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自白短篇小说
『壹』 红岩中陈岗的自白书
《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
作品原文：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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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内容梗概：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重庆办事处撤回延安，《新华13报》也被迫停刊，但重庆的地下党仍在积极活动。市委决定出版《挺进报》。为保证《挺进报》的安全，负责印刷的成岗建议刻版也由他自己负责。
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派江雪琴同志与成岗联系，从此成岗的家便成了《挺进报》的印刷所。江姐要到农村工作了，路上见丈夫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但她以极为坚强的意志忍着心中的悲愤，继续坚持着党的工作。
这时，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云峰决定在沙坪坝街开一家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他调中共党员陈松林到书店工作，并让甫志高负责这书店。
甫志高急着想在组织面前显示自己，不顾许云峰的指示擅自让陈松林参与重庆大学里的学生活动，被伪装成进步学生的军统特务黎纪纲利用，甫志高被捕了。 甫志高被捕后很快叛变投敌，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虽然陈松林在许云峰的安排下得以逃脱。
但许云峰自己为了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被捕入狱，同时成岗也被捕了。敌人审讯许云峰。许云峰大义凛然，军统区侦防处长徐鹏飞一筹莫展。由于许云峰对他们太有价值了，他们又安排了军统局长毛人凤亲自出场的一场宴会，但在坚强的共产党员许云峰面前，收买的伎俩以失败而告终。
随后，敌人把许云峰和成岗分别投进秘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不久，继成岗做《挺进报》工作的刘思扬和他的未婚妻孙明霞也相继入狱。
在杀人魔窟里，敌人对不屈的革命者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不能丝毫动摇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胜利的信心。斗争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艰苦地进行着。
渣滓洞里，早在许云峰被关进去之前，党组织就开始活动，老大哥、徐新江、丁长发等一批共产党员用顽强的毅力与敌人斗争着，许云峰进来之后，大家感觉到有了主心骨，党组织的活动更严密了。
监狱里缺水，看守特务打死了放风时找水的共产党员龙光华，许云峰借此机会领导狱中难友开展了与敌人的顽强斗争。刘思扬和余新江作为难友代表与敌人进行谈判，全体难友齐心协力，以绝食相对抗，敌人被迫答应为龙光华开追悼会，这一胜利鼓舞了难友们。
江姐接到上级通知，到华蓥山根据地召开干部扩大会议，此前她要和双枪老太婆等几位同志先交流一下情况，但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在如期赴约时也被捕入狱。敌人知道江姐的身份，在她身上用尽了各种酷刑，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竹签子是竹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做的。 外面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通过地下党组织传开的消息鼓舞着狱中的战友。人们以乐观的精神盼望胜利，迎接新年的到来。由于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宣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玩起和平的把戏。
军统局徐处长也玩起释放政治犯的花招。被释放的刘思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又被投入了另一个秘密监狱白公馆。他和成岗关在了一起，成岗以超人的力量战胜了敌人使用的诚实剂毒计，严守党的秘密，使敌人寻找狱中党组织的阴谋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在渣滓洞里，有着丰富经验的共产党员也识破了特务郑克昌伪装成教师的苦肉计。党组织在白公馆里活动着，把外面的胜利消息写成纸条在战友间传递。一次疏忽，狱中《挺进报》落入敌人手里，在党组织面临重大危险的关口，齐晓轩勇敢地站了出来，以他的机智击败敌人。
这时，装疯卖傻15年之久的老共产党员华子良也与党组织接上头，负责起狱的联络工作。华蓥山游击队和东特委为营救狱中的同志积极地做着准备，狱中的同志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策划着越狱行动。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江姐慷慨就义，临刑前她还关心着狱中同志们的越狱行动。党的狱中领导人，许云峰以非凡的毅力用手指挖通了地牢的石壁，为难友们越狱准备了通道，他自己却在与敌人最后一次交锋后英勇牺牲。 解放重庆的炮声依稀可辨，临近坟墓的敌人更加疯狂，大屠杀提前了。
狱中难友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决定行动。冒着敌人的火网弹雨冲出了一条用鲜血染红的路。许多同志为了掩护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最危急的时刻，华子良带领解放军和游击队冲了上来，中美合作所在火光和枪炮声中崩塌。
烈士鲜血将石头染成红色，胜利曙光展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贰』 中共最大的叛徒的书籍
一个叛徒的自白－张国焘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叁』 在《我的自白书》中两个自白有什么不同
1、第一个“自白”是国民党要的自白，要叶挺说他不是共产党，污蔑共产党；第二个“自白”是叶挺作为共产党的自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动摇。
2、“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中的乞求不能换成追求，因为当时叶挺是被囚禁的，这里表现了叶挺的宁死不屈的精神。
3、“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句话表达了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宁死不屈的气魄，舍身取义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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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
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肆』 陈然写的"我的自白书"
《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
