說主要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一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戰爭、土地改革、勞動生產、互助合作以及移風易俗的生活情景。
吳召兒帶領八路軍轉到山裡打游擊,她熟悉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八路軍有她當向導如魚得水,游韌有餘。秀梅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從偽軍手中奪下槍枝,表現了一個抗日軍屬的高風亮節。
劉蘭作為一個八路軍護士對革命軍人用情之深也很見光彩,她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就是對病人盡職盡責,噓寒問暖,有空就給病人唱歌講故事,用自己的熱情和善良療救著每一個傷病員。
擴展內容:
《鞦韆》是《白洋淀紀事》里的一篇小說。《白洋淀紀事》是作家孫犁的集大成之作。作為一本描寫抗日時期的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並與當地地主等惡勢力進行斗爭的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收錄了其從1939年到1950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其中包括《荷花澱》《蘆花盪》《囑咐》《采蒲台的葦》《鞦韆》 等篇。
文中充分表現出了戰爭年代民眾對幸福和安寧的嚮往。孫犁通過對白洋淀人民生活的描寫,從而用無邪的文字勾畫出時代的未來,用文學之美來表達普通人的心願。
孫犁1913-2002, 現代小說家、散文家。原名孫樹勛,河北安平縣人。 孫犁一生筆耕不輟,是中國解放區文藝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作品特點熔寫景、抒情於一爐,充滿詩情畫意被稱作「詩體小說」。
從1939年到1950年,作者在抗日時期同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並與當地地主等惡勢力進行斗爭,寫下了這些小說散文性質的文集。
Ⅱ 《白洋淀紀事》的主要內容,以「這本書主要講了……」開頭
這本書主要講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回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一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戰爭、土地改革、勞動生產、互助合作以及移風易俗的生活情境。
在《白洋淀紀事》中,孫犁通過對白洋淀人民生活的描寫,從而用無邪的文字勾畫出時代的未來,用文學之美來表達普通人的心願。文中充分表現出了戰爭年代民眾對幸福和安寧的嚮往。
(2)吳召兒短篇小說擴展閱讀:
《白洋淀紀事》是孫犁的集大成之作,收錄了其從1939年到1950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和散文,《白洋淀紀事》以抗日戰爭時期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為背景。
用樂觀從容的態度描摹時代的風雲變幻,以親切輕柔的筆調表現戰爭的嚴酷和生活的艱難,以豐富多彩的筆觸描繪人物,尤其是女性們勤勞、善良、聰明、勇敢的美好品質和崇高的精神世界。
Ⅲ 孫犁《吳召兒》的主要內容
吳召兒是孫梨筆下的小說《吳召兒》中的抗日女性形象。
吳召兒2008-08-27 05:28得 勝 回 頭
這兩年生活好些,卻常常想起那幾年的艱苦。那幾年,我們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親求人寫來的信。她聽見我們吃樹葉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擔心焦急。其實她哪裡知道,我們冬天打一捆白草鋪在炕上,把腿伸在襖袖裡,同志們擠在一塊兒,是睡得多麼暖和!她也不知道,我們在那山溝里沙地上,採摘楊柳的嫩葉,是多麼熱鬧和快活。這一切,老年人想像不來,總以為我們像度荒年一樣,整天愁眉苦臉呢!
那幾年吃得壞,穿得薄,工作得很起勁。先說抽煙吧:要老鄉點蘭花煙和上些芝麻葉,大家分頭卷好,再請一位有把握的同志去擦洋火。大夥圍起來,遮住風,為的是這惟一的火種不要被風吹滅。然後先有一個人小心翼翼地抽著,大家就歡樂起來。要說是寫文章,能找到一張白報紙,能找到一個墨水瓶,那就很滿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寫,也可以坐在河邊石頭上寫。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經為一個不漏水的墨水瓶紅過臉嗎?有過。這不算什麼,要是像今天,好墨水,車載斗量,就不再會為一個空瓶子爭吵了。關於行軍,就不用說從阜平到王快鎮那一段討厭的沙石路,叫人進一步退半步;不用說雁北那趟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滑踏石,轉不盡的陰山背後;就是兩界峰的柿子,插箭嶺的風雪,洪子店的豆腐,雁門關外的辣椒雜面,也使人留戀想念。還有會餐:半月以前就做精神准備,事到臨頭,還得拼著一場瘧子,情願吃得上吐下瀉,也得弄它個碗凈鍋干;哪怕吃過飯再去爬山呢!是誰偷過老鄉的辣椒下飯,是誰用手榴彈爆炸河潭的小魚?哪個小組集資買了一頭蒜,哪個小組煮了狗肉大設宴席?
留在記憶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財寶。下面寫的是在阜平三將台小村莊我的一段親身經歷,其中都是真人真事。
民校
我們的機關搬到三將台,是個秋天,棗兒正紅,蘆葦正吐花。這是阜平東南一個小村莊,距離有名的大鎮康家峪不過二里路。我們來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馬圈全住上,當天就劈柴做飯,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鄉生活在一塊兒了。
那時我們很注意民運工作。由我去組織民校識字班,有男子組,有婦女組。且說婦女組,組織得很順利,第一天開學就全到齊,規規矩矩,直到散學才走。可是第二天就都抱了孩子來,第三天就在課堂上納起鞋底,捻起線來。
識字班的課程第一是唱歌,歌唱會了,剩下的時間就碰球。山溝的青年婦女們,碰起球來,真是熱烈,整個村子被歡笑聲浮了起來。
我想得正規一下,不到9月,我就給她們上大課了。講軍民關系,講抗日故事,寫了點名冊,發了篇子。可是因為座位不定,上了好幾次課,我也沒記清誰叫什麼。有一天,我翻著點名冊,隨便叫了一個名字:
「吳召兒!」
我聽見嗤的一聲笑了。抬頭一看,在人群末尾,靠著一根白楊木柱子,站起一個女孩。她正在背後掩藏一件什麼東西,好像是個假手榴彈,坐在一處的女孩子們望著她笑。她紅著臉轉過身來,笑著問我:
「念書嗎?」
「對!你念念頭一段,聲音大點兒。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來,兩手捧著書,低下頭去。我正要催她,她就念開了,書念得非常熟快動聽。就是她這認真的念書態度和聲音,不知怎樣一下就印進了我的記憶。下課回來,走過那條小河,我聽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聽見的那緊張激動的水流的聲響,聽到在這山草衰白柿葉霜紅的山地,還沒有飛走的一隻黃鸝的叫喚。
向導
11月,老鄉們披上羊皮衣,我們「反掃盪〔反掃盪〕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軍對敵後根據地實行「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稱為「掃盪」。於是,就有了敵後根據地軍民的「反掃盪」斗爭。」了。我當了一個小組長,村長給我們分配了向導,指示了打游擊的地勢。別的組都集合起來出發了,我們的向導老不來。我在沙灘上轉來轉去,看看太陽就要下山,很是著急。
聽說敵人已經到了平陽,到這個時候,就是大聲呼喊也不容許。我跑到村長家裡去,找不見,回頭又跑出來,才在山坡上一家門口遇見他。村長散披著黑羊皮襖,也是跑得呼哧呼哧,看見我就笑著說:
