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懒惰致死
①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的人物评价
从艺术上看，巴尔扎克也作了不少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毫无疑问，最突出的一点是巴尔扎克在中短篇小说中塑造了著名的典型。《戈布塞克》的同名主人公是法国文学史上闪光的典型形象之一。他最显著的性格特点是吝啬。他与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有类似之处。他喜欢样样都贮藏起来，小至别人送来的食品一一照收不误；由于不愿损失三分折扣，宁愿让食品腐烂，也不肯卖给商人。他似乎还不懂得商品流通的诀窍。就其狡猾和洞悉巴黎的商业情况以及各种各样经济情报而言，阿巴贡不能跟他同日而语；他具有丰富的阅历，周游过大半个世界，一直担当分配海地赔款的委员会成员，因而拥有全面的经营管理经验。巴尔扎克把他写成“金钱的化身”或“金钱势力的化身”、“钞票人”。他确实有无所不知的能耐和左右社会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个人物，就像对待他后来创造的葛朗台、纽沁根那样，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在小说中，一方面他是“贪得无厌的巨蟒”，另一方面他又是“巴黎最高尚和最正直的人”，他“既渺小又伟大”。他是德维尔的保护人，他之所以借款给德维尔又收取利息，是为了不让德维尔感谢他，以激励这个诉讼代理人奋发有为。他之所以不肯归还钻石等财产，是为了防止伯爵之子堕落和变得懒惰。因此，戈布塞克是一个远比阿巴贡复杂得多的形象。《柯内留斯老板》以15世纪下半叶路易十一时期为背景，刻画了另一个悭吝鬼形象。他有在睡梦中起来藏匿自己的财宝的怪癖。俗话说，日所思，夜所想。他这种怪癖乃是早期守财奴喜爱贮藏自己的金银财宝这种特点的反映。马克思说过，巴尔扎克“曾对贪欲的各种色层，作过彻底的研究”。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不下10个，无一雷同。在这些吝啬鬼中，柯内留斯的辈分最大，因而他的吝啬性格也具有最早期资产者的特色——贮藏癖。巴尔扎克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他对大教堂和都尔城王官的描绘再现了当时的风貌。尤其是路易十一的形象十分符合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注重扶持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国王，曾给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过道路。饶有趣味的是，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长篇小说《昆丁·达沃德》也写了路易十一和他的宫廷，但司各特笔下的路易十一蒙上了传奇色彩，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柯内留斯老板》在这方面却真实得可以当作历史小_说来读。巴尔扎克描写环境和其他历史人物，目的在于刻画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客观条件，他的描绘确实写出了有贮藏癖的吝啬鬼是在一个“平民化”国王的统治下产生的典型。此外，嗜金成癖的法西诺·卡纳；残忍无情的梅雷伯爵；勤劳正直、助人为乐的挑水夫；平庸而又能随机应变、善于抓住机会、终于志得意满的画家皮埃尔·格拉苏；心狠手辣、竟能下手杀父的堂璜；刚正严厉的西班牙侯爵莱加奈斯；生不逢时、时乖运蹇的泽。马尔卡斯；性格刚烈、激情似火的萨拉金；大义灭亲、铁面无情的老渔夫；能为儿女献身、柔情似水的帮工会首领费拉居斯，这些都是呼之欲出的生动形象，显示了巴尔扎克精湛的艺术功力。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巴尔扎克喜欢采用以小说人物讲故事的方式来引出主要情节。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使读者感到亲切和进入故事的氛围中，得到亲临其境的感受。不过，即使都是由人物来讲故事，各篇的写法也不尽相同。在《戈布塞克》中，巴尔扎克第一次运用了在几个人物的谈话之间进行的叙述形式。他通过德维尔之口将戈布塞克的生平事迹讲述出来，写得非常紧凑。惟一令读者不解的是，德维尔何以得知雷斯托伯爵死前家里发生的事，又怎么得知两夫妻的争吵以及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对话，而且这样清清楚楚。因为伯爵生前并不认识德维尔，伯爵夫人后来拍，不可能将家丑外扬，他们的儿子还少不更事，无法述说。很明显，这是小说家的现身说法。这种方法日后巴尔扎克不断运用。与其说这是巴尔扎克的笨拙，还不如说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作家以其叙述的生动来掩盖某些漏洞，一般读者会对此毫无感觉。这篇小说被看做是巴尔扎克的“第一篇杰作”和“最完美的作品之一”。《红房子旅馆》虽然也是由故事中的人物讲故事，但是这次讲的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而是听别人转述的。《海滨惨剧》类似《红房子旅馆》，略有不同的是，在公证人家里发生的一幕是让讲故事者的母亲听到的。《萨拉金》先由“我”出场，再由我将萨拉金的生平讲出来，而我是在意大利了解到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的。