这是年青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在狱中留下的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著名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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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作者生平：
陈然，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
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
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先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记，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伍』 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描写了什么
《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分》（1954）菲利克斯·克鲁尔回忆了自己招摇撞骗的一生，他认为因为世界希望受骗所以他才能得逞。克鲁尔认为艺术家都是骗子，艺术的本质也不过是美妙的幻想加上糊弄而已。这部作品也是作者的自我嘲讽。而这部小说是克鲁尔唯一一部用轻松幽默的态度来嘲讽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用艺术去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
『陆』 以下这几本小说谁看过啊 可以告诉我大概写的什么 或者是要表达的思想吗知道几本就赐教几本吧 谢谢啦
峻青，（1922——1991），原名孙俊卿，当代作家。山东海阳县人。1922年3月生。幼年家贫，只读了几年小学，13岁便去工厂当童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写出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后担任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工作。解放后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从1954年起写了一系列优秀短篇小学，如《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等。本文选自散文集《秋色赋》，节选了原文开头、中间和结尾几个描写海滨仲夏夜景色的片段.
峻青是擅长写革命斗争题材的有成就的作家。他18岁投身革命，参加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战斗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他，便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已经过去了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斗争生活再现出来。他说:"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多少父老兄弟在我的身边倒下去了，多少英雄儿女的壮烈事迹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想到这些为了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而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人们，我的心就情不自禁地跳动起来，发生了一种要用文学创作来表现他们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写出了这些作品。"正是这种难以抑制的革命激情和崇高的使命感，峻青回忆"了同故乡山东老区人民战斗的峥嵘岁月，描写了战争年代中所熟悉所难忘的英雄人物，相继发表了《马石山上》《党员登记表》、《黎明的河边》、《最后的报告》、《交通站的故事》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作者善于用浓重的笔墨，从正面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刻画在艰苦的环境中解放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以及他们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色彩绚丽、气吞山河的历史画卷，为青年一代提供了一部生动形象的传统教材。
50年代以后，峻青也写了一些反映胶东人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业绩的小说，如《老水牛爷爷》、《苍松志》、《山鹰》、《丹崖白 雪》等，但总的来看，都不如描写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小说的成就高，影响大。而正是这些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的创作，确立了峻青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峻青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小说从不回避革命斗争的艰苦、残酷，甚至流血牺牲。他往往把人物置放在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尖锐复杂的矛盾旋涡中去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使人物性格闪现出灿烂夺目的光彩，展现蕴积在人物身上的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黎明的河边》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创作特色。小说描写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解放区时，通讯员小陈一家为掩护武工队队长通过敌人封锁区，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作品始终把小陈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他危难中受命，要带领两名武工队负责人连夜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潍河东开展工作。这必然要遇到种种艰难险阻，对于一个18岁的小战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潍河狙击战"是小说情节的高潮，也是展现小陈英雄性格和崇高思想境界的最动人的章节。当敌人卷土重来，捆绑住他的母亲和弟弟作人质，步步向他逼进的时候，他能听从母亲的召唤，开枪向敌人射击;母亲和弟弟牺牲后，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抱住还乡团头子跳下了浊浪滚滚的潍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就是通过这一系列描写，展现了他勇敢机智，忠于革命事业，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峻青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作家。