「男的分配完了,給你找了一個女的!」
「怎麼搞的呀?村長!」我急了,「女的能辦事嗎?」
「能辦事!」村長笑著,「一樣能完成任務,是一個女自衛隊的隊員!」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裡呀?」我說。
「就來,就來!」村長又跑進那大門里去。
一個女孩子跟著他跑出來。穿著一件紅棉襖,一個新鮮的白色掛包,斜在她的腰裡,裝著三顆手榴彈。
「真是,」村長也在抱怨,「這是『反掃盪』呀,又不是到區里驗操,也要換換衣裳!紅的目標大呀!」
「盡是夜間活動,紅不紅怕什麼呀,我沒有別的衣服,就是這一件。」女孩子笑著,「走吧,同志!」說著就跑下坡去。
「路線記住了沒有?」村長站在山坡上問。
「記下了,記下了!」女孩子嚷著。
「別這么大聲怪叫嘛!」村長說。
我趕緊下去帶隊伍。女孩子站在小河路口上還在整理她的掛包,望望我來了,她一跳兩跳就過了河。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問她:
「我們先到哪裡?」
「先到神仙山!」她回過頭來一笑,這時我才認出她就是那個吳召兒。
神仙山
神仙山也叫大黑山,是阜平最高最險的山峰。前幾天,我到山下打過白草;吳召兒領導的,卻不是那條路,她領我們走的是東山坡一條小路。靠這一帶山坡,溝里滿是棗樹,棗葉黃了,飄落著,樹尖上還留著不少的棗兒,經過風霜,紅得越發鮮艷。吳召兒問我:
「你帶的什麼干糧?」
「小米炒麵!」
「我嘗嘗你的炒麵。」
我一邊走著,一邊解開小米袋的頭,她伸過手來接了一把,放到嘴裡,另一隻手從口袋裡掏出一把紅棗送給我。
「你吃棗兒!」她說,「你們跟著我,有個好處。」
「有什麼好處?」我笑著問。
「保險不會叫你們挨餓。」
「你能夠保這個險?」我也笑著問,「你口袋裡能裝多少紅棗,二百斤嗎?」
「我們走到哪裡,吃到哪裡。」她說。
「就怕找不到吃喝呢!」我說。
「到處是吃喝!」她說,「你看前頭樹上那顆棗兒多麼大!」
我抬頭一望,她飛起一塊石頭,那顆棗兒就落在前面地下了。
「到了神仙山,我有親戚。」她撿起那顆棗兒,放到嘴裡去,「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們到了,我叫她給你們熬著吃個飽吧!」
在這個時候,一頓倭瓜,也是一種鼓勵。這鼓勵還包括:到了那裡,我們就有個住處,有個地方躺一躺,有個老鄉親切地和我們說說話。
天黑的時候,我們才到了神仙山的腳下。一望這座山,我們的腿都軟了,我們不知道它有多麼高;它黑得怕人,高得怕人,危險得怕人,像一間房子那樣大的石頭,橫一個豎一個,亂七八糟地躺著。一個頂一個,一個壓一個,我們擔心,一步登錯,一個石頭滾下來,整個山就會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她帶領我們往上爬,我們攀著石頭的稜角,身上出了汗,一個跟不上一個,拉了很遠。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頭上望著我們笑,像是在這亂石山中,突然開出一朵紅花,浮起一片彩雲來。
我努力跟上去,肚裡有些餓。等我爬到山半腰,實在走不動,找見一塊平放的石頭,就倒了下來,喘息了好一會兒,才能睜開眼:天大黑了,天上已經出了星星。她坐在我的身邊,把紅棗送到我嘴裡說:
「吃點東西就有勁了。誰知道你們這樣不行!」
「我們就在這里過一夜吧!」我說,「我的同志們恐怕都不行了。」
「不能。」她說,「就快到頂上了,只有頂上才保險。你看那上面點起燈來的,就是我姑家。」
我望到頂上去。那和天平齊的地方,有一點紅紅的搖動的光;那光不是她指出,不能同星星分別開。望見這個光,我們都有了勇氣,有了力量,它強烈地吸引著我們前進,到它那裡去。
姑家
北斗星轉下山去,我們才到了她的姑家。夜深了,這樣高的山上,冷風吹著汗濕透的衣服,我們都打著牙噤。鑽過了扁豆架、倭瓜棚,她尖聲嬌氣叫醒了姑。老婆子費了好大工夫才穿好衣裳開開門。一開門,就有一股暖氣,撲到我們身上來,沒等到人家讓,我們就擠到屋裡去,那小小的屋裡,簡直站不開我們這一組人。人家剛一讓我們上炕,有好幾個已經爬上去躺下來了。
「這都是我們的同志。」吳召兒大聲對她姑說,「快給他們點火做飯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燈上取著火,就往鍋里添水。一邊仰著頭問:
「下邊又『掃盪』了嗎?」
「又『掃盪』了。」吳召兒笑著回答,她很高興她姑能說新名詞,「姑!我們給他們熬倭瓜吃吧!」她從炕頭抱下一個大的來。
姑笑著說:「好孩子,今年摘下來的頂數這個大,我說過幾天叫你姑父給你送去呢!」
「不用送去,我來吃它了!」吳召兒抓過刀來把瓜剖開,「留著這瓜子炒著吃。」
吃過了香的、甜的、熱的倭瓜,我們都有了精神,熱炕一直熱到我們的心裡。吳召兒和她姑睡在鍋台上,姑侄倆說不完的話。
「你爹給你買的新襖?」姑問。
「他哪裡有錢,是我給軍隊上納鞋底掙了錢換的。」
「念書了沒有?」
「念了,炕上就是我的老師。」
截擊
第二天,我們在這高山頂上休息了一天。我們從小屋裡走出來,看了看吳召兒姑家的庄園。這個庄園,在高山的背後,只在太陽剛升上來,這里才能見到光亮,很快就又陰暗下來。東北角上一窪小小的泉水,冒著水花,沒有聲響;一條小小的溪流繞著山根流,也沒有聲響,水大部分滲透到沙土裡去了。這里種著像炕那樣大的一塊玉蜀黍,像鍋台那樣大的一塊土豆,周圍是扁豆,十幾棵倭瓜蔓,就奔著高山爬上去了!在這樣高的黑石山上,找塊能種莊稼的泥土是這樣難,種地的人就小心整齊地用石塊把地包鑲起來,恐怕雨水把泥土沖下去。奇怪!在這樣少見陽光、陰濕寒冷的地方,莊稼長得那樣青翠,那樣堅實。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綠得發黑,像說梅花調用的鐵響板。
吳召兒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濕木棍:
「我一個人送一把拐杖,黑夜裡,它就是我們的眼睛!」
她用一把鋒利明亮的小刀,給我們修著棍子。這是一種山桃木,包皮是紫紅色,好像上了油漆;這木頭硬得像鐵一樣,打在石頭上,發出銅的聲音。
這半天,我們過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記了「反掃盪」。
當我們正要做下午飯,一個披著破舊黑山羊長毛皮襖,手裡提著一根粗鐵棍的老漢進來了;吳召兒趕著他叫聲姑父,老漢說:
「昨天,我就看見你們上山來了。」
「你在哪兒看見我們上來呀?」吳召兒笑著問。
「在羊圈裡,我喊你來著,你沒聽見!」老漢望著內侄女笑,「我來給你們報信,山下有了鬼子,聽說要搜山呢!」
吳召兒說:「這么高山,鬼子敢上來嗎?我們還有手榴彈呢!」
老漢說:「這幾年,這個地方目標大了,鬼子真要上來了,我們就不好走動。」
這樣,每天黎明,吳召兒就把我喚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頂上去放哨。山頂不好爬,又危險,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頂上有一丈見方的一塊平石,長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沖洗得光亮又滑潤。我們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們覺得飄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從山頂可以看見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幾里、幾十里的大小村鎮全可以看清楚。這一夜下起大雨來,雨下得那樣暴,在這樣高的山上,我們覺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風狂吹著,那塊大平石也像要被風吹走。
吳召兒緊拉著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還是野獸在那裡鋪好了一層軟軟的白草。我們緊擠著躺在下面,聽到四下里山洪暴發的聲音,雨水像瀑布一樣,從平石上流下,我們像鑽進了水簾洞。吳召兒說:
「這是暴雨,一會兒就晴的,你害怕嗎?」
「要是我一個人我就怕了,」我說,「你害怕吧?」
「我一點兒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見這樣的暴雨,今天更不會害怕。」吳召兒說。