《泽·马尔卡斯》又不同了，主人公的经历由他本人道出，讲给“我”与另一个同伴听。《无神论者望弥撒》则由德普兰医生讲给他的学生听，为什么他要设立弥撒，再引出挑水夫的故事。《沙漠里的爱情》由“我”将故事写出来，供他的女友阅读，而这个故事是一个老兵告诉他的。《法西诺·卡讷》变成由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生平遭遇，接近《泽·马尔卡斯》，不过是单独对我说出。《大望楼》由“我”讲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引出公证人向“我”讲的另一个故事，这才是正题。这是故事中套故事再套故事。上面8个短篇，叙述方法同中有异，百花竞放，各异其趣。在巴尔扎克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小说家将这种故事套故事的写法运用得这么丰富多彩，也许要到莫泊桑的手里，才能达到并驾齐驱的地步。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在谋篇布局上是下了苦功的。他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并不追求形式多姿多彩，在艺术上并没有令人注目的创新。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托多罗夫对叙述语态有三种划分：或者叙述者大于人物，这时叙述者具有全知视角，既能看见人物的外部行为，又能知晓人物的内部心理；或者叙述者等于人物，这时叙述者往往是其中一个角色，既可以通过这个角色来观察，也可以让这个角色自我流露心理意识；或者叙述者小于人物，这时只能看见人物的外部言行而无从知道人物的内心。以此来对照巴尔扎克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到他往往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叙述语态，只有少数情况采用第三种叙述语态。例如《红房子旅馆》中的青年泰伊番，只有侧面的描写和烘托，没有正面触及他的心态，留有读者去回味的余地。诚然，巴尔扎克不像福楼拜，他还没到有意识地将作家自身隐去，以第三者的目光去观察和描写人物。但是，就处于短篇小说的初创时期而言，巴尔扎克的建树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 无可讳言，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一样，往往具有他喜爱的风格和叙事方式。他乐于在小说开篇详尽地介绍环境或发表长篇议论。这种开场白少则一两千字，多则七八千字以上。譬如，《萨拉金》的开场白就长达一万字，占全篇的五分之二；《无神论者望弥撒》的引言部分长达七千余字，超过了一半篇幅。好在巴尔扎克以其观察的敏锐、细致和深刻弥补了这多少有点冗长的开端，不致使读者感到枯燥乏味，不可卒读。 巴尔扎克已经懂得悬念的写法。《无神论者望弥撒》就是一篇出色地运用悬念手法的短篇。小说紧紧抓住无神论者居然会去望弥撒这一矛盾现象来做文章，谜底放到小说末尾去揭示。《费拉居斯》写来有点像惊险小说，这种手法与主人公的秘密身份十分合拍，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吸引了读者。可是，巴尔扎克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流行小说家，他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悲剧，把读者从社会下层带往社会上层，提高了作品的品位。有时，巴尔扎克舍弃开头的长篇大论的写法，以开门见山的叙述代替。《刽子手》就采用平铺直叙和白描手法，写得简洁、紧凑、一气呵成；《长寿药水》也是这样，不过这一篇夹叙夹议，摇曳多姿；《不为人知的杰作》则别具一格，将议论放在人物的口中道出，作者不直接表露观点。
巴尔扎克喜欢追求强烈的效果。他经常改编传奇故事：《长寿药水》撷取了霍夫曼的小说关于起死回生的药水的怪诞故事，写出惊心动魄的场面。巴尔扎克的小说结尾往往非常突兀，例如《恐怖时期的一件插曲》，小说结尾刽子手终于显现了身份，引出人物的这句感叹：“当整个法国忘恩负义的时候，钢刀却有良心!”这句话似有千钧之力，艺术效果非常强烈。《沙漠里的爱情》情节十分奇特，细节却写得真实可信。《柯内留斯老板》对历史背景的描绘力求真实，而藏匿的财宝再也找不到则神秘莫测。以上各篇充满了浪漫色彩，画面或者绚丽斑斓，或者诡谲离奇，或者阴森恐怖，而又与现实生活相通。巴尔扎克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熔于一炉，使他的中短篇既有粗犷浑厚的特点，又有雄奇瑰丽的色彩，自成一格。
② 一件长衫尽显迂腐落魄,是鲁迅先生的哪一部作品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的问题。这是鲁迅写的《孔乙己》，后编入了《呐喊》。
《孔乙己》是鲁迅所著的短篇小说，发表于《新青年》，后编入《呐喊》。
该小说描写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迂腐不堪、四体不勤，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其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⒁，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⒂，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③ 对卡夫卡《变形记》中人性的思考