他小说创作中所显示出来的这种特色，其美学风格是悲与壮的高度融合，同时又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所以说，悲壮的格调和理想化的色彩是他描写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小说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在峻青的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环境总是十分险恶严峻的，人物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又总是惊心动魄的。作者就善于把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他们在血与火、生与死面前的举止、抉择等一系列矛盾冲突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质。《党员登记表》写的是女共产党员黄淑英母女为保存一张全区党员登记表，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小说以一张"党员登记表"作为中心线索来安排组织矛盾冲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占区海莱山区，敌人为破坏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利用叛徒黄有才的告密，千方百计要想得到这张党员登记表，在敌人连续十个昼夜的严刑拷打下，黄淑英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黎明的河边》更能体现这一悲壮的风格。小说一开始就把人们带进了尖锐激烈的矛盾之中:河东的武工队由于叛徒告密被打垮，队长和副队长都壮烈牺牲，"我"和老杨必须连夜过河，整顿队伍，坚持斗争。任务是这样的紧迫，斗争是这样的艰险。小陈为掩护"我"和老杨过河，在被敌人发现、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在敌人采取诱降、拆散骨肉等卑劣手段的压力下，大义凛然，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这种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通过人物在危难关头的一系列行动的描写，充分地展现了人物在艰难困苦中的崇高精神境界。
峻青在浓笔重彩描绘革命斗争的艰难残酷时，始终都在作品中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的作品，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正义的力量。尽管人物的处境险恶，斗争残酷，为革命的胜利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带给人的却是振奋激昂、信心和力量。无论是《马石山上》的十位八路军战士，《党员登记表》中的黄淑英，还是《黎明的河边》中的小陈，《交通站的故事》中的姜老三，在他们的身上，分明充溢着一种面对困难和险恶而具有的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对凶恶狡猾的敌人而表现出来的蔑视它、战胜它的英雄气概，面对死亡而大义凛然与视死如归的精神。
为了突出这种悲壮的风格，峻青还常常在小说创作中着力于场面的烘托和气氛的演染，把自然环境的描写、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性格的刻画结合起来。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场面惊险，情节曲折紧张，真可谓波澜起伏，险象环生，扣人心弦。《黎明的河边》写"我"和老杨、小陈三人夜间经过敌占区从永安到河东的一段路上所遭遇到的情况就很惊险:小说先渲染了"暴风雨之夜"的严峻的斗争环境，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了了伏线。然后写他们三人和敌人的遭遇战。由于天黑，他们走进了荒草洼，迷失了方向。天快亮时意外地发现了河边，不料摆渡的船又被暴涨的河水冲走了。后来，庆幸地找到了小陈爹，正准备渡河，敌人又追上来了，步步向他们逼进。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小陈娘、小陈弟弟相继牺牲，小陈也负了重伤，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故事情节回旋起伏，紧张惊险，有力地烘托了小陈的英雄性格，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柒』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痛惜俄罗斯精神殿堂的坍塌�
1998年7月，俄罗斯作家杜金采夫以80高龄辞世。这位曾以《不是单靠面包》和《穿白衣的 人们》
两部长篇小说攻讦过苏联社会的作家，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对"新政"寄予厚望。然而 事与愿违，满目
疮痍的现实使他痛心不已。他在逝世前曾对新闻界说过：眼看一种邪恶的力 量使俄罗斯民族的精神
殿堂坍塌，他心急如焚，内心有难以言状的愤慨。他对俄国现政权持 这种否定态度，使得晚景无限凄凉。�
在当今的俄国社会，对国家解体、民族危亡、人民遭难感到痛心的知识分子，决非杜金采夫 一人。
早在1993年9月21日深夜，当得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解散议会的命令之后，苏联时 代的著名作家
维亚·康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声枪响，震 惊了俄罗斯大地，文坛
舆论哗然。对他突然自尽，除了表示痛惜之外，人们疑窦丛生。这个 声称"不接受苏共和现行制度"、
为苏联解体高唱过赞歌的自由派战士，为何要选择一 种自戕身亡的结局?人们都在思索。�
康德拉季耶夫在70年代末期初登文坛，已届花甲之年，是后期战争文学的著名代表。他的作 品多为中
短篇小说，如《萨什卡》(1979)、《伤假》(1980)、《相逢在列斯坚科》(1983)、 《阿霞的大尉》
(1984)、《叶尼卡》(1985)等。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蛊惑之下，他成 为戈氏"改革"的拥护者，
对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可是，后来的现实却使康德拉季耶夫 的思想渐渐发生危机。私有化政策造
成社会剧烈地两极分化，普通老百姓处于赤贫境地。休 克疗法的结果，国民经济加速了全线崩溃。
通货膨胀像一只巨兽，张牙舞爪地向他猛扑过来 。他倾毕生心血苦苦积蓄起来以备养老的存款，一
夜之间化为乌有。他向往的"新生活"变 成泡影。苏联解体刚过两个月，他便怀着被欺骗的愤懑，在
《萨什卡在今天的白宫旁》这篇 谈话中，抨击政府机关的争权夺利，怒斥各级官员的特权统治和自
私贪财。他痛心疾首地陈 述：再也不能为目前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这种"改革"造就了数
以万计的暴发户 ，却使社会上最无保障的领养老金者、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日益贫困。康德拉季耶夫
对当 权者的失望，与对往昔的怀恋交织在一起。他声称作为一名老战士，过去曾为"自己的家园 、
自己的街道、自己的村庄、自己的莫斯科、自己的亲人而战斗"，目睹今天的社会现实， 他感受到无