「為什麼?」
「領來你們這一群人,身上負著很大的責任呀,我也顧不得怕了。」
她的話,像她那天在識字班裡念書一樣認真,她的話同雷雨閃電一同響著,響在天空,落在地下,永遠記在我的心裡。
一清早我們就看見從鄧家店起,一路的村莊,都在著火冒煙。我們看見敵人像一條蟲,在山脊樑上往這里爬行。一路不斷響槍,那是各村伏在山溝里的游擊組。吳召兒說:
「今年,敵人不敢走山溝了,怕游擊隊。可是走山樑,你就算保險了?兔崽子們!」
敵人的目標,顯然是在這個山上。他們從吳召兒姑父的羊圈那裡翻下,轉到大黑山來。我們看見老漢倉皇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個人登著亂石往山坡上逃。吳召兒把身上的手榴彈全拉開弦,跳起來說: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帶你們轉移,我去截兔崽子們一下。」她在那亂石堆中,跳上跳下奔著敵人的進路跑去。
我喊:
「紅棉襖不行啊!」
「我要偽裝起來!」吳召兒笑著,一轉眼的工夫,她已經把棉襖翻過來。棉襖是白里子,這樣一來,她就活像一隻逃散的黑頭的小白山羊了。一隻聰明的、熱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亂石尖上跳躍著前進。那翻在裡面的紅棉襖,還不斷被風吹卷,像從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後。
當我們集合起來,從後山上跑下,來不及脫鞋襪,就跳入山下那條激盪的大河的時候,聽到了吳召兒在山前連續投擊的手榴彈爆炸的聲音。
聯想
不知她現在怎樣了。我能斷定,她的生活和歷史會在我們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關於晉察冀,我們在那裡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們吃不下飯的時候,送來一碗爛酸菜;在我們病重行走不動的時候,替我們背上了行囊;在戰斗的深冬的夜晚,給我們打開門,把熱炕讓給我們的大伯大娘們,我們都是忘記不了的。
1949年11月
《吳召兒》這篇小說中,對吳召兒這個形象的觀察就只是抓住了特別打動人的幾個瞬間:反掃盪開始,村長派吳召兒給「我」當向導,在兵荒馬亂中她居然從容不迫地換上一件紅棉襖,在爬山途中盡管山「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險的怕人」吳召兒卻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頭上望著我們笑,像是在這亂石山上突然開出一朵紅花,浮起一片彩雲來」,當一大批敵人包圍了大山,吳召兒毫不猶豫地迎上去,把棉襖翻過來她就象一隻逃散的黑頭的小白山羊登在亂石尖上跳躍著前進,那翻在裡面的紅棉襖還在不斷被風吹著象從她身上撒出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上,——盡管只是幾個瞬間,描寫對象外在、內在的美,與作者主觀感情上對美的贊賞,完全融為一體了。作者抓住人物思想性格最主要最特殊的部分,「強調它,突出它,更多的提出它,用重筆描寫它使它鮮明起來,凸現起來,發射亮光,照人眼目。」讓讀者通過這樣一個鮮亮的環節,抓住整條鏈接,看到全部的生活,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其他部分,非主要特點不鮮明的部分,則堅決的舍棄,已達到單純與完整的統一,同時在客觀形象中傾注了作家的主觀情感,在某種程度上,作家寫人也是在寫自己,達到主客體的完美融合。
Ⅳ 白洋淀紀事的作者簡介
期末復習名著——《白洋淀紀事》
一、作品簡介:
《白洋淀紀事》是孫犁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小說、散文選集,曾被評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包括作者從1939年到1950年所寫的絕大部分短篇小說、散文、特寫、通訊等,其中共收錄短篇作品近百篇,按時間先後順序編排,《荷花澱》與《蘆花盪》這對「姊妹篇」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作品。二、作者簡介:
孫犁(1913—2002),河北省衡水市安平人,原名孫樹勛,曾用筆名芸夫,「孫犁」是他參加抗日戰爭後開始使用的筆名現當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荷花澱派」創始人。十二歲歲開始接受新文學,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1945年發表短篇小說代表作《荷花澱》。「七七」事變前夕,在白洋淀地方小學教書,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步人文壇。著有長篇小說《風雲初記》,小說、散文集《白洋淀紀事》,中篇小說《鐵木前傳》,文學評論集《文學短論》等。孫犁的作品極具特色,清新自然、樸素洗練,茅盾稱之為「多風趣而不落輕佻」。
三、主要內容:
小說主要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一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戰爭、土地改革、勞動生產、互助合作以及移風易俗的生活情景。在作品中我們看到烽火燃遍冀中平原,燃遍白洋淀,根據地的人民是那麼頑強。房子是燒了,但還有炊煙;草是枯萎了,但花還開著;淀是圍了,但人們還在打漁;冷月雖然是凄清的,但還照著人們前行的道路。作家沒寫酷烈的戰斗,沒寫血火拚殺,他就寫根據地人民的堅韌執著,寫苦難中的人民生生不息的斗爭。吳召兒帶領八路軍轉到山裡打游擊,她熟悉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八路軍有她當向導如魚得水,游韌有餘。秀梅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成功配合男友從偽軍手中奪下槍枝,以後又幫助男友的父母渡過重重困難,表現了一個抗日軍屬的高風亮節。劉蘭作為一個八路軍護士對革命軍人用情之深也很見光彩,她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就是對病人盡職盡責,噓寒問暖,有空就給病人唱歌講故事,用自己的熱情和善良療救著每一個傷病員。
作品共刻畫了六十多個性格鮮明的婦女形象,每個短篇雖然只刻劃了一兩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但總起來看,就勾畫出了根據地婦女的生活,和她們在戰斗中鍛煉成長的過程。四、重要篇章:
(一)《荷花澱》1.內容:在抗日戰爭期間,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區一個農村裡有7個青年要去參軍,在縣委報了名。他們怕家裡人拖後腿,就公推了一個名叫水生的游擊組長回去跟他們的家裡說明白。水生連夜趕回家,辭別了自己的妻子,又到別人的家裡做了些說服工作,第二天就忽忽走了。過了兩天,這些青年婦女就想去看看參了軍的丈夫了。她們偷偷地坐在一隻小船上,劃到對面的馬庄去。誰知道趕到那裡,部隊剛巧在前一天晚上開走了。她們只好回家去。可是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隻日本鬼子的運輸船。她們拚命逃命,把小船劃進荷花澱里,鬼子卻窮追不舍。幸虧我們有一支部隊埋伏在荷花澱里伏擊鬼子,在危險關頭救了她們性命的,正是新參軍的丈夫。戰士們完成了伏擊任務,又和親人見了面,就興高采烈地帶著戰利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青年婦女們在荷花澱伏擊戰中受到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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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後來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很快就學會射擊,參加了反「圍剿」戰斗。