《变形记》是卡夫卡为数不多的小说中的一部，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一部具有寓意性和象征性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名旅行推销员，在某天早上醒来后他离奇的变成了一只长满许多细腿的甲虫。这一变故给他自己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从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累赘，家人对他变成甲虫的事实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心生厌恶。最终这只甲虫在家人和社会的唾弃中无声无息死去。纵观整篇小说，格里高尔由人性变成虫性的过程就是现代人被社会异化和追求内在真实的过程。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的真实反映，“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初看《变形记》中主人公变成甲虫，给人以不现实的虚假荒诞感，但当你深入了解后你会产生共鸣，这不就是社会压力下人异化后的外在形态表现吗？“一名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他极力想去同亲人联络感情，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被世界遗弃，孤独死去。”人被社会异化后，或变成甲虫或变成老鼠或老虎……卡夫卡只是将这种被异化后的人类形态用荒诞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他通过对小人物格里高尔的际遇描写，形象的反映出人性在社会压迫下异化后的种种表现,这是社会小人物痛苦、悲哀的生存情况。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其父母和妹妹的态度变化、以及格里高尔内心活动,淋漓尽致的为我们展现了人性这一永恒的主题。
一、现代社会精神压力—人际关系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卡夫卡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其刻画在作品中，现代社会是一个金钱和权利构成的网络关系，社会权利仅属于少部分人，极大部分人只能在理想与现实中夹缝生存，这就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以某种实质性的目的所连接。格里高尔在父亲破产后，为了养家，在变异前的每天都在或者紧张劳累的生活。为了给家人安定的生活，他可以违心的做着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常年在外奔波劳累夜在所不辞。“唉，我的工作真是繁忙啊，天天出差！出去谈生意麻烦多多，旅途中又疲惫又烦心，不能准时用餐，食物又相当差劲，还要老是留神什么时候要倒车，整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为跟人深交。” 在那样的机器化的时代，员工被当做机器，是资本家进行价值创造的工具。老板与员工之间只能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仅此而已。上级总能对员工摆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于是乎人与人之间恰似隔了一层厚障壁，完全不能去对他人深交。法律代表说：“生病恐怕就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但愿他病得不严重。在此我要说明一下，我们这种商务人士通常不会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毕竟还是做生意最重要啊！当然，别人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在日常工作中，职工生病请假对于老板来说只是推脱工作偷懒的表现。格里高尔这么拼命工作，却也得不到老板的信任，生病请假在老板眼里亦或是在资本家眼里，只能是懒惰的借口。这样的社会现状只会让部分底层人物越发走向异化，人际关系的芥蒂和隔膜势在必存。
格里高尔异化后，最先发现其状态的就是家人。此前，在笔者看来，家庭成员之间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改变不了的，在困难中唯有家人是坚强的后盾。但读过《变形记》后笔者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又迎来了另一种此前未有过的深思。格里高尔在未变异之前是家里的唯一的经济来源，家里一切的生活开销都以他那并不丰厚的工资来满足。在父母眼中，他是孝顺的好儿子，在妹妹眼中，他是被倾佩的哥哥，格里高尔家庭成员之间被爱所包裹着，父母的关心，妹妹的敬仰都是他成功的表现。但自从他被异化后，家人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转变。家人对异化的格里高尔失去变回人形的期望后，逐渐对他产生厌恶。妹妹只对父亲说道：“我能想象得到，你们两个迟早会被它折磨致死，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远离这个家，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好。我们每天的工作负担已经够沉重的了，回到家里还要继续遭受痛苦，谁能受得了呢，反正我是受不了了。”家人已经完全将格里高尔排除在了家庭成员之外，他们的本性渐渐暴露在了格里高尔面前。家人对格里高尔的厌恶已经升华到了任他的死于不顾的地步，格里高尔被推向了悬崖边，他彻底选择了死亡。在他死后，家人们愉快的乘着电车去郊游。原本温暖的家庭关系在现实的压力下选择了成全自我，走向离弃的变异。人与人关系的变异无处不在，卡夫卡只是将其用写实手法展现在世人面前。拜金主义弥漫着整个社会，格里高尔的父母和妹妹对待他的态度转变，亲情变得多么廉价，这样的结局是在格里高尔彻底比变成甲虫后才意识到的。
