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短篇小说

『壹』 庐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集是什么

《海滨故人》
她的第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上刊出后，鼓舞了她的创作热情，在随后一、两年内，她接连写了《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月下的回忆》、《或人的悲哀》等作品，于1925年结集为《海滨故人》出版。这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她前期代表作品，收有十四篇

『贰』 庐隐的作品加作品简介加创作年份

[著作书目]
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
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
归雁（小说）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
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开明
云欧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庐隐短篇小说选 1932，女子书局
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
女人的心（专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庐隐自传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
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
庐隐选集 1936，中央书店
庐隐创作选 1936（出版单位不详）
庐隐佳作选 1947，上海新象书店

『叁』 庐隐的人物生平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5月4日，庐隐生于福建闽侯县。庐隐降生的当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因此认定她是一颗灾星，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三岁时因为得了极重的热病，被奶妈带到乡下抚养并很快痊愈。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时，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岁），父亲在长沙去世，母亲带着她来到北京外祖父家生活。到北京的第二年，她因母亲厌恶，不得入学，但却拜了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为师，开始启蒙教育。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庐隐九岁，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去读小学，信仰基督教。她在那里时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病好了，她同大伙去作礼拜，并在美国人朱太太的引导下皈依了宗教。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并在她的拼命用功下考上了高小，不久之后又考取了师范预科，走上了求学之路。
1912年，庐隐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时年十三岁，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
到了三年级，她的兴趣一天天趋向文学，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
1916年，庐隐中学毕业，因当时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所以暂时不能继续升学。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她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事园艺教员，但她对于家事园艺一窍不通，因此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1917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前往安庆任教。半年后，觉得在安庆的生活无趣，庐隐回到了北京，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任开封女子师范教员，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备受排挤的她熬到了暑假，返回北京。
1919年秋，庐隐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在学校，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和一个刊物的编辑。庐隐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 少女时期，庐隐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处于叛逆期的庐隐被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一腔愤懑，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大学期间，受“五四”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庐隐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发现同她订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同她想的不一样，走的道路不一样，担心婚后的平凡生活将毁了她的一生，庐隐主动提出要求，解除了婚约。
1923年夏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婚后庐隐发现她理想的婚姻生活和婚后的生活实际完全相反。在不佳的情绪和家庭琐事中沉浮了半年之后，庐隐又继续努力她的著作生涯，写出了《胜利以后》、《父亲》、《秦教授的失败》等短篇小说。
1925年7月，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
1925年，郭梦良因肠胃病一病而逝。庐隐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安葬。她在郭家居住时无法忍受婆婆的恶毒，庐隐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
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
1930年秋，两人结婚。他们东渡日本，寄居在东京郊外。《东京小品》便是她旅居日本所写的小品文，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
后回到杭州，寄居西子湖畔。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象牙戒指》短篇集《玫瑰的刺》。
1931年夏天，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又开始了口耕生活。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手术，开刀后流血不止，高烧不退，遂于13日11点20分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十四号病室，年仅三十六岁。
庐隐一生清贫，度日艰难，没有任何财产，只有几部比生命还宝贵的作品。为了慰藉庐隐的在天之灵，李唯建将她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她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伴着她。

『肆』 卢隐的主要著作

《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
《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
《归雁》(小说)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
《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1931，开明
《云鸥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女子书局
《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
《女人的心》(长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庐隐自传》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
《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
《庐隐选集》1936，中央书店
《庐隐创作选》1936(出版单位不详)
《庐隐佳作选》1947，上海新象书店

『伍』 关于卢隐及其作品介绍

庐隐(1898．5．4～1934．5．13)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
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分娩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海滨故人》(小说集)1925，商务
《曼丽》(小说集)1927，北平文化学社
《归雁》(小说)1930，神州
《象牙戒指》(小说)1930，商务
《灵海潮汐》(散文、小说集)1931，开明
《云鸥情书集》(书信集)与李唯建合著，1931，神州
《庐隐短篇小说选》1932，女子书局
《玫瑰的刺》(小说集)1933，中华
《女人的心》(长篇小说)1933，上海四社出版部
《庐隐自传》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1936，北新
《火焰》(长篇小说)1936，北新
《庐隐选集》1936，中央书店
《庐隐创作选》1936(出版单位不详)
《庐隐佳作选》1947，上海新象书店

