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主题的短篇小说

Ⅰ 卡夫卡短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一、主题思想：反映了世纪末情绪，表现了人的孤独与恐惧，表现了荒诞世界和异化主题。

二、卡夫卡生前一共出版了《观察》《变形记》《乡村医生》以及《饥饿艺术家》等四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留下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失踪者》《诉讼》和《城堡》，另有大量的书信、日记、杂感、随笔等。
三、卡夫卡简介：
1、弗兰兹·卡夫卡，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2、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3、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Ⅱ 王蒙的“蝴蝶”小说的主要意思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张思远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进城以后，由军管会副主任一直到市委书记，职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弦也一无比一天绷得紧，而与人民的距离却一天比一大远，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公仆异化成了人民的老爷的过程。

一切使他有恍若梦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头认罪面目可惜的走资派，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大权在握的张思远，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一场噩梦，一场差错，是一次恶狠狠的玩笑。”

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是一只孤独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么了也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中，他是背着粪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老张头，是爱吃老乡家那缸民国十八年老汤腌的老咸菜的老张头。

在劳动中，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发现躯体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是名副其实的老张头。恢复工作以后，重进市委大院，不断升迁，一阔脸就变，他又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时，他的脸红了。

他发现自己变了，于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东西，找回他的魂。“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张部长吗，他是张部长，却突然变成‘老张头’？”人生沧海桑田，官场升降沉浮，这一切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庄生梦蝶”。

(2)异化主题的短篇小说扩展阅读：

王蒙作品特色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

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

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

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Ⅲ 《小公务员的死》寓意是什么

《小公务员之死》这个故事的寓意：

反映了由于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与行为荒诞，也表现了一个下等官员可悲的屈从、可鄙的奴性与可怜的结局。而作家埋藏在内心的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深恶痛绝之情，就可见一斑了。

《小公务员之死》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一名小公务员竟在一名大官的呵斥声中被“吓死”。

作品鉴赏

小说通过对幽默可笑的人和事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们的精神异化、性格扭曲及心理变态，表现了作家对黑暗社会的抗议及对思想庸俗、生活猥琐的小市民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表明了作家对罪恶制度的无泪控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小说虽然字数不多，篇幅短小，但反映的问题和包含的意义却十分深刻。

打了一个喷嚏，三番五次地向将军道歉，受到呵斥后胆怯而死，由此可看到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为人谨慎、胆小怕事、奴性十足、行为可笑的性格特点，而在这“谨慎”、“可笑”的行为背后却是他极其悲惨的经历。

他的死，貌似荒唐，实则有着真实的社会生活背景。在当时的俄国，“大人物”摧残“小人物”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感和奴性心理是沙皇专制制度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达官贵人长期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社会现实造成的。

因此，切尔维亚科夫的死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悲剧，作者透过这一形象表露了对人性可怜之处的不胜悲哀，也暴露了整个沙皇统治时期专制制度的黑暗。

Ⅳ 归在语言 异在文化 ——关于欧亨利两篇短篇小说译文的评析和对比

一. 析归异之偏爱，求归异之平衡

归化与异化的说法最早来源于1813年6月24日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柏林皇家科学院所作的题为《论翻译的方法》的演讲，他认为翻译不是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让作者靠拢读者。归化与异化主要包含两大类，一是语言层面，一是文化层面。然而归化异化各自倾向于哪个层面，孙致礼教授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忠实再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而原作的思想和风格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翻译中不采用异化的方法，很难完成这一使命。与此同时，为了达到译文像原作一样通顺的要求，译者在语言表达中，又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归化。”由此可知，在翻译过程中，异化侧重于思想文化的处理，归化侧重于语言表达的处理。然而具体翻译中，通常同时涉及到文化和语言的处理，因此析归异之偏爱后，应该求归化与异化的平衡，归化异化互为补充。

二. 译海拾贝：小说《婚》和《没》的译本赏析和对比

1. 译文和译者简介

欧亨利小说以其出人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结尾情节设计深受读者喜爱。本文选取的两篇小说《婚》和《没》都体现了欧亨利对小人物的命运的同情和关心，同时也对他们自身的劣根性提出了辛辣的嘲讽和批评，是典型的欧亨利式小说。同时选择的译本分别是201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出版的张经浩先生的译本和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年先生的译本。选择这两种译本的原因有三，第一是这两种译本在各大网上书店销售量大；第二是这两种译本各有千秋，但是都能体现语言层面归化和文化层面异化的杂糅；第三，同是采取归化策略，张译本和王译本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可以作出比较，各取其长，各补其短。

2. 归化的具体体现

“欣赏翻译的艺术就是要看译者如何利用目标语的语言资源去克服翻译困难。”汉语特有的语言资源有主要有量词，叠字和四字格以及古体语。这四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撇开了原语中的词语和句法转而迎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尽量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是归化的处理方法。