比的痛惜和委屈。他大声疾呼："要保护人民中生活最少得到保障的阶层，首先 是他自己的同龄人--伟
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们。"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对苏 联历史的评价存在许多偏见，但他作为
一位老战士和爱国者，仍没有失去正直的良心，因而 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从苏联解体之后两个
月开始，直到1993年9月21日自杀为止，康 德拉季耶夫批评当局的言论越来越尖锐，语气越来越直言
不讳，情绪越来越悲观失望。他曾 经真诚地相信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及其"改革"，等到他弄明
真相的时候，已经国破 家败，他只好怀着痛苦和失望了此残生。�
在目前的俄国，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反映了现时俄国的一种社会情绪- -不满现状，
但又后悔莫及。�
呼吁拯救俄罗斯的精神文化�
苏联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陷入更加严重 的危机之
中。曾经追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自由派人士发现，在当权者弹冠相庆的同 时，民间哀鸿遍野，
怨愤遍于国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稳定，相反，正 在 把国家推向全面的崩溃。
蒙受欺骗之后产生的失望感和愤懑情绪，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 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开来》
而蜚声文坛，后又发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战 争的年代》的作家阿纳尼耶夫，痛苦地发现
今天俄国"正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人们想要 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新政权使国家陷入更加
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无限忧虑。 剧作家罗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了1993年面对国
内所发生的一切，他 内心无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场。过去听人说苏联的解体"是反革命的胜利"，他曾
予以嘲笑 ，而如今觉得此话确实有理。�
批评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的争论中，就置身于自由派阵营，在"改革" 时期又追随
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咒骂斯大林。他也对"改革"给国 家带来的灾难深为震惊，
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的 机体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机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深层的大问题是精神危 机。"他表示不与自由派合流，不愿意沿着过去的
道路走下去。到苏联解体后，他这种 负罪感发展成一种对立情绪，誓与新的当权者保持距离。1993年，
拉克申在《结局·死胡同 ·危机》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听到了掘墓声。但安葬的
不只是他一个 人，而是我们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感到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
史、俄罗斯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正在给这一切做着临终祈祷"。拉克申具有民 族自尊心，特别
重视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把这二者视为关系民族兴衰的大事。因此，"改 革"以来文化事业面临"灾难
性的困境"使他心急如焚。拉克申的醒悟使自由派人士感到恐 惧，对他的言论开始讨伐和围剿。拉克申
在这一片讨伐声中于1993年7月23日离开人世。�
对"改革"投以嘲笑和鄙视�
自由派营垒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改革"深感失望之后，背弃了自由派立场，开始用 冷静的眼光批
判"改革"之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并嘲笑他们昔日的盟友。在这类知识 分子中，充当先锋的却是前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哲学家、小说家亚·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代因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而屡遭批判，最后被开除 党籍，1978年
出国，定居于德国慕尼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伊始，他并没有像国内的自 由派人士那样立即附和。恰恰
相反，在一些具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和 社会主义制度时，他反而站出来慷慨陈辞，驳
斥反共谰言。季诺维耶夫把戈尔巴乔夫的"改 革"视作"灾变(赅蜞耱痤殛 )"，这是他创造的一个俄文新词，
各取"灾难 "和"改 革"这两个俄文单词的首尾部分合并而成。他批评"改革"的鼓吹者，不从俄罗斯的国情
出 发，硬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西
怀念一九九二年俄罗斯�
方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生搬硬套到俄 罗斯来。他嘲讽道：这如同让俄国的"鱼"像西方的"鸟"一样
生活在陆地上，并吁请俄国 正直的人们抵制这种"灾变"。�
亚·季诺维耶夫不仅否定苏联的"改革"，而且严厉谴责"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之 流。季诺维耶夫义
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了金钱、名誉，为了获得西方的青睐，而不惜卖身投 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
闻人物"、"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巨额演讲费和稿 酬施舍给他们，并不是慷慨赠予，而是另有图谋。
这些甘心情愿出卖俄罗斯的"犹大"，倾 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季诺维耶夫指出："
如果不考虑到戈尔 巴乔夫及其集团破坏苏共和整个国家的活动，不考虑到他们的投降和叛卖政策，人们就
不能 理解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实质。"�
也许是季诺维耶夫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和疮痍，所以他对于苏联解体后在俄国建 立的社会制度