2.人物形象:在《荷花澱》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為代表的農村婦女的群像。這些婦女勤勞、朴實、善良,識大體、顧大局,是在特定的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新人。水生嫂是作品著墨最多的婦女典型。她勤勞、能幹,編葦席,一會兒「就編成了一大片」;她賢慧、溫柔,敬重老人,疼愛孩子,體貼丈夫,在她身上有著我國勞動婦女的傳統美德。水
生嫂雖然愛丈夫、愛家庭,眼光卻不狹隘,她能識大體、顧大局,懂得如何處理愛國與愛家的關系。當她知道丈夫報名參了軍,雖然也心疼丈夫,依戀不舍,但她還是很快欣然同意,並為丈夫准備好了行裝。
白洋淀的婦女不僅是勤勞、能幹、識大體的,也是樂觀的、堅強的。水生嫂等婦女們的成長,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了冀中人民在民族自衛戰爭中的巨大變化。作者通過塑造以水生嫂為代表的婦女群像,歌頌了冀中地區抗日軍民在黨的領導下英勇抗戰的革命鬥志以及愛國主義精神。
(二)《蘆花盪》
1.內容:《蘆花盪》主要寫了一個老英雄的故事。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一個老頭子撐著一隻小船,在白洋淀里無數次地穿過了敵人的夜間封鎖,為游擊隊運輸糧草、護送幹部。他不帶一支槍,只靠那隻靈巧的篙和水鴨子似的游水本領,在萬畝葦塘里穿梭,從未發生一次意外,靠了他,游擊隊才維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聯絡,部隊的戰鬥力也得到大大增強。不過蘆花盪中的這個老英雄有時又有點過於自尊、自信,有一回,他帶著兩個和隊伍走失的女孩進入葦塘時,因為自信自己是萬無一失的,最後在通過封鎖線的時候,一個女孩不幸被射傷,他於是覺得「丟人現眼」、「沒臉見人」,充滿了滿滿的自責。第二天,還去找鬼子報仇雪恨。蘆花盪中的這個老英雄非常的智勇雙全,十幾個鬼子因為中了他的計謀,被鉤子咬住、動彈不得,只好等著被痛打一頓。
2. 人物形象:老頭子的英雄性格,首先表現在他愛國抗日的熱情,老當益壯的氣概上。老頭子將近六十歲了,「渾身沒有多少肉,乾瘦得像老了的魚鷹」。他像青壯年一樣,充滿活力,無所畏懼,在敵人嚴密封鎖下,出沒葦塘,成為一名貢獻卓著的英勇的交通員。這不僅因為他熟悉白洋淀的地理環境,有高超的「水上的能耐」,更是因為他具有英雄氣概,藐視敵人,無所畏懼。老頭子能夠沖破敵人的封鎖,對於葦塘裡面的隊伍堅持斗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老頭子的英雄性格,還表現在他具有愛憎分明的強烈感情上。對鄉土,對同胞,對抗日隊伍,他是如此深情,對日寇則滿懷仇恨。老頭子那麼喜愛兩個孩子,這是他對同胞的感情。在老頭子的意識中,咱中國人是白洋淀的主人,他對鄉土充滿感情,對侵略者充滿仇恨。
老頭子的英雄性格,還表現在他的過於自信自尊上。他自信萬無一失,這一次女孩子受了傷,他就覺得「丟人現眼」「沒臉見人」。這樣的要臉面,正包含一種非常強烈的責任心,他對自己要求之嚴,近於苛刻,偶有過失,他就痛苦得萬箭穿心,愧疚得無地自容。老頭子的英雄性格,還表現在智勇雙全的英雄行為。老頭子用竹篙痛砸十幾個鬼子的腦袋,是用了計謀的。他早在枯木樁子上繫上了一隻只鋒利的鉤子,船頭上放了一大捆新鮮的蓮蓬,引誘鬼子進入枯木樁子的水區,讓鉤子把鬼子咬住,叫鬼子動彈不得,束手挨打,張牙舞爪的鬼子在他面前一個個成了被綁的困獸。《蘆花盪》中的這個老英雄不畏艱險、老當益壯。對革命,他真的是盡心竭力,勇敢得出奇。他強烈的責任感、他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的鬥志昂揚讓我們看到了當年革命勝利的原因,讓我們看到了英雄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三)《采蒲台的葦》
內容:《采蒲台的葦》以抗戰時期的白洋淀地區為背景,以質朴的筆觸敘述了一個真實的軍民抗日的故事。到處是葦,最好的葦在采蒲台。一次,敵人來搜查這個村,婦女們想了一個辦法,把搶插在孩子的褲襠里,槍掩護過去了,敵人抓住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最後這個男人被殺死了。
作者採用了象徵手法,用堅韌不拔的「葦」來表現那些英勇抗戰的白洋淀人民,更是用白描手法來表現勤勞勇敢的白洋淀婦女在面對敵人時那種冷靜與無畏的精神,同時也是對當地老百姓智慧的贊美和歌頌。
五、藝術特色(一)、從平凡的生活事件中開掘主題,反映時代精神。
在孫犁的作品裡,雖然描寫的是抗日戰爭的事情,但是並沒有直接寫戰爭的激烈、殘酷,
也沒有「凄凄、慘慘、戚戚」的描繪,就連那個女孩子受傷後的幾聲呻吟,也被輕輕一筆帶過去了。作者把筆墨集中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力圖通過在我國革命進程中那些最普通、最常見的生活事件,表現出作家所經歷的那個時代,表現出特定環境中人們的精神風貌。作品要高昂濃重地傳達出來的,是一種戰勝敵人的堅定信念和樂觀情緒。我們透過他的小說,可以遙看到歷史車輪輾過的痕跡。
《山地回憶》寫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她用自家僅有的一點「白布」給「我」做襪子的事。當「我」穿上那雙堅實的襪子時,妞兒自豪地說:「保你穿三年,能打敗日本不?」一個普通的山村女孩,一雙普通的白布襪子,卻折射出人民群眾對子弟兵的深情厚誼。《山地回憶》可謂是抗日戰爭時期一曲軍民魚水深情的頌歌。這雙凝集著軍民魚水深情的襪子,穿在「我」腳上整整三年,伴隨著「我」到了抗戰勝利,襪子雖然被奔騰的黃河水沖走了,但我對妞兒一家的懷念之情,永存心中。襪子雖小,卻凝結著軍民深情。
(二)、著力於內心世界的刻畫,塑造人物的心靈美。
孫犁是善於刻畫人物的,尤其善於刻畫農村婦女的形象。青年婦女和少女的形象,更是被他描寫的繪形繪聲和生動活潑,體現出中國勞動婦女的聰明美麗勇敢的特點。他的小說在塑造人物時,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荷花澱》寫了以水生嫂為代表的一群勞動婦女,小說將那些淳樸的、近乎稚嫩的年輕婦女們置於革命戰爭和個人生活的矛盾中,細致地展示在她們純潔的內心世界裡掀起的情感波瀾。她們時而陷入離別親人的痛苦,時而為探尋丈夫編織著種種荒唐而又可笑的理由,時而對丈夫的轉移發出埋怨的謔語,時而撞見敵人的火船時表現出驚恐和鎮靜,時而意外地遇見親人又感到興奮和羞愧……總之,作家以多情的筆墨描寫了她們被無情的戰爭打亂了的內心世界,顯示了她們豐富美麗的精神情操。
(三)、簡潔傳神,朴實自然的富有個性化的藝術語言。
《「藏」》中那個叫淺花的媳婦,人還未出場就給讀者惟妙惟肖的印象:這個女人,好說好笑,說起話來象小車軸上新抹了油,轉的快叫的又好聽,這個女人,嘴快腳快手快,織織紡紡全能行,地里活賽過一個好長工。她紡線,紡車象瘋了似的轉;她織布,挺拍亂響,梭飛的象流星;她做飯,切菜刀案板一齊響。走起路來兩只手甩起,象掃過平原的一股小旋風。這樣的語言,似乎人人都會說,但卻人人未必都能付諸筆端。沒有扎實的生活基礎,沒有對群眾生活的真實體驗,沒有精湛的藝術修養,是不會把蘊藏在沙礫中的璞玉變成閃光的藝術瑰寶的。
(四)、富有特色環境描寫:即使在殘酷的戰爭背景下,作者仍然以沉靜從容的姿態抒寫白洋淀的美麗風光。環境描寫富有詩情畫意,充滿水鄉的氣息。
《蘆花盪》、《荷花澱》兩篇都講了一個很小的故事,而對於殲滅敵人都不作正面描寫,反之著墨更多的是蘆花盪與荷花澱的景物,寫蘆花蘆葦,寫荷花荷葉,寫小漁船,寫船上的婦女兒童,寫水天一色,煙波浩渺,寫抗日軍民的機智勇敢,樂觀豪邁。
比起那些酷烈血腥的故事,孫犁的散文沒有大喊大叫,沒有哭哭啼啼,而是輕靈飄逸,婉約唯美,抗日故事寫成這樣的風格應該說是孫犁的首創和獨創。
六、深度解讀之人物人物: 1.《投宿》
通過「我」的眼睛,描寫那位靦腆而又莊重的農村少婦,熟悉北方一帶農村生活的讀者會深切地感到,這正是過去革命戰爭時期受著時代激流沖擊的那些年輕婦女的面影。一方面,這個年輕婦女受著革命戰爭的熏陶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她的丈夫就是一個八路軍戰士,後來當了連長),對於我們的抗日幹部無疑是信賴和尊敬的;另一方面,應當估計到傳統的思想意識在她身上的影響,因此,她的信賴和尊敬,是用一種無言的,略帶伍泥和靦腆的儀態表現出來的。作者這幾筆簡單的勾勒,含蓄而蘊藉,所畫的正是那個時代我國北方農村某些青年婦女的神態和氣質。