『陆』 庐隐生平，作品风格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柒』 庐隐的一个病人的内容梗概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捌』 中国诗人庐隐的作品

著作年表

1920年
《“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晨报副刊》，2月19日，杂论)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杂论)
《金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2期，新诗)
《思想革新的原因》(《人道》，8月5日第1号，杂论)
《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批评》，12月5日第4号“新村号”，杂论)
1921年
《劳心者与劳力者》(《批评》，1月11日第6号，杂论) 庐隐著《春愁何处是归程》《海洋里底一出惨剧》(《时事新报》，1月25~26日，小说)
《一个著作家》(《小说月报》，2月10日第2卷第2号，小说)
《近世戏剧的新倾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4月1日第3期，杂论)
《小说的小经验》(《时事新报·文学旬刊》，5月29日第3期，杂论)
《一封信》(《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2卷第6号，小说)
《一个病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6月30日第6期，小说)
《红玫瑰》(《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小说)
《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7月10日第12卷第7号，杂论)
《月夜里的箫声》(《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小说)
《整理旧文学与创造新文学》(《时事新报·文学旬刊》，7月30日第9期，杂论)
《两个小学生》(《小说月报》，8月10日第12卷第8号，小说)
《“作什么？”》(《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小说)
《砍柴的女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0日第10期，新诗)
《哀音》(《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13期，小说)
《王阿大之死》(《时事新报·学灯》，9月4~6日，小说)
《灵魂可以卖吗？》(《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2卷第11号，小说)
《祝晨报第三周(年)的纪念》(《晨报副刊》，12月1日，新诗)
《思潮》(《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2卷第12号，小说)
1922年
《馀泪》(《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3卷第6号，小说)
《一个女教员》(《时事新报·文学旬刊》，2月1日、3月1日第29、30期，小说)
《一个夜里的印象》(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邮差》(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傍晚的来客》(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一个快乐的村庄》(文学研究会编《小说汇刊》，商务印书馆，5月初版，小说)
《碧涛之滨》(《学艺》，9月第4卷第3号，散文)
《灵魂的伤痕》(《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11日第46期，散文)
《悠悠的心》(《时事新报·文学旬刊》，8月21日第47期，新诗)
《东游得来的礼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日第48期，散文)
《华严泷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11日第49期，散文)
《海边的谈话》(《时事新报·文学旬刊》，9月21日第50期，散文)
《最后的光荣》(《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0月10日第52期，散文)
《月下的回忆》(《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3卷第10号，散文)
《月下》(《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1月10日第55期，散文)
《或人的悲哀》(《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3卷第12号，小说)
1923年
《徬徨》(《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4卷第1号；又载《北京周报》(日文版)，3月4、11日，小说)
《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月21日第68期，散文)
《浮桑印影》(《学艺》，4月第4卷第10号，散文)
《最后的命运》(《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日，散文)
《丽石的日记》(《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4卷第6号，小说)
《月色与诗人》(《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11日，杂论)