特别鄙弃。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特征："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 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经济
制度强加给俄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 。"他不无揶揄地写道：目前在俄国建立
的是"一种畸形的东西"，它把"共 产主义的碎片、对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模仿、封建主义的复苏、合法化的
犯罪和手工业方式" 结合在一起。他哀叹俄罗斯未必能够恢复原有制度的强盛，重新成为"全球范 围内的
划时代现象"。�
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时代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替受审判的政治犯辩护和在国外发表诋毁 现实的小说而
屡次受处分。1974年出国定居于巴黎。他是国外侨民作家中著名的反共人士。 苏联解体前后，马克西莫夫
从巴黎远眺国内政坛的变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对戈尔巴 乔夫的"改革"和嗣后叶利钦建立的制度，
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他于1993年在俄国科学院召 开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今天的俄罗斯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
的骗子和窃贼的天堂，商人和赚外 汇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样，而知识分子为了维持生活却不得不去跑汽
车运输……他厌恶这 种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堕落，不愿意用自己的存在给这个制度增添
合法性 。特别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马克西莫夫与俄国的当权者和文学界 的自由派彻底决裂。
当他看到42名自由派作家呼吁总统镇压反对派的公开信后，气愤无比， 说他们只不过是钻进文学和文化艺
术部门的蝇营之辈。马克西莫夫对他们除了 鄙视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原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被指控持敌 对的反苏立场，
又把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于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被判刑7年， 刑满释放后旅居法国。在苏联
解体后最初一段时期，他是文坛的红人，曾经是首届俄语布克 奖的评委。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由派的
亲密盟友，与传统派作家进行论战。但是，叶利钦 炮轰议会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使西尼亚夫斯基清醒过
来，重又对当局"持不同政见"。他接 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叶利钦挑起了十月流血事件，认为他应
该进修道院 去祈祷，以求得宽恕自己的罪行。在对待现行制度这个问题上，他"准备庇护自己昔日的对 手"。�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实，有 了这种对比，
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块时 ，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
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 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
受的呢?笔者不赞成他们过去对苏维埃制 度的诋毁，但欣赏他们今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与那些昔日享尽了
社会主义的特权、荣誉、金 钱、地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一变，摆出一付早就是反苏反共义士的
架势，用最恶毒 的语言诅咒他们曾经为之高唱过赞美诗的苏联历史的自由派作家们相比，倒是这些"持不
同 政见者"较为客观和诚实。�
痛斥投机者的恶劣行径�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把投机钻营、见利忘义、沽名钓誉视作最卑劣的行径 。在论及苏联
解体的原因时，不少作家指出，这是钻进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野心家 、投机分子叛卖的结果。�
文学批评家杰德科夫在苏联时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改革"开始后，曾对它寄予很大的希 望。但时过不久，
他悲痛地发现这种"改革"正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在他1994年 去世之后，《自由思想》杂志1995
年第9、10期刊登了他的日记。其中许多段落是怒斥今天 的投机钻营分子的。如1992年6月9日的日记写
道："我以惊奇的目光发现，今天许多号称民 主活 动家的人物，他们似乎活到55-60岁时才猛然醒悟。于是
我内心产生疑问：你们这些勇敢的 人过去在哪里呢?莫非你们那时没有觉醒只是认为那种生活称心如意，并
且竭尽所能去适应 今天被你们骂得比谁都凶狠的生活准则?……你们是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善于沿着党和其
它 阶梯往上爬。"这一席话说得鞭辟入里。今天俄国的民主派们，在苏共掌权的情况下又何尝 不是满口马
列言词；如今他们正和昔日的对手一起，在诋毁他们过去顶礼膜拜的信仰，而把 被他们一本正经地痛斥过
的种种观点推崇为今天的生活信条。这种投机分子的嘴脸，令人可 憎可恨，只能嗤之以鼻。不幸的是，恰
恰是这种人，被视为今天俄国知识界的精英，是"改 革新思维"的弄潮儿，是追求"真理"的勇士!�
季诺维耶夫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把"苏联最高领导的叛卖政策"当作重要一条。 在他看来，西方的
战略是选择"从思想、道德、心理领域""实施对苏联最主要 的打击方向"。西方"利用俄罗斯本身的手段和
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去实现 他们的意图。遗憾的是，俄罗斯产生了许多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热心地为西
方服务来扼杀俄 罗斯和消灭俄罗斯人民。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帮手了。"这段话说得何其 明白!这是
痛苦的真实，但人们醒悟恨晚。�
杰德科夫在1992年6月21日的日记中，在评述叶利钦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时，认为这是"叛徒 "和"政治妖怪"自
我标榜，"他讲话无论就实质而言，还是就语言、语调和面部表情来说 ，都令人厌恶。"对于这些背叛者来