从张译《婚》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归化的具体表现如下：

量词：一卷钞票；一大叠钞票

叠词：醉醺醺；

四字格：当之无愧；拼死拼活；笨手笨脚；胡子拉碴；应接不暇；兴师动众；怀才不遇；不三不四；十有八九；财源滚滚；滑头滑脑；天衣无缝；络绎不绝；两厢情愿

古体语：见下文例3

王译《婚》版本中：

量词：一幢房子；一条人鱼；一张五元钞票；一支雪茄；一则广告；一封回信；一卷大额钞票

叠词：冷冷地；咕噜噜；

四字格：酩酊大醉；游手好闲；唯利是图；嬉皮涎脸；不可开交；无懈可击；难分难舍；和盘托出

古体语：见下文例3

下面我们来对上述方法在译文中的具体运用做简要分析和对比：

例1：An old friend of mine, Zeke Trotter, had made his wife a widow a year before drinking some dyspepsia cure of the old doctor’s instead of the liniment that he always got boozed up on.  （斜体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张译：我有位老朋友，叫齐克特罗特。平常他总是灌黄汤灌得醉醺醺，一年前有次没灌好，吃了老医生治消化不良的药，让老婆成了寡妇。 

王译：我有个老朋友，齐克特罗特，去年喝了一个老医生的消化药，而没有喝那种老是使他酩酊大醉的万应药，结果害的老婆当了寡妇。

此处，张译版本在翻译”got boozed up”时采用了ABB叠词处理方法。叠词能够增强语言音律美和节奏感，使得译出的汉语更有表现力，更易使读者接受。如果此处不使用叠词，而是直译为”他总是灌黄汤灌醉”,意思表达依然完整，但是表现力大打折扣。而此处王译版本将其处理为四字格亦可，表达力也较强。两种处理办法均可。

例2：Out of that number something like thirty hundred will expect to give you in exchange, if they should win you, the carcass of a lazy and mercenary loafer, a failure in life, a swindler and contemptible fortune seeker.(206)

张译：你等着瞧吧，这三千人里有三千零一或者是懒汉，或者是见钱眼开的人，或者是倒霉鬼，骗子，存心不良搞钱财的家伙。(张经浩，第48页)

王译：在那批人中间，假如他们侥幸赢得了你的心，约莫就有三千人准备给你一个游手好闲，唯利是图的臭皮囊，一个生活的失意人，一个骗子手和可鄙的淘金者作为交换。（王永年，第161页）

此处张译本将”thirty hundred”归化翻译为汉语中的特有句式”三千人里有三千零一个”,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和在表达上的匠心独运。原文所对应的名词直译应该为”三千人”，但是此处译者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就译者看来，这些居心不良的求婚者不在少数，甚至人人都各怀鬼胎，因此译者大胆使用汉语特有的夸张句式”三千人里有三千零一个”，使得读者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人们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境况的言外之意，不失为一种归化的妙译。反观王译本当中直译成“三千人”就缺乏夸张的效果。并且从句式上看，王译本对原文几乎是直接直译过来，显得拖沓生硬，而张译本更符合汉语的表达。因此，该处张译本采取归化的方法处理更为恰当。

例3：Would prefer a poor man with affectionate disposition to one with means as she realizes that the solid virtues are oftenest to be found in the humble walks of life.(205)

张译：念卑贱者往往忠厚，故宁择贫而情笃者。(张经浩，第47页)

王译：……然性情必须温良，因微贱之人多具美德。(王永年，第159页到160页)

此处，两种译本都采取归化的方法将原文翻译成汉语味道浓郁的偏古体句，巧妙的将英语中的长难句简化成符合汉语习惯的短句，赢得了汉语读者的好感。两种译本均可，然而张译本更是运用了对偶句，加强了译本的文学性和节奏感，因此略胜一筹。

3. 异化的具体体现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忠实再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然而有时候原作的思想和风格都带有浓郁的异国色彩，或者说蕴含非常强烈的文化内涵，归化的译法无法传达出其意义，此时就应该采用异化的方法。具体来说是就是直译和解注文化负载词。即，特意使用“不地道”的汉语，目的是保留原作的文化内涵。

据统计，张译《没》总共有注解11处，其中属于文化负载词的注解有6处；王译《没》总共有注解10处，其中属于文化负载词的注解有5处。以下举例分析异化的具体表现以及对比：

例4：Dulcie went up to her room—the third floor back in a West Side brownstone-front.