2.《走出以後》
我們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多麼善於觀察和捕捉時代在這個女孩子精神上和外形上所留下的印記, 她和婆家脫離關系、進入抗屬中學之後的幾個月,她變了,封建婚約,這是舊時代產物,反映著舊的生產關系,它在王振中身上造成的那種「神氣一萎」,實質上是恨時代在這個女孩子身上的陰暗投影。但王振中畢竟生活在充滿陽光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以她萌發了沖出那個頑固家庭的革命要求,並在很短時間內變成了另一個人。她那洗去了愁悶的紅潤面頰、舉手敬禮的大方姿態以及用「德文」做的回答,都是新時代戰勝舊時代的勝利標幟里王振中,這應該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冀中農村教育出來的第一批新的女性中的一個。
3、《刑蘭》
主人公邢蘭「他身長不到五尺,臉上沒有胡須,手腳舉動活象一個孩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對抗日工作表現了非凡的熱倩和精力,作者寫他如何在白夭勞動,夜間主動做偵察工作,如何從坡下硬是將一條大樹干扛上來。他的矮小的外表是舊時代造成的,而他的特別旺盛的革命精力,卻是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抗日戰爭誘發出來的。可以說,邢蘭是以舊時代的控訴者和新時代的開拓者的雙重身份活躍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的一個人物。
Ⅳ 孫犁曾說:「看到真善美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惡的極致,我不願意寫……我也不願意回憶它。」
孫犁「抗日小說」的「三不主義」
【內容提要】
孫犁珍愛他的「抗日小說」,晚年雖有劫後徹悟之《芸齋小說》,但心理依皈仍在「抗日小說」所記錄的「真善美的極致」。孫犁「抗日小說」有「三不主義」,第一,不多寫抗戰時期北方人民的國民劣根性;第二,不正面涉及當面之敵即日本軍人以及普通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第三,不正面描寫戰爭場面以及戰爭所固有的殘酷。分析孫犁抗日小說之「三不主義」的成因及意義,可以窺見孫犁「抗日小說」的特點,也可以清理出上個世紀40年代興盛起來的革命文學之浪漫主義傳統的精髓,並據此進一步描寫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陸文學以「柔順之德」為核心的特殊道德譜系。
【關鍵詞】 孫犁;抗日小說;三不主義;柔順之德;革命文學
盡管文壇對《書衣文錄》(1965—1994)、《耕堂劫後十種》(1977-1995)大量深邃老到的讀書筆記、隨筆、雜感、書信交口稱贊,孫犁本人似乎更看重小說。他晚年常以《風雲初記》和《芸齋小說》饋人,認為自己的一生都寫在這前後兩個階段的小說中了。
孫犁前期(四十年代下半期到五十年代中期)小說創作,多以抗戰為背景,幾乎每篇都寫到「冀中平原」和「晉察冀邊區」(主要是晉西山區)中國軍民的抗戰。1945年抗戰結束,孫犁從延安返鄉,參加率先發動的華北解放區「土改」。內戰烽火並未燒到冀中,孫犁沒有親歷「解放戰爭」,這以後他的小說仍然寫抗戰,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長篇小說《風雲初記》和中篇《鐵木前傳》,所以他稱自己這一時期的創作為「抗日小說」,晚年並有清楚的定位:「我的創作,從抗日戰爭開始,是我個人對這一偉大時代、神聖戰爭,所作的真實記錄。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進腳步,我的悲歡離合」,「我最喜歡我寫的抗日小說」。
孫犁後期創作,只有薄薄的一本《芸齋小說》,主要是一組關於文革的「筆記體」的回憶,其中多有對人性丑惡的洞察與驚怵,對人生苦短、窮愁老病的哀嘆,幾乎掃盡「抗日小說」的樂觀鍾情與柔媚明麗。但是,寫《芸齋小說》的孫犁「最喜歡」「抗日小說」,說明二者之間盡管差別很大,卻仍然具有某種始終吸引著孫犁的根本的同一性價值。他晚年更看重小說,原因或許就在這里。
那麼「抗日小說」和《芸齋小說》究竟有怎樣的同一性價值呢?
先說「抗日小說」。
從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發表《殺樓》、《荷花澱》、《村落戰》、《麥收》、《蘆花盪》等開始,孫犁就一直根據自己在冀中參加抗戰的經歷,深情謳歌戰爭中的人情美與人性美。他毫不吝嗇地飽蘸濃墨,深情贊頌那些接受了革命思想、支持共產黨、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新型農民,特別是那些既有革命熱情又富於美好人性的鄉村女子。在蕭條粗礪的時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別具一種陰柔嫵媚的幽美。
然而早就有疑問:孫犁的充滿自傳色彩和抒情特徵的小說,是否「真實記錄」了北方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神聖戰爭」?孫犁說,「看到真善美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惡的極致,我不願意寫」,這段話前半部分說的就是「抗日小說」,後半部分解釋他為什麼經歷了「文革」卻沒有寫出更多有關「文革」的作品。「抗日小說」濃墨重彩地描寫戰爭年代「真善美的極致」,盡量迴避「邪惡的極致」,這是孫犁個性使然,但並不因此就缺乏真實性。「真善美的極致」不僅客觀存在,也符合人們的真實願望。如果真實就是這種真實存在並且符合人們真實願望的「真善美的極致」,這在孫犁的作品中是十分充盈的。問題是,在殘酷的抗日戰爭和同樣殘酷的國內矛盾中,「真實」是否就限於「真善美的極致」?人們對孫犁的「抗日小說」的態度與其說是「懷疑」,不如說是「不滿」,即不滿他只寫「真善美的極致」而不寫「邪惡的極致」,最終無法抵達全面而深刻的真實。
孫犁的「抗日小說」不屬於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那樣宏大壯觀的史詩,也不是蘇聯作家巴別爾《騎兵軍》那樣混雜著血腥和丑惡的英雄傳奇,甚至沒有達到他所欽佩的一生坎坷的女作家蕭紅三十年代的《生死場》和四十年代的《馬伯樂》的水平。蕭紅前一部長篇被魯迅譽為展現了「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且多有女性作者「越軌的筆致」,後一部長篇更自覺堅持魯迅傳統,在抗戰初期中國軍民浴血抵抗並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仍然不肯放棄「國民性批判」的立場。孫犁「抗日小說」也寫了「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但風格溫婉柔和乃至帶著幾分嫵媚,「越軌的筆致」很少見,從民眾中提出「馬伯樂」式的典型加以辛辣嘲諷,更是絕無僅有。蕭紅寫故鄉「呼蘭河」也著眼於國民性批判,充滿了對於骯臟、混亂、愚昧和殘酷的揭露,這和孫犁無限愛戀和欣賞的「冀中平原」有霄壤之別。
孫犁「抗日小說」固執的這種主觀性的真實觀(是他晚年緊持不放的價值理想),至少會引出三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第一,「抗日小說」為什麼沒有出現基於正面把握中華民族內部矛盾而進行的上述蕭紅或四十年代初期胡風派青年作家路翎的那種不妥協的國民性批判,那種對農民、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身上數千年「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無情揭示?抗戰中北方農民果真都那麼單純可愛嗎?作家是否因為政治宣傳而美化了戰爭中的國民?