二、孤独是社会人的常态
孤独并不是你只身一人才叫孤独，孤独的个体即便身处闹市也会孤独，甚至在热闹的群体生活中更加显得突兀。郁达夫的《沉沦》：“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在群体生活中的个体孤独反而是最要命的，但现代人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度过，直至死亡。一个人赤裸裸的来到世界上，死后也将一个人赤裸裸躺在火堆上化成灰。或许孤独就是现代人的终极宿命吧。卡夫卡因犹太人的身份，被周围的日耳曼人、捷克人以及说捷克语的犹太人视为异己。多愁善感的性格也许很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卡夫卡渴望成家却又怕结婚干扰创作，怕孤独却又担心婚姻会打破孤独，这样一种对孤独欲罢不能的心理就是现代人的真实处境。《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当他变成甲虫后，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谈话，但别人却听不懂他的虫言虫语。更滑稽的是所有人也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他们得语言。别人不理解格里高尔的内心真实想法，无法意识到他的真正需要。妹妹为格里高尔拿来新鲜的面包和牛奶，但她确不知道变成虫之后的格里高尔更喜欢吃腐烂发霉的食物；每次妹妹来卧室时，格里高尔都躲在狭小的沙发下，狭小的空间使他的身体无法动弹，妹妹却并未意识到他的难受；妹妹把格里高尔卧室的窗户打开本是想让他透透气，却没想到这让他更加难受；母亲和妹妹为方便格里高尔爬行，把阻挡他正常活动的东西搬走，却没想到这更加重了格里高尔无处藏身……这一系列的沟通障碍，把孤独个体无法被他人所理解的困境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这是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处境。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无法体验到他人的真实内心。
三、迷失自我
文学作品对社会虽没有直接的改造作用，但它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把握社会的媒介，对社会起着警醒和引导作用。好的作品，当人们在读作品时，不仅仅是在读一本书，而是在人类社会的故事，并从中引发对命运的思考。[4]卡夫卡的作品借动物的内心感受表现普通小人物在外在挤压下的恐惧心里和悲观情绪。他将主人公置入如此陌生化的假定情境中，重新打量人在社会、他人、自我这三大关系维度中真实的存在状态，从而揭示了人与世界双重异化的深刻主题。卡夫卡用荒诞的故事刻画出人所处世界的悲哀，让那些身处荒诞世界而不自知的人有了真切意识。在这个荒诞世界里的人们随着社会的打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最初的本心，任由自己被异化。格里高尔的变形，透露着现代人自我价值和迷失个性的悲剧。为了工作，格里高尔在还未变异之前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他甘愿忍受着违心的一切事务。作为一名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尽心尽力为老板工作却落的个任人摆布的下场，在这样一种寄人篱下的工作环境中他失去了自我。这一切的根源源于父亲的破产，他的父亲破产，为了还债他只得在债主家的公司工作，他任劳任怨地为公司奔忙，却始终也得不到老板的信任。常年奔波在外，住在阴暗狭小的旅馆里时想到此时的家人们能在家谈笑风生，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但他这么爱护家人的人始终夜想不到当自己变异成甲虫后遭到了家人的唾弃。格里高尔的家人们在金钱中迷失了自我，走向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他住着公司的秘书主任指责他玩忽职守，老板甚至还怀疑他贪污了公司的钱。格里高尔的老板摆官架子，总是坐在办公桌上居高临下地对雇员发号施令，俨然一副封建专制国家暴君形象。格里高尔的内心常希望他从高高的办公桌上飞摔下来，但暗潮汹涌的内心外是一副对老板恭恭敬敬的姿态。为了工作，他容不得自己马虎，每天都按时的上班报到。格里格尔似乎成为了一架为资本家迅速运转着的机器，成为资本家发家致富中的一枚棋子。他被公司压榨着，但他不能反抗，父亲的债务成为了他被公司当作奴隶的筹码，无声的为老板工作是他一直在做着的，任劳任怨的充当着劳动力。在格里格尔发现自己变异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担心家人日后的生活状况，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往后迎来的人生困境。格里格尔都在为家人着想着，即使变异后也在为家人考虑着，为了不让家人被自己这副样子吓到，他情愿躲进狭小的沙发下。即使家里人将他称为怪物，他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的存在本身只是为了还债，为了养家糊口，丢失了个性，逐渐迷失自我，这就是当时西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真实表现。现代人的个性逐渐在荒诞的世界里迷失，丧失人性，沦为任社会摆布的棋子。