张译：达尔西走进西区一所正面用褐色石头建造的房子三楼的一间后房，这儿是她的住房。

王译：达尔西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西区一座褐石房屋的三楼后房。

此处，张译本和王译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张译本对“褐色石头建造的房子”加入了注解“19世纪时房子正面用褐色石头建造表示房主人富有”，欧亨利将一个贫困的女售货员的住处设计成代表富有的“褐色石头房子”实际上是一种讽刺，既讽刺了社会贫富差距大，也暗指了女售货员的虚荣心，她的生活和她幻想中的生活存在极大的落差，就如同褐色房子表面的富有和内在的贫困一样。因此此处的注解对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作者意图是不可或缺的。张译使用异化的处理策略十分恰当。

例5：So, we began to insert our advertisement in newspapers covering the country far and wide. One ad was all we used. We couldn’t have used more without hiring so many clerks and marcelled paraphernalia that the sound of the gum chewing would have disturbed the Postmaster-General.(207)

张译：“我们立即在全国各地报纸登征婚启事，只登了一次，多登非应接不暇，闹得兴师动众，露出马脚不可。”(张经浩，第49页)

王译：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我们只登一次。事实上也不能多登，不然就得雇用许多办事员和女秘书，而她们嚼口香糖的声音可能会惊动邮政总长。(王永年，第162页)

此处，张译连用“应接不暇”“兴师动众”“露出马脚”三个四字短语，优点是其形式简洁明快，且具有模糊性和概况性，适宜用于处理冗长复杂的英文句子。并且易于被汉语读者接受。但是此处欧亨利在原文中设计了“办事员和女秘书嚼口香糖”的情节实际上是一种反讽，讽刺了当时社会行政人员工作态度的怠惰和工作效率的低下,换句话说，此处涉及到特殊的文化内涵。如果略去而是直接用四字短语替代，则不能体现原作者在此处的良苦用心，也没有做到忠实。因此，该处应该采取异化当中直译的方法处理。王译的处理更为恰当。

例6：We no longer groan and heap ashes upon our heads when the flames of Tophet are mentioned.(60)

张译：如今人们谈起地狱的火焰时，不再边哼呀咳呀边往头上倒灰了。(张经浩，第84页)

王译：如今人们提到地狱的火焰时，我们不再唉声叹气，把灰涂在自己头上了。（王永年，第33页）

此处，在翻译”heap ashes upon our heads”的时候，张译和王译都采取异化的方法，加注解释“往头上倒灰”是一种犹太的风俗，悲切忏悔时，身穿麻衣，须发涂灰。这种做法较好地保护了源语文化，同时让读者享受到异域特色。

三. 译语喃喃：归化异化 相得益彰 归异同心

通过作者的亲身翻译实践和对以上译本的对比分析后发现，归化多用于处理语言层面，异化多用于处理涉及文化的层面，虽然各有偏爱但是不完全分开，即归化异化是相得益彰的；归异同心，这里的心就是指读者能喜爱和接受的翻译文本。无论是归化的策略还是异化策略，不能一味采用一种翻译策略，而是应该从实际出发，归异相糅，才能是好的翻译。

Ⅳ 如何理解卡夫卡的《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它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孤独感与陌生感，即人与人之间，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关系恶化，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既荒谬又难以沟通。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使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

Ⅵ 卡夫卡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怎样的呢，大家有是怎样评《变形记》

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正值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典型之作。表现主义的创作主张是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而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论”原则相对立的。它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为此就需要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把描写的客观对象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这种艺术手段通称“间离法”，在布莱希特那里叫作“陌生化效果”。《变形记》的变形即是一种间离（或“陌生化”）技巧。作者想借以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是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之所以亲亲热热，因为互相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一旦割断这种关系，则那种亲热的外观马上就消失而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所揭示的：“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可谓一针见血。你看，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但当他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他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当然也可以让主人公得一种致命的重病或遭遇一次丧失劳动力的重残，然后写他被家人厌弃的过程。但这样的构思其艺术效果不如变形那样强烈。因为作为病人，他有口会说话，有眼睛会看人，你不能当着他的面表现出对他的厌倦，或不给他送饭吃。而一只甲虫，既不会说话，也没有表情，他的孤独感就更加令人感到凄然了——以上是从社会学观点去看的。

如果从西方流行的“异化”观念去看，这篇小说也是写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一篇杰作。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确实是不和谐的，但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但卡夫卡却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我们：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但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里，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变形，也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尤其是主人公变成甲虫以后，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

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以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了。这样的写法是绝妙的。

在人与人之间还没有取得和谐关系的世界里，人的变形也是一种象征，一切倒霉人的象征：人一旦遭遇不幸（丧失工作能力的疾病、伤残、政治袭击等），他就不再被社会承认，从而失去作为人的价值的“自我”，成为无异于低等动物的“非人”。

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变形是一种怪诞的表现手段，是一种创造“距离”或“陌生化”

的技巧。按照美国美学家桑塔那那的说法，怪诞也是一种创造；它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并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因此它已进入现代美学的范畴，成为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偏爱的一种手法。

表现主义文学创作强调从主观的内心感受出发，作品往往具有一种个人的真实性，这在卡夫卡笔下呈现为自传色彩。不仅主人公的身份（公司雇员）和心理（作为长子必须尽家庭义务）与作者近似，其他人物如父亲、母亲和妹妹几乎都可以与卡夫卡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