孫犁描寫抗戰時期的「北方人民」,主要挑選熱心抗戰、支持共產黨、對戰爭的正義性和必然勝利的前景充滿信心、無私奉獻一切、相互提攜彼此關愛的底層民眾作為對象;具有上述一切優秀品質又青春勃發、活潑健康、溫柔多情的農家少女和少婦,尤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她們熱情支持並積極參與抗戰,熱愛第一線子弟兵,在孫犁看來,就代表著戰爭年代「真善美的極致」。時代的「政治正確性」,人類亘古不變的高貴情性(特別是青年男女之愛和女性的青春之美),是孫犁描寫戰爭年代「北方人民」的著眼點,也是滿目蒼痍的中華大地僅存的美的源泉,是在詩人艾青深情吟誦的「北國人民的悲哀」之外唯一能夠鼓舞和激勵人們熱愛生活、熱愛土地、熱愛國家的力量的源泉。孫犁反復歌頌「北方人民」的優秀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不會意識到這里會有什麼特別的「美化」。
值得追問的也確實不應該是孫犁的「美化」,而是孫犁的「選擇」。就是說,他選擇了「北方人民」優秀代表身上的美好品質作為謳歌對象,卻較少正視作為集體概念的「北方人民」必然包含的也許是極大的缺陷。
這一時期,孫犁並非完全沒有寫到「北方人民」的「陰暗面」。在短篇《鍾》(1946)里,他寫了風流成性、良心泯滅的老尼姑,和老尼姑通姦又企圖霸佔小尼姑的地主林德貴,來歷不明的某漢奸。如果說這些人因為身份關系而只屬於「北方人民」的極少數,那麼《光榮》(1948)中的「小五」就有一定的普遍性了。她出生貧苦農家,卻嫌窮愛富,不喜稼穡,只圖眼前利益,不理解、不支持、不肯等待出門抗日的未婚夫,把眾人眼裡保家衛國的「光榮」看得一錢不值。這等「閑人」和「落後分子」,雖然處於孫犁小說世界的邊緣和背景,然而就像陰影一樣侵蝕著光明,孫犁並沒有把他們從「北方人民」中剔除。在後來的 《風雲初記》和《鐵木前傳》中,「閑人」、「落後分子」的數量一定程度上還有逐漸攀升的趨勢。
如果說孫犁在描寫「極少數」壞人和像陰影一樣占居背景的一大批「閑人」和「落後分子」時,嚴格按照戰爭年代的政治標准將他們劃人「敗類」,因而還是沒有觸及「北方人民」本身的缺點,那麼,小說《鍾》寫「抗日村長」大秋的糊塗思想,性質就不同了。在地主林德貴的鋪子里打工的大秋和村裡的小尼姑慧秀有私情,後來老尼姑死了,敵人趕走了,大秋和慧秀成為一對恩愛夫妻。這是故事的結局。但在這以前,大秋始終不敢公開自己和慧秀的私情,一夜苟且令慧秀有了身孕,大秋再也沒有露面,也沒有給憂愁絕望的慧秀任何幫助。慧秀在林德貴和老尼姑的責罵奚落中痛苦而屈辱地生產,忍著巨大的悲哀掩埋她和大秋的私生子,這些事大秋明明知道,卻忍心不去看望。那時日本人並未「掃盪」,抗戰積極分子大秋沒有理由隱蔽自己。
抗戰提高了北方農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這是包括孫犁在內的眾多革命作家共同的敘述模式,但抗戰並沒有一下子抹去大秋心裡的歷史積詬,相反,他忍心不去看望正在生產的無助的情人,理由是他既然參加了抗戰組織,受到同志們和領導「看重」,就必須「自重」,「一切都積極,一切都勇敢,一切都正確,不要有一點對不起上級」,當他聽到尼姑庵的鍾聲而想去看望慧秀時,「他又想:這不正確的,不要再做這些混帳事」。如果僅僅因為礙於小尼姑出家人身份而不敢公開自己與她的私情,那還是「舊道德」作怪;從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中學到「積極」、「正確」、「勇敢」、「不要有一點對不起上級」的道理作為標准,繼續棄絕困境中的情人,就不能不說是糊塗思想。
慧秀後來在日本人刺刀下掩護「抗日村長」,大概正是這一點「積極」、「正確」、「勇敢」的表現,使大秋覺得她已經在村裡人面前改變了先前的形象,這才「提出來和她結婚。組織上同意,全村老百姓同意」。大秋最後「接受」被他長期棄絕的慧秀,主要理由還是他自己意識中的「政治正確性」,以及來自「組織上」和「全村老百姓」的認可,而不是兩人之間的愛情。個人感情的被壓抑被曲解以及後來在集體意志中被公開和被承認,這和《光榮》中描寫思想積極並尊敬老人的秀梅代替落後的小五,光榮地成為抗日英雄原生的妻子,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古代戲曲小說中「奉旨完婚」的敘事模式隱然可見。
在孫犁「抗日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像大秋這樣正面人物卻又隱藏著微妙的缺陷的不多。孫犁更多地是像在《邢蘭》(1940)中那樣,著重刻畫其貌不揚乏善可陳的平凡的北方農民如何在戰爭的試煉中煥發出驚人美好的人性,或者像《光榮》中的原生、《澆園》(1948)中的李丹、《「藏」》(1946)中的新卯、《小勝兒》(1950)中的小金子那樣毫無瑕疵的抗日戰士。至於女性形象,占絕對優勢的則是《荷花澱》、《囑咐》(1946)里的「水生嫂」、《「藏」》中的淺花、《蒿兒梁》(1949)中的「主任」那樣積極上進的少婦,以及《光榮》中的秀梅、《吳召兒》(1949)中的吳召兒、《小勝兒》中的小勝兒、《山地回憶》(1949)中的「女孩兒」那樣美麗、溫柔、進步、勇敢的少女。她們是孫犁正面描寫的「北方人民」的精華。《荷花澱》、《囑咐》(1946)中的「水生嫂」和《光榮》中的秀梅,則是這一群女性形象的代表。在這些正面人物籠罩下,上述「北方人民」的「敗類」或先進人物身上某些微妙的缺點,簡直不算什麼。
孫犁正式走上文壇是1944年到達延安以後。這時的延安剛結束「清查」和「整風運動」不久,孫犁作為「清查」、「整風」以後從敵後抗日根據地來延安的知識分子,沒有經過那番革命內部的嚴酷洗禮,思想包袱不多,但1944年延安文壇正處於「清查」、「整風」後的蕭條期,以《野百合花》等雜文直率地揭露邊區內部缺陷而被指為國民黨奸細、「托派分子」並遭逮捕的王實味仍然關押在邊區監獄,許多受到「批評」和「幫助」的來自亭子間的小知識分子身份的作家紛紛放下手中的筆,下基層,上前線,希望通過改造自己而在創作方面尋找和工農兵結合的新路。1944年就已經發表《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的趙樹理,暫時也還沒有獲得廣泛認可。這種政治氣候,在冀中即以文學理論開始其文字生涯的魯迅藝術學院研究生孫犁不可能完全隔膜,他在延安窯洞里也不可能一點沒有創作禁區。他之所以寫出了幾乎洗凈塵埃的幽美的抒情作品《荷花澱》,固然因為在延安受到「貴賓待遇」,因為三十一歲的他對遠在家鄉的發妻的思念,因為特別愛美、特別崇拜年輕貌美的女性的「天性」,因為身在黃土高原而倍加懷念冀中平原的山水——但政治因素也很重要,只不過他呼應政治的方式比較特別,即在不違背當時「政治正確性」的前提下,巧妙地選擇了熟悉的題材,充分挖掘了這個題材可能蘊涵的美。
在「全民抗戰」的意識形態籠罩下,戰爭是最大也最具超脫性的政治:抵禦外侮的民族解放戰爭超脫了國民內部復雜的矛盾。孫犁選擇華北敵後抗戰作為小說題材,有利於他把國內和黨內復雜政治問題擺在一邊,聚精會神地表現戰爭年代美好的人性,而美好的人性確實可以成為背井離鄉的革命戰士的精神滋養,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服務於政治。何況被孫犁大書特書的美麗、溫柔、青春煥發、積極上進的青年男女都是「工農兵」,這就使孫犁的創作在抗戰之外獲得了另一種「政治正確性」,他也因此成為從敵後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出來的少數幾個能夠堅持以自己的風格創作而較少受到外界影響的作家之一。
人情美,人性美,尤其是女性的青春美,就是在主觀「選擇」和客觀「規訓」的交互作用下得到了強化。恐怕不能說,孫犁的這種「選擇」是為了政治宣傳而對「北方人民」進行「美化」,盡管客觀上它確實起到了美化和宣傳的作用。從「五四」新文學開創以來,如此神情地贊美本國人民的人情與人性並且達到這樣成功的境界,實自孫犁開始。也就是說,抗戰以後涌現出來的孫犁以及和孫犁取徑相似的革命作家,確實在精神譜繫上刷新了中國的新文學。在孫犁以前,文學中的理想,是塑造桀驁不馴、反抗挑戰的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民族文化的反抗者與叛逆者,而在孫犁以後,文學中的理想則是旗幟鮮明地發掘和歌頌那種心悅誠服、歡喜快樂地與民族國家整體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柔順之德。
第二,在孫犁的「抗日小說」中,為什麼沒有正面描寫挑起戰爭的日本人?對戰爭中敵人的形象始終作淡化處理,將敵人遠遠推到視野的盡頭,是否不利於理解戰爭本身?