说，信仰是不必要的，人格、国格不值分文，这种人在 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识破
了他们，应该说这是俄罗斯人的幸运， 今后有可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怀念昔日的辉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经历了祖国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私有化政策造成的生活水平 急剧下降，炮轰
议会使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幻灭，车臣战争又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家庭悲剧。社 会迅速地两极分化，昔日的官僚
鲸吞国家资产而成为新的暴发户，机关、工厂、军队因发不 出工资而怨声载道，失业大军不断扩大，人民的
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许多人把今天的 俄罗斯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相比，他们痛感否定过去的一切是自
吞苦果，怀旧情绪在社会蔓 延。�
文学评论家尤利·布尔金60年代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起在《新世界》编辑部工作，"改革" 年代也甚为活跃，
他在回忆刊物这几十年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写道："依我看来，现在是我 们祖国历史发展中一段最为黑暗的
时期，我们60年代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均被一笔勾销 ，被糟踏殆尽。结果，我们从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
历史现实，跌入到另一种几乎是更不堪忍 受、更无法摆脱的现实之中。"�
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形成的"回归文学"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何其猖獗，特别是把 30年代的社会现象
诬陷成各种灾难的根源。对此，俄国知识分子也在开始清醒。《阿尔巴特 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巴科夫，思
想也在变化。他在一些文章中认为："不管过去有过什么 问题，忘记过去的人民是没有前途的。"他反对否定
十月革命，仍然认为这是20世纪伟大的 历史事件。他反对歪曲卫国战争的历史，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对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杰出贡献 。他对今天有的作品美化卫国战争中的叛国投敌分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既有过失败和阴 影，但也有过光明，
这个时代是抹杀不掉的。"这是小说家维·斯米尔诺夫在痛定思痛之后 发出的肺腑之言。当今俄国的生活悲剧，
促使昔日持不同政见的人物开始用新 的眼光看待苏维埃时代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反对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
季诺维耶夫在《真理 报》著文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我不打算为共产主义辩
护， 但我确实认为这个时期非常好。即便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后人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 情研究这
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的非常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业绩而惊叹 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令
人不快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这仍然是俄罗斯历 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
奇迹。"�
6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谈到了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历 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
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 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
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 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梅德维杰夫
认为，他无须向任何人 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
遗产有三 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 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 百
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导致了苏联的毁灭。 历史学家在评价
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能着眼于该人物为国家的强盛和 历史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评价历史的尺
度，要比那些对西方虚假的"自由与民主"趋之 若鹜的自由派人士公正得多。�
并不多余的忏悔�
让我用两段忏悔者的自白来作结束，以便进一步说明现时俄国的这种社会情绪。�
季诺维耶夫在痛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时，深感自责地说道："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 是共产主义的书，
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 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还表示：
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会不择一切手段， 去找那些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的人复仇。�
马克西莫夫也作过与季诺维耶夫相近的忏悔：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他就不会写那些书；
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俄罗斯社会迅速资本主义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仅使正直的俄罗斯人 痛恨，也使过去那