《中国小说史略》(连载于《晨报副刊·文学旬刊》，6月21日、7月1日、7月11日、7月21日、8月1日、 庐隐遗影8月11日、8月21日、9月1日、9月11日；又以《中国历代小说》为题，连载于《北京周报》(日文版)，8月5日~10月19日，杂论)
《流星》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0月1日、10月12日、10月21日、11月21日、12月21日，小说)
《秋别》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寂寞》 (《晨报副刊》，10月7日，新诗)
《海滨故人》(《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4卷第10号、12月10日第14卷第12号，小说)
《淡雾》(《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2月1日，小说)
《新的遮拦》(《星海》，12月10日，小说)
《将我的苦恼埋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2月11日，新诗)
1924年
《寄一星》(《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月11日，散文)
《灰色的路程》(《东方杂志》，1月25日第21卷第2号，小说)
《中国的妇女运动问题》(《民铎》，3月1日第5卷第1号，杂论)
《沦落》(《小说月报》，4月10日第15卷第4号，小说)
《旧稿》(《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5卷第5号，小说)
《前尘》(《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5卷第6号，小说)
《醉鬼》(《时事新报·文学周报》，6月30日第128期，小说)
1925年
《父亲》(《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6卷第1号，小说)
《海滨消息——寄波微》(《京报副刊·妇女周刊》，3月，散文)
《幽弦》(《小说月报》，5月10日第16卷第5号，小说)
《胜利以后》(《小说月报》，6月10日第16卷第6号，小说)
《呓语》(《京报副刊·妇女周刊》，9月2日，散文)
《秦教授的失败》 (《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6卷第10号，小说)
《危机》(《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6卷第12号，小说)
《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7月初版，短篇集)
《诗人李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杂论)
《郭君梦良行状》(《时事新报·学灯》，12月7日，祭文)
1926年
《寄天涯一孤鸿》(《小说月报》，10月10日第17卷第10号，散文)
《灵海潮汐致梅姐》 (《小说月报》，11月10日第17卷第11号，散文)
《寂寞》(《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7卷第12号，小说)
1927年
《蓝田的忏悔录》(《小说月报》，1月10日第18卷第1号，小说)
《何处是归程》(《小说月报》，2月10日第18卷第2号，小说)
《文学与革命》(《国闻周报》，5月22日第4卷第19期，杂论)
《月夜孤舟》(《蔷薇周刊》，5月24日第2卷第26期，散文)
《秋风秋雨愁煞人》(《蔷薇周刊》，6月14日第2卷第29期，小说)
《憔悴梨花风雨后》(《蔷薇周刊》，6月21、28日第2卷第30、31期，小说)
《吊英雄》(《蔷薇周刊》，7月5日第2卷第32期，新诗)
《愁情一缕付征鸿》(《蔷薇周刊》，7月26日第2卷第35期，散文)
《妇女的平民教育》(《教育杂志》，第19卷第9号“平民教育专号”，杂论)
《归途》(《蔷薇周刊》，10月18日第3卷第46期，随笔)
《英雄泪》(《蔷薇周刊》，12月5日第2卷第47期，新诗)
《研究文学的方法》(《蔷薇周年纪念增刊》，杂论)
《公事房》(《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小说)
《牺牲》(《蔷薇周年纪念增刊》，剧本)
1928年
《曼丽》(北平古城书社，1月发行，短篇集)
《寄波微》(《蔷薇周刊》，1月16日第3卷第53期，散文)
《侦探》(《蔷薇周刊》，2月28日第3卷第58期，小说)
《妇女的平民教育》[10](商务印书馆，4月，单行本)
《弱者之呼声》(《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新诗)
《雪耻之正当途径》(《蔷薇周刊》，6月2日第4卷《国耻纪念特刊》，杂论)
《祭献之辞》(《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祭文)
《石评梅传略》(《世界日报》，12月《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传记)
《雨夜》(《小说月报》，12月10日第19卷第12号，小说)
1929年
《素心兰——夜的奇迹之一》(《鴞》，1月9日第4期，散文)
《云萝姑娘》(《小说月报》，1月10日第20卷第1号，小说)
《文学家的使命》(《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杂论)
《夜的奇迹》(《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期，散文)
《归雁》(《华严月刊》，1月20日第1卷第1~8期，小说)
《畸侣先生》(《真善美》，2月2日纪念一周年号外“女作家号”，小说)
《星夜》(《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美丽的姑娘》(《华严月刊》，2月20日第1卷第2期，散文)
《病中》(《河北民国日报副刊》，2月28日第65号，小说)
《空虚——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1日第66号，新诗)