日本人(確切地說是日本軍人)在孫犁小說中確實很少見。即使有,也十分模糊。《鍾》只含糊提到「一個漢奸兩個鬼子」勒令慧秀出來受審,對他們的形象沒有任何具體描寫。後來「鬼子」乾脆換成更加抽象的「敵人」,並很快被人叢中躍出的「青年游擊組」趕跑了(另一篇小說《「藏」》在處理「鬼子」的問題上如出一轍)。在《荷花澱》中,「鬼子們」坐在大船上,被游擊隊用手榴彈炸沉。他們面目不清,沒有言語動作,處在敘述者視野的邊緣。在《蘆花盪》(1945)中,一群洗澡的「鬼子」被神勇的老船工騙進布滿魚鉤的水域,下身被鉤住動彈不得,任憑老船工用竹篙打他們的頭,「像敲打頑固的老玉米一樣」。把剛 剛打傷中國女孩的日本侵略者的頭比作「頑固的老玉米」,並無多少憎惡和醜化。在《碑》中,老百姓隔著一條河遠遠看到將八路軍戰士逼下冰河的「敵人」,也只是模糊的影子。在反映游擊戰士躲避日軍「清剿」和「掃盪」的《蒿兒梁》、《吳召兒》中,「鬼子」、「敵人」根本沒露面,只出現在我方情報里,或通過崗哨的警號來推斷其位置。他們總是被八路軍游擊隊遠遠甩在後面。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孫犁主要表現的是中國軍民在抗戰時期勇於獻身、堅強不屈、相互提攜、充滿必勝信念的美好情操,這種創作意圖無須正面描寫日軍形象也能實現。其次,孫犁在冀中參加抗戰,最初加入呂正操部隊。呂曾擔任張學良副官、秘書,西安事變後秘密加入共產黨,1937年抗戰爆發後遵中共北方局指示,率原東北軍691團隨國民黨第53軍南撤,半路脫離主力,放棄番號,改稱「人民自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武裝匯合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長期堅持游擊戰。孫犁屬於「人民自衛軍」文職人員,因體弱不宜做戰地記者,只在軍中擔任宣傳鼓動和文件編輯工作,沒有遭遇實際戰斗,也沒有和日本人照面。加上他不懂日語,沒有研究過日本文化(恐怕也無興趣),因此即使他想正面描寫日本軍人也沒有條件。孫犁不是有意淡化日本軍人形象,而是主觀上不必寫,客觀上不能寫。
當時絕大多數反映抗戰的作家都很少正面描寫日本軍人,孫犁並不是一個例外。但這不等於說,孫犁完全無視日本軍人的存在。他經常渲染敵我對抗的緊張氣氛,反復描寫日本侵略者帶給北方人民的深重災難,以及中國軍人在後方缺醫少葯的條件下養傷的情景,這些內容已經足以讓任何沒有戰爭經歷的讀者感受到中華民族的敵人之兇殘了。
盡管如此,一個具有明顯殖民野心、「一衣帶水」的敵對國軍人形象,包括這個自封的殖民宗主國的普通國民及其「優勢文化」,在孫犁小說中根本闕如,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現代文學,哪怕是以反抗侵略為主題的革命作家孫犁的「抗日小說」,和當時世界范圍內殖民地反抗文學以及後來的「後殖民文學」具有明顯差異。中國現代文學和革命文學並不屬於世界范圍內殖民地的反抗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和革命文學在50年代以後,也沒有匯入世界范圍的「後殖民文學」。在孫犁的「抗日小說」中,我們看不到殖民地作家的反抗文學或後殖民時代的文學所呈現的那種基於不同國族文化沖突的普遍的人類性的仇恨心理。恰恰相反,在孫犁「抗日小說」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維護民族國家主權、不屑於正面了解異族之敵的普通中國民眾自身止於至善的心理建構,以及作家對這種心理建構由衷的欣賞和贊嘆。
第三,不正面描寫敵人,一味關注我方軍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無法正面和具體描寫戰爭或戰斗場面,這樣會不會掩蓋至少是讓讀者看不到戰爭本身的殘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戰爭?尤其當作家代表戰爭受害者一方時,這種未能充分表現戰爭的殘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寫作方法,會不會本末倒置?
孫犁的「抗日小說」確實不經常寫到大規模戰爭場面。小規模的戰斗,也避免描寫血腥屠殺。無論敵人覆滅或我方犧牲,都以極儉省的筆墨輕輕帶過,戰斗場面始終放在遠景。《鍾》裡面不肯屈服的慧秀的遭遇,是「鬼子一刺刀穿到她的胳膊上,她倒下去,血在地上流著」。《「藏」》裡面鬼子懲罰不肯交出抗日頭領的村民,方法是「看著人們在那裡跪著,托著沉重的東西,胳膊哆嗦著,臉上流著汗。他們在周圍散步,吸煙,詳細觀看」。總之都沒有戰爭中血腥、殘酷和瘋狂的場面。
涉及我方軍民犧牲的情節,孫犁更是盡量避免直接詳細的描寫,往往以間接手段,寥寥數語交代過去。比如《小勝兒》寫「華北八路軍第一支騎兵部隊」的失敗:
「楊主任在這一仗里犧牲了,炮彈炸飛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馬匹。小金子受了傷,用手刨著土掩蓋了主任的屍體,帶著一支打完子彈的槍,夜晚突圍出來,跑了幾步就大口吐了血」。
完全不事渲染。
可能算是孫犁最殘酷的小說《碑》,寫十八名八路軍游擊戰士被「敵人,,逼到冰河裡的場面,全部文字如下:
「他們在炮火里出來,身子像火一樣熱,心和肺全要炸了。他們跳進結冰的河裡,用槍托敲打著前面的冰,想快些撲到河中間去。但是腿上一陣麻木,心臟一收縮,他們失去了知覺,沉下去了。」
沒有寫八路軍戰士在三面之敵的槍彈中倒下,也沒有寫他們在冰河裡繼續受到敵人掃射,只寫冰冷的河水讓他們沉入水底。孫犁寧願強調最後導致他們死亡的不是敵人的無情的槍彈,而是家鄉的河水,這顯然是要減少犧牲場面所激起的悲哀和絕望。
至於以我方勝利告終並且沒有我方人員犧牲的戰斗,孫犁的筆致就更加輕松明亮(或者說「美」了)。《吳召兒》寫漂亮的山地姑娘獨自為游擊隊斷後,「截擊」掃盪的日軍,本身就有點傳奇色彩,具體戰斗場面更是優美地呈現出來:
「她登在亂石尖上跳躍著前進。那翻在裡面的紅棉襖,還不斷被風吹卷,像從她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火花,落在她的身後」。
「當我們集合起來,從後山上跑下,來不及脫鞋襪,就跳入山下那條激盪的大河的時候,聽到了吳召兒在山前連續投擊的手榴彈爆炸的聲音」。
與其說是描寫戰斗,不如說是借戰爭來欣賞女性美的表演。這樣的場面,在關於「花木蘭」、「楊家將」、「樊梨花」的民間傳說與說唱文學中,大概也不鮮見罷。
最有名的是《荷花澱》,寫剛剛成立的游擊隊成功地伏擊一船日軍,整個戰斗只用了短短兩句話:
「槍聲清脆,三五排槍過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沖出了荷花澱。
手榴彈把敵人的那隻大船擊沉,一切都沉下去了。」
這之前和之後,年輕媳婦們的歡歌笑語,她們在背後對解救他們的丈夫們的充滿嬌嗔和自豪的議論,遠遠超過槍彈的聲音,才是小說敘述真正的主體內容。
將激烈的戰斗場面有意處理得輕松自若,甚至走向極端的,是《紀念》(1947)。這篇小說寫「我」率領一隊八路軍戰士(當時還沒有改稱為「解放軍」)在一個軍屬家的屋頂上抗擊「還鄉隊」進攻。「我」一面射擊,一面和躲在屋裡的姑娘「小鴨」和她的母親從容談笑,直到我方占居優勢,准備「沖鋒」為止。這就確如茅盾所說,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摹風雲變幻」了。
但孫犁的「抗日小說」並不完全迴避殘酷。他寫「殘酷」,不是具體的戰斗或敵我之間的流血與死亡,而是「北方人民」在日本強加給中國的這場戰爭中遭受的極度的貧窮與苦難。戰場上的殘酷轉移到人民的日常生計的艱難,體現為日常性的貧窮、哀傷、凄涼與恐懼,這些內容的震撼力,即使孫犁的唯美的筆致,也不曾令其減少分毫。「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貧窮、哀傷、凄涼和恐懼,是孫犁小說無須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這滿目蒼痍的背景中尋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勵。他的任務,不是在紙上重復當時的中國讀者放眼皆是的「殘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堅韌、樂觀、無私和美好來戰勝「殘酷」。
表現戰爭中的殘酷,孫犁完全有材料,但他節制了筆墨,留出更多的空間來表現他想要表現的。有節制的表現更容易讓讀者發揮想像,具有更大的暗示性,所以他絲毫不擔心這樣節制的描寫會沖淡戰爭的「殘酷」。只有從未經歷戰爭的磨難、不知道「殘酷」為何物的某些當代作家,才會拚命渲染「殘酷」,生怕讀者看出他不會寫「殘酷」。在這方面,孫犁的「含蓄」和某些作家對戰爭的「殘酷」的刻意渲染,是有區別的。盡管如此,如果我們把孫犁的「抗日小說」和二十、三十年代大多數中國作家描寫鄉土的文學比較起來,差別還是十分巨大的。最主要的差別,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主要著眼於鄉土的破敗與消亡,因此基調是低回凄涼的,而孫犁筆下的鄉土,因為注入了新的社會理想以及與之相聯的新的人性價值,整體上就顯得光明澄澈。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大概可以看出來,創作「抗日小說」時期的孫犁,既不簡單地從屬於「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啟蒙文學的傳統,也不簡單地延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他成長於1940年代主權國家合法政黨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他以敵後抗戰生活為背景創作的「抗日小說」,是關於中國抗戰的清新優美的浪漫主義抒情詩。不正面描寫北國人民的「陰暗面」,不正面描寫「敵人」,不觸及激烈而殘酷的戰爭場面,這種「三不主義」顯明了中國現代革命文學一種至今還沒有獲得充分闡釋的品質:它的美學上的基調,不是日益緊張化的悲苦愁絕、低回凄涼,而它的主要使命,也不是抗擊外侮,或清算(啟蒙)國民內部的劣根性。以孫犁「抗日小說」代表的四十年代以後的現代革命文學的基調與主題,乃是以對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痴迷追求,是以樂觀的理想和明朗溫情的風格,表彰柔順之德,著意尋求自然人性的美好和順服於革命需要的「政治覺悟」的綜合,由此在中國現代革命文學內部建構一種特殊的美學/歷史原則,以撫慰和激勵來自鄉土並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年輕革命者們。 .......
