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短篇小说

A. 求几篇著名作家的美文

《爱》 张爱玲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月》 巴金
巴金散文精选(下) 月
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么？

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中，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为什么还有篰娥奔月的传说呢?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么?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罢。

B. 老舍、马晨明 、李星华 、叶永烈 、冯至的简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老舍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剧本《茶馆》，短篇小说集《赶集》、作品集《老舍文集》等。

马晨明，1977年生,山东菏泽人,女硕士。代表作品：《金融时报》《西藏采访笔记》《藏戏》

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1979年11月27日），李大钊女儿，作家。主要作品有《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白族民间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忆》;

叶永烈（1940年8月30日-2020年5月15日）,作品《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床头上的标签 [6] 》,《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

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原名冯承植，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

C. 求原文，冯沅君《隔绝》，蹇先艾《水葬》，许杰《改嫁》，王统照《沉船》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2〕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3〕的创作小说，陈嘏〔4〕和刘半农〔5〕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6〕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7〕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8〕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9〕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在《新潮》〔10〕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11〕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12〕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13〕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14〕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15〕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16〕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17〕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18〕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郯：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19〕，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20〕，《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21〕；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22〕和七千部《点滴》〔23〕。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24〕。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25〕。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26〕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27〕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28〕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29〕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30〕；钱江春和方时旭〔31〕，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像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32〕，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33〕，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34〕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35〕的坚决的句子——“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36〕，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37〕的果汁：王尔德（OscarWilde）〔38〕，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39〕，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40〕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41〕，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42〕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43〕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

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44〕。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45〕，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46〕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47〕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48〕，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GfiSándor）〔49〕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疤�的闶鼓*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50〕，后来是《京报副刊》〔51〕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52〕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53〕和李健吾〔54〕。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55〕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软文〔56〕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57〕，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58〕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

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

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59〕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60〕；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61〕，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62〕，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63〕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存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马矣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64〕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65〕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66〕的老手居多。凌叔华〔67〕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68〕，汪静之〔69〕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70〕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71〕，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72〕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73〕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74〕。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75〕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76〕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77〕。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78〕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79〕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80〕式的憎恶”的前途。未名社〔81〕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82〕，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待到接办《莽原》后，在小说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霁野〔83〕，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台静农〔84〕是先不想到写小说，后不愿意写小说的人，但为

D.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有谁的作品值得一读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争奇斗艳，现在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家出现。而其中他们的作品虽然说类型和题材不一样，但是都有非常多可以值得阅读的点，让我来介绍一些优秀的作家。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作家之外，还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家，比如说王小波和王朔等等，他们也都是在文艺小说上展现出了自己的功底。

E. 建国初期有什么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1．诗歌

歌颂新中国，歌颂新生活，是建国初期诗歌的共同主题。在颂歌诗潮中，老一辈诗人更感到连绵战火之后自由与独立的可贵，他们的颂歌流露出激越的感激之情。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冯至的《我的感谢》，以及艾青、臧克家等的不少诗作都是其中的代表。在《新华颂》中，老诗人写道："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道，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诗句虽然流于浮泛，但作为当代诗歌的开篇之作，无论从表达内容还是形式的散文化上，都具有先行的意义。此外，艾青的"礼炮震动着整个地壳，全世界都庆贺新中国的诞生"，石方禹的"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等诗句，都生动地展示了建国之初人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情。

对旧时代苦难与斗争的回忆，对祖国和平与幸福的捍卫，也成为本时期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李季的长诗《报信姑娘》写了一位为救游击队侦察员而牺牲自己的女英雄。李冰的《刘胡兰》也有一定影响。乔林的《白兰花》和冯至的《韩波砍柴》，在描写旧时代苦难生活的作品中，显示出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

在抗美援朝题材的诗作中，未央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是广为传诵的名作。李瑛的《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田间的《给一位女郎》，张永枚的《新春》，都热情歌颂了中华儿女的献身精神和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此时的诗歌还全面反映并歌颂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新生活。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表现了石油战线的劳动者们忘我的精神，作者也因此有了"石油诗人"的美誉。在表现新生活的作品中，"生活抒情诗"尤其引人注目。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是这类作品的最成功代表。李瑛的《戈壁日出》，邵燕祥的《到远方去》，严阵的《江南曲》，梁上泉的《高原牧笛》，公刘的《西盟的早晨》，也都颇具特色、

老诗人艾青把目光投向世界，创作了一组国际题材的诗歌组诗《南美洲的旅行》和《大西洋》，在炽烈的感情下蕴含深邃的哲理，传达出诗人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

2．散文像新生活带来诗歌创作的繁荣一样，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涌现出来。"朝鲜通迅"是建国后散文的第一批成果。影响最大的是魏巍的作品，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感情真挚，格调高昂，一时间举国传颂。其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杨朔的《鸭绿江南北》，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等，都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志愿军英雄和中朝人民的深情厚谊。此类题材的作品结集有《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等。

反映工农业建设蓬勃发展的报告文学也很突出，如艾芜的《屋里的春天》，柳青的《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靳以的《到佛子岭去》，秦兆阳的《王永淮》，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等，并结集有《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

抒情散文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冰心的《小桔灯》，杨朔的《香山红叶》，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刘白羽的《日出》，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碧野的《天山景物记》等作品，或歌颂理想、情操，或描绘河山、景物，均以新的时代精神、优美的文笔和洒脱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中的精品

众多质量上乘的作品的出现，使当代散文创作呈现出第一次高潮，为6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大丰收奠定了基础。

3．小说

建国初，小说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各类题材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描写民主革命斗争的，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纪》，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康濯的《水滴石穿》，刘澍德的《桥》等。表现工业题材的有：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草明的《火车头》等。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和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则显示了建国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初成果。

《保卫延安》和《三里湾》代表了5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保卫延安》首次成功地以长篇形式表现军事题材，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小说描绘了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的几次战役，气势恢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彭德怀的形象，这是解放军高级将领第一次出现在当代文学作品里。赵树理的《三里湾》第一次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大故事套小故事，写人们的日常生活事件，真实地反映出合作化运动初期各类人物的思想、行为和观念，揭示了合作化运动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恋观和道德观的变化，同时也表明实现农村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能不够"等人物形象，因为来源于生活，使人倍觉亲切。这在建国初的小说创作中是很难得的。

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十七年"表现工业题材的优秀中篇小说。作品以宝成铁路建设为背景，写了一对经历过硝烟战火的老战友，在和平建设时期面对新问题所产生的不同心态。作者把对人物心灵的探幽置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大环境中去观照，既使人物思想冲突有现实依据，又展示了广阔的时代风貌。作品情绪昂扬，以抒情笔调为主，同时又蕴含深刻的哲理，其现实针对性也是很明显的。

孙犁的《铁木前传》写的是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及其儿女两代人的生活故事，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情感。小说以其独特的风格被誉为"一部诗的小说或小说的诗"。

总体来看，建国初的小说创作处于发展的酝酿期，中、短篇创作更活跃一些。原因是中、短篇样式用来反映现实生活更易于把握，更灵活。这一时期的小说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受时代大背景影响，创作过分追求政治功能的弊端已初露端倪。譬如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单方面追求崇高，对历史厚度和内蕴的深度挖掘不够。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紧跟形势而在艺术锤炼上显得欠缺。这为日后小说发展出现"左"的倾向埋下了根芽。

F. 中国著名文学小说

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

1、《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

《红楼梦》版本可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

2、《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

《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

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3、《水浒传》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最终消亡的宏大故事，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4、《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搢等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

5、《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