《漠然——夜的奇迹之一》(《河北民国日报副刊》，3月5日第69号，新诗)
《乞丐》(《华严月刊》，3月20日第1卷第3期，小说)
《春的警钟》(《华严月刊》，4月20日第1卷第4期，散文)
《树荫下》(《认识周报》，5月15日第1卷第16号，小说)
《冲突》(《华严月刊》，5月20日第1卷第5期，剧本)
《介之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不幸》(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穴中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6月初版，平民读物)
《秋声》(《华严月刊》，6月20日第1卷第6期，散文)
《我生活在沙漠上》(《华严月刊》，7月20日第1卷第7期，散文)
《青春的权威者》(《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亡命》(《华严月刊》，8月20日第1卷第8期，散文)
《妇女生活的改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0月初版，平民读物)
《来呵！我的爱人》(《蔷薇周刊》，9月10日第126期，新诗)
《去年今日——悼石评梅》(《世界日报·评梅逝世周年纪念特刊》，10月6日，散文)
1930年
《人间天堂》(《益世报》，1月3~9日；又以《地上的乐园》为题，载《新月》，6、7月第3卷第5、6期，小说)
《云鸥的通信》(《益世报》，2月14日~4月8日)
《归雁》(神州国光出版社，3月，中篇小说)
《东京小品·一、咖啡店，二、庙会，三、邻居，四、沐浴》(《妇女杂志》，12月第16卷第12号)
1931年
《灵海潮汐》(上海开明书店，1月初版，短篇集)
《云鸥情书集》(庐隐、李唯建合著)(神州国光社，2月初版，书信集)
《井之头公园》(《晨报副刊·学园》，2月25日第16号，散文)
《几句实话》(《晨报副刊·学园》，3月26、27日第45、46号，散文)
《苹果烂了》(《小说月报》，5月10日第22卷第5号，小说)
《象牙戒指》(未完)(《小说月报》，6、7、8、9、11、12月10日第22卷第6、7、8、9、11、11号，小说)
《东京小品·五、樱花树头》(《妇女杂志》，第17卷第5号，散文)
《东京小品·六、那个怯弱的女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6号，散文)
《东京小品·七、柳岛之一瞥》(《妇女杂志》，第17卷第7号，散文)
《东京小品·八、烈士夫人》(《妇女杂志》，第17卷第8号，散文)
1932年
《搁浅的人们》(《读书杂志》，1月10日第2卷第1期，小说)
《豆腐店的老板》(《读书杂志》，4月1日第2卷第4期，小说)
《飘泊的女儿》(《申江日报·海潮》，9月18日第1号，小说)
《云端一白鹤》(《申江日报》第4版，9月18日，古诗)
《异国秋思》(《申江日报·海潮》，9月25日第2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华年周刊》，10月1日第1卷第25期，散文)
《碧波》(《申江日报·海潮》，10月23日第4号，小说)
《补袜子》(《申江日报·海潮》，10月26日第6号，小说)
《野妓拉客》(《申江日报·海潮》，10月30日第7号，小说)
《秋光中的西湖》(《申江日报·海潮》，11月13日第9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二)》(《申江日报·海潮》，11月20日第11号，散文)
《给我的小鸟儿们(三)》(《申江日报·海潮》，12月11日第13号，散文)
《跳舞场归来》(《申江日报·海潮》，12月25日第15号，小说)
《小小的呐喊》(《女声》，12月第1卷第6号，小说)
1933年
《人生的梦的一幕》(《申江日报·海潮》，1月8日第17号，小说)
《前途》(《前途》，1月10日创刊号，小说)
《一个情妇的日记》(《申江日报·海潮》，1月15日、1月22日、2月5日、2月19日、2月26日第18、19、20、22、23号，小说) 庐隐著《一个情妇的日记》《好丈夫》(《女声》，1月15日第1卷第7期，小说)
《一段春愁》(《时代画报》，2月1日第3卷第11期，小说)
《女人的心》(《时代画报》，2月14日～5月5日，小说)
《女人的心》(四社出版社，6月，中篇小说)
《玫瑰的刺》(中华书局，3月，中、短篇集)
《今后妇女的出路》(《女声》，3月16日第1卷第12期，杂论)
《水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3月初版，平民读物)
《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发刊词》(《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著作家的修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5月2日创刊号，序言)
《丁玲之死》(《时事新报·青光》，7月2日，杂论)
《灾还不够》(《时事新报·青光》，7月7日，杂论)
《屈伸自如》(《时事新报·青光》，7月14日，杂论)
《监守自盗》(《时事新报·青光》，7月21日，杂论)
《愧》(《时事新报·青光》，7月28日，杂论)
《恋爱不是游戏》(《时事新报·青光》，8月4日，杂论)
《花瓶时代》(《时事新报·青光》，8月11日，杂论)
《我愿秋常驻人间》(《时事新报·青光》，8月18日，杂论)
《男人和女人》(《时事新报·青光》，8月25日，杂论)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时事新报·青光》，9月1日，杂论)
《水灾》(《女声》，9月1日第1卷第23期，小说)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女声》，9月16日第1卷第24期，散文)
1934年
《我的创作经验》(《女青年月刊》，3月第13卷第3期，杂论)
《窗外的春光》(《人间世》，4月5日第1期，散文)
《读诗偶得》(《人间世》，5月2日第4期，散文)
《象牙戒指》(商务印书馆，5月，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