些向苏联制度泼过污泥浊水的人悔恨莫及。这种忏悔，虽为时恨晚，但并 不多余!只有体验过国破家亡、民族
垂危悲剧的正直知识分子，才能发出如斯肝胆之言!�
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情绪，正在折磨着现时的俄国社会。
『捌』 《我的自白书》的内原文
作品原文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我的“自白”书》写于1948年4月，作者陈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8)叛徒的自白短篇小说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在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这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诗并非如该书编者所说是陈然烈士的遗诗。此事在多年前就已得到澄清，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
1948年4月，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国民党当局破获，中共地下党员、《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被捕。1949年10月28日，26岁的陈然慷慨就义。
1950年代后期，在大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中，由罗广斌（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8月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后越狱脱险）、刘德彬（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6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越狱脱险）、杨益言（进步青年，1948年8月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后获释）合著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
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写道，陈然被捕后，在审讯时，敌人要他写自白书，他“提起笔，不假思索，一气写出了心里想了许多遍的话”，即《我的“自白书”》这首诗。该书与《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等回忆录一起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和青少年必读书，影响甚广。
1959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我的“自白书”》被作为陈然烈士遗诗选入。
次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囚歌》，选入了叶挺、罗世文、车耀先等烈士的遗诗，也选入了这首诗。
1961年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我的“自白书”》变成了小说中人物成岗在敌人面前“高声朗诵”的诗，重庆版画家正威还为这一情节配了一幅成岗高举戴着镣铐的双手挥笔书写诗句的插图……
因为《在烈火中永生》与《红岩》的影响，也因为这首诗激情澎湃，琅琅上口，感染力强，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经常出现在朗诵会、报告会、演讲会和一些文艺演出中，大凡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应能记得起这首诗中的几句。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我的自白书
『玖』 我的“自白”书的作者简介
陈然，1923年12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出生后第二年即随家人移居北京。后又因父亲的工作调动而搬家，到过上海、芜湖等地。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
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
1939年3月由程季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几个抗战剧团的同志前往湖北沙洋前线抢救难童。
1940年，陈然得到组织批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因战局混乱，加上自己又身染疟疾，未能如愿，数月后辗转到达重庆与家人会合。
1942年春，由于原来在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 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经过调养，陈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初，党通过《群众》周刊，号召在蒋管区广泛开展“民主青年”活动。陈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积极团结周围的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并在1946年年初的“沧白堂事件”中，为救援被特务殴打的青年而受伤。
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何其芳等人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以灰色的面目、健康的内容，使蒋管区的青年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于1947年底被重新吸收入党，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
1948年3月，由于斗争形势进一步严峻，特支书记刘镕铸、宣传委员蒋一苇先后转移，陈然任代理书记。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认真学习文化、历史和军事知识，而且积极对看守特务进行策反。他还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牺牲时未满26岁。临刑时，他高呼口号，身中数枪屹立不倒，令刽子手胆战心惊。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 1942年，由于原来在湖北宜昌抗战剧团和陈然同一个党小组的向长忠的叛变，组织上决定陈然马上离开重庆到外地去，并且暂时断绝和组织的联系，待以后组织上再主动派人来找他。陈然逃往江津避难，在江津避难期间，他患了严重的痢疾，贫病交加，于1942年秋回到了重庆家里。经过调养，陈然的身体逐渐恢复，但是也失去了组织关系。