从《变形计》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来反观现实，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性，在错综复杂的世界里人性充满了未知，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人性。俗语说“久病无孝子”，当我们陷入困境时，对于他人的冷漠无需怨恨，他人选择是否帮助你脱离困境是他们的权力，理解人性。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能做的首先就是爱自己，生活中不要总给自己定义成老好人形象，要学会去恰如其分的处理事情。格里高尔的命运使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人类世界，从人性到虫性的转变过程是社会重压下人逐渐走向变异的过程。如今的社会，人性遭“变形”是普遍存在的，克服异化就得自强自爱，学会慎独，战胜孤独，我们努力生活的意义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④ 揳诃夫短篇小说的特点
lizchr朋友，你好。以下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及其特点的相关资料: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⑤ 有部短篇小说，写的是某人因贫穷无吃住而故意犯罪想进牢房，请问这篇小说名及作者
你说的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故事。大概内容如下：主人公苏比在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开始为进入他的冬季寓所--布莱克韦尔监狱作出努力，使尽各种办法想让警察逮捕他。可是，均未成功。正当他受到教堂中赞美诗的音乐的感化，决定放弃过去的生活，重新开始时，却被警察抓了起来，"如愿"地被送到了监狱里。由此，可笑变成了可怜、可气、可叹。
⑥ 评契诃夫短篇小说艺术
mm92712朋友，你好。以下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及其特点的相关资料: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下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以下则是契诃夫生平的相关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⑦ 短篇小说：伤风败俗（一）
01
汪洋，一个好吃懒惰的农民。
李婵，汪洋的老婆，一个年过半百，风韵犹存，水性杨花的女人。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汪洋夫妇都喜欢偷，一个喜欢偷地里的蔬菜庄稼，一个喜欢偷人。
对于汪洋夫妇，村里大多数人都是深恶痛绝，只有几个人像苍蝇一样围绕着他们夫妇转，具体地说应该是围绕着李婵转。
这几个人中对汪洋家经济上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马胜罗。村里有传言说，汪洋家的三层小别墅有两层都是马胜罗盖的，也有传言说汪洋的儿子其实也是马胜罗的。
毫无疑问，李婵与马胜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汪洋的大力支持。对于汪洋来说，他并不在乎和妻子睡觉的人是谁，只在乎跟妻子睡完觉给了多少钱。金钱的味道让他心甘情愿被戴绿帽子，这顶帽子对他来说夏天可以遮凉，冬天可以御寒。
每当看到汪洋家的大门紧闭，他蹲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笑眯眯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嘴里吧嗒吧嗒地使劲抽着烟的时候，人们都知道一定是李婵正在和她的情人进行一场激情的搏斗。
李婵在金钱的诱惑下兴奋至极，引吭高歌，她的行为举止每次都会起到很好的刺激效果，让这场战斗更加酣畅淋漓，更加持久。可悲的是李婵和汪洋之间的战争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02
马胜罗在街上开了一家五金店，生意不错，家底颇厚。
马胜罗的妻子在二十年多前亲眼目睹了他和李婵之间的苟且之事，和他大闹了一场后自杀了。妻子的自杀并没有让这个喜欢寻花问柳的丈夫迷途知返，反而让他在这百花丛中更加赏心悦目，更加无拘无束。
妻子死后，他并没有续弦，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他不喜欢婚姻的束缚。
马胜罗对李婵足够大方，他的大方大都体现在每次完事后给的钱上，三百，五百不等，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汪洋并不知道马胜罗的大方独一份给了李婵的原因。其实对于汪汪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他也产生过怀疑，自从他有了这样的心理之后每次看汪汪总觉得能从他的眉宇间看到马胜罗的模样。
只有李婵和马胜罗知道，汪汪确实不是汪洋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