Ⅵ 吳召兒的生平
12歲在安國縣城上小學時,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魯迅和文學研究會對他有很大影響。他一直相信藝術為人生的主張。孫犁14歲考入保定育德中學。學習期間,開始閱讀社會科學、文藝理論著作和一些蘇聯文學作品,擴大了他的視野,並為後來的創作和評論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高中畢業後無力升學,流浪北平,在圖書館讀書或在大學旁聽,曾用「芸夫」的筆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還先後在市政機關和小學當過職員。
1936年暑假後,孫犁到河北安新縣的小學教書,在這里他對白洋淀一帶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主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冀中區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編印出版革命詩抄《海燕之歌》,在《紅星》雜志和《冀中導報》副刊上發表過《現實主義文學論》《魯迅論》等論文。
1938年秋,在冀中區辦的抗戰學院任教,1939年春調阜平,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此後,在晉察冀文聯、《晉察冀日報》、華北聯大做過編輯和教員,同時進行文學創作。
1941年回冀中區參加編輯群眾性的大型報告文學集《冀中一日》,並寫成《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後改名《寫作入門》《文藝學習》,多次重印)。
1944年去延安,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和學習。在延安,他發表了《荷花澱》《蘆花盪》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藝術風格引起了文藝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冀中農村從事寫作,直至解放。這一時期,他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寫有《鍾》《碑》《囑咐》等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孫犁在《天津日報》工作,同時繼續文學創作。長篇小說《風雲初記》寫於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兩個村莊為背景,圍繞著高、吳、田、蔣四姓五家在抗戰初期的生活史,細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個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展現了七七事變後,冀中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壯麗畫卷。作者用談笑從容的態度描摹抗日根據地的風雲變幻,雖語多風趣而不落輕佻。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寫成於1956年。小說通過鐵(匠)、木(匠)兩家十幾年間友誼的建立和破裂的過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農村的生活風貌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給予農村社會的深刻影響。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滿兒這個處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讀者中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後,作者因病長期擱筆,但他以《天津日報》副刊《文藝周刊》為陣地,發現和培養了不少青年作家。這個時期,他還寫有散文集《津門小集》、論文集《文學短論》等。
孫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創作結集為《白洋淀紀事》(1958),是作者最負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創作風格的一部小說與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一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戰爭、土地改革、勞動生產、互助合作以及移風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從多方面勾勒了時代和社會的歷史風俗畫面,以明麗流暢的筆調,秀雅、雋永的風格和豐富的勞動者的鮮明形象,在讀者中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其中《荷花澱》等作品,已成為廣泛流傳的名篇,文藝界甚至以其為現代文學的一種風格流派的標幟,視為「荷花澱派」的主要代表作。
Ⅶ 吳召兒孫犁是什麼類型的文體
《吳召兒》,是作家孫犁先生,創作的系列短篇小說。
通常,將它劃作小說,短篇小說序列,其實說散文,敘事散文,也沒錯。
Ⅷ 《吳召兒》主要內容概括是什麼
《吳召兒》主要內容概括如下:
《白洋淀紀事》中的《吳召兒》寫的是一個普通農村姑娘的故事。文章分成了七塊,並且立了小題:《得勝回頭》、《民校》、《向導》、《神仙山》、《姑娘家》、《截擊》、《聯想》,具體如下:
1、《得勝回頭》里,作家寫了很多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生活的片斷,滿是艱難、困苦。那時,八路軍戰士吃的是黑豆,穿不上棉衣。
2、在《民校》里,寫了辦民校的過程之後,認識吳召兒的細節。在一群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中,吳召兒是個不起眼的人。
3、《向導》里,作者是反掃盪的小組長,吳召兒是為作者這個組帶路的向導。
4、《神仙山》、《姑家》和《截擊》這三節里,吳召兒成了作者這個小組的真正領導。爬山,她走在最前面,這雖然是她做向導的職責,而當作者實在爬不動的時候,她會給小組以鼓舞和力量。在《截擊》里,吳召兒送給戰士們每人一根木棍,是用來做拐杖的,這拐杖,是黑夜裡戰士們的「眼睛」。
5、《聯想》一節里,寫了作者為吳召兒擔著心,她的命運。
作者簡介:
孫犁(1913.4.6-2002.7.11),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被譽為「荷花澱派」的創始人。原名孫樹勛,曾用筆名芸夫,河北安平人。
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1933年畢業於保定育德中學,研究生。1937年參加工作,任安新縣同口鎮小學教師,1939年後參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戰學院教官,晉察通訊社、晉察冀邊區文聯、晉察冀日報社及華北聯合大學編輯、教師,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教師,《平原雜志》編輯。
1949年後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主席,天津市文聯名譽主席,中國作協第一至三屆理事、作協顧問,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顧問、第五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孫犁、趙樹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譽為描寫農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桿鐵筆」。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吳召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