1945年10月，陈然来到中粮公司在重庆南岸野猫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厂当管理员；与党失去联系的陈然没有消沉，仍积极从事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等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为了揭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陈然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1945年10月10日根据国共会谈达成的《双十协定》，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于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部分政协代表多次在重庆沧白堂举行集会，向各界通报会议进展情况。每次陈然都积极到会，了解时局。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政协会议，派出大批特务捣乱。一天，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冲进沧白堂，殴打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陈然奋起反抗被打成重伤，后被送到医院救治，才幸免于难。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重庆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社于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庆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陈然联合几个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团结了许多热血青年。 1947年夏，陈然在重庆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中共重庆市委于 1947年秋创办了《挺进报》。陈然被任命为《挺进报》特支书记并担任了最机密的印刷工作。陈然是重庆一家小工厂的代理厂长。白天他要在厂里负责工作，夜晚才能进行《挺进报》的印刷工作。
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括。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陈然迎难而进，刻苦钻研印刷技术，还学会了刻钢板。后来市委决定刻板、印刷由他一个人负责。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缩短周转时间，减少暴露的危险。这样，《挺进报》的工作就由陈然和另外一个负责收听广播的同志（即为刘国志烈士）承担起来。
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同办一张报纸的两位战友却不能谋面，他们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礼”和“紧握你的手”。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互相温暖着、互相激励着。他们同心协力，使《挺进报》如期出版，在山城回荡着铿锵的革命之声。
1949年10月28日，在临刑前的那一刻；一对心动相印的报友炽热的双手才紧紧握在一起。
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工作任务愈来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几乎都是陈然一个人在夜间完成的，白天还要照常去工厂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周密地进行安排，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重庆当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从叛徒口中得知《挺进报》的机关住所；上级派人来通知陈然说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要尽快转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后一期报纸，晚7点，市委派人来取，尔后迅速转移。就在21日傍晚时分，陈然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这封短信是一位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写给他的。
陈然接到信后本来可以马上脱离险境，但他一直坚持到22日下午5时印完最后一期《挺进报》。他刚把蜡纸烧掉，门外就传来阵阵脚步声。陈然推开窗户，把准备好的扫帚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这是给同志们的信号。就在这时，几个便衣特务破门而入，抓走了陈然。 在白公馆集中营里，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一间小车房里。正是在这座阴湿的牢笼里诞生了“白宫版”的《挺进报》。
原来，陈然所在的那间牢房，早就被难友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难友们取得联系。通过这个小小的孔道，狱中党组织传给陈然半截铅笔和一些香烟盒纸，要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陈然忍着剧烈的伤痛，把牢房当作战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他端端正正地写上一《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我党我军最近的胜利消息就这样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陈然还设法同隔壁的黄显声将军取得联系。黄将军答应利用放风的机会把报纸沿门缝塞给陈然，陈然不断从报纸上获得最新消息。从此，我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时常出现在白公馆的《挺进报》上，当同志们遭受到毒刑拷打时，受着疾病和伤痛折磨时，读了狱中《挺进报》，就感到浑身有力量。 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拾』 请问《我的自白》这首诗是谁写的
《我的自白书》
陈然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抗战爆发后，他随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夏，15岁的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初，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他在重庆参与筹办了《彷徨》杂志，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47年7月，重庆地下党决定编印《挺进报》，他先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后任书记，负责报纸的油印工作。
1948年4月2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囚禁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两腿受了重伤，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刑场，牺牲时年仅26岁。他以自己的生命履行了对党的庄严誓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革命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