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谈短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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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简介，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 *** 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刘庆邦简介，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C.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按:11月15日上午，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刘庆邦在鲁迅文学院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为学员们深情讲述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技巧，就如何去把握文字中的实与虚相互变幻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地剖析，深入地挖掘出小说创作的灵魂。

刘庆邦简介: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代表著作有《断层》、《远方诗意》、《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

■我所说的虚，不是虚无，不是虚假，不是虚幻，虚是空灵、飘逸、诗意，是笼罩在小说世界里的精神性、灵魂性和神性。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虚构的东西作实呢？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结构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一经落笔，对生活的看法就隐含在作品里面了。

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

我为什么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带有根本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只要有志于小说创作，只要跨进小说创作的门槛，很可能一辈子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辈子都像解谜一样在解决这个问题。常听一些文学刊物的主编说起，他们不缺稿子，只是缺好稿子，往往为挑不出可以打头的稿子犯愁。挑不出好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说普遍写得太实了，想象能力不强，抽象能力缺乏，没有实现从实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他们举例，昨天有人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今天就有人把段子写到小说里去了。报纸上刚报道了一些新奇的事，这些事像长了兔子腿，很快就跑到小说里去了。更有甚者，某地发生了一桩案子，不少作者竟一哄而上，都以这桩案子为素材，改头换面，把案子写进了小说。这些现发现卖的同质化的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和新闻拉开距离，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翻版或照相，已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想承认也不行，在初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小说写得也很实。在出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没有请人为集子

D. 刘庆邦短篇小说选怎么样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既然“好看”，那就说明他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刘庆邦的短篇可以说是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种如《走窑汉》《血劲》，写的是地下，煤窖的黑暗世界，风格冷冽干脆；一种如《鞋》《外衣》，写的是地上，乡土的人情世界，风格温润美丽。 《走窑汉》发表于1985年，可说是刘庆邦的成名作。我觉得，这个小说把短篇小说的能量发挥到了极大的限度。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马海州的妻子小蛾被矿工队长张清玷污了，马海州用刀子刺伤张清的胸膛，获罪入狱，在狱中救人立功，提前释放，回到矿场。 这是小说叙述过程中的回忆交代，是这个复仇故事的原因。小说的开始是，已经出狱后的马海州同张清一起下井。看他是怎样复仇的。 在下矿井劳作时，马海州时时跟着张清，也不说话，甩都甩不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刀子，不时拿出来把玩。他的复仇，不动声色，却光明正大，用这种持久的威胁来摧垮张清。下了班也是，马海州和小蛾一起跟着张清。每天都在张清的楼下喊：“张书记。”他喊一句，她喊一句。在一次下矿井工作时，张清的场子塌了，他被活埋，在他附近的马海州却是奋力地把他救出来。张清以为有和解的希望，就拿酒到马海州家酬谢，马海州不让进门，又叫小蛾过来，小蛾把张清带过来的酒直接从门里扔到门外，酒瓶全碎。那天晚上，马海州和小蛾来到张清家，马海州拿一个薄铁片在张清脸前，张清就是趁马海州不在家用那种铁片开了他家门玷污了小蛾。 在这个，没有任何肢体冲突的复仇过程中，马海州施加在张清身上的都是精神的重压，张清终于在这个晚上，疯掉了，也可以说是，被逼疯了。几天后张清跳窖自杀。也是在同一天，小蛾跳楼自杀。 人物有丰厚的可解读性。 首先来看小蛾。她被张清玷污后，决意要自杀的，但是丈夫马海州刺伤张清被抓走时说：“田小蛾，不许你死！”然后，小蛾经受了诸多的羞辱，比如被人扔瓦块，门上被挂破鞋。她都忍下来。丈夫马海州在狱中时，她辛苦种地，收获比别人多的粮食。“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了。”——清苦的生活。原来她都把钱积攒起来，马海州出狱，她给他一个砖头似的布包,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票子。马海州并不稀罕这钱，冷冷地说：“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从此，马海州对小蛾，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爱，就是最开始那种浓烈的爱情，挥不走的爱；恨，因她是被玷污之人，这是他心头抹不去的阴影。于是，小蛾就成了他，爱愈深恨愈浓的心结。而小蛾，就这样承受着，那炽热的爱，和浓烈的恨。这些扭曲了的爱和恨。他帮着丈夫马海州复仇。张清跳窖自杀，小蛾随即也跳楼自杀。——如此丰满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人性能量，也只有小说可以字字珠玑地刻画，一旦用具体词汇来形容，就毫无分量了。 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段，马海州听到小蛾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是这样的： “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 ——无疑是经典有力的结尾。故事讲完，戛然而止，冷静干脆。人物性格心理得到照应和超越。 来看怎样的照应。小说里写了几笔马海州从前的状态：那些天，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那时候，“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说明马海州从前是柔肠百转的一个汉子。妻子小蛾遭玷污，他入狱。出来之后，必定不再是从前的他。他一心想的，就是复仇。他的复仇，不是对敌人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在这复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耐心、执着、果断都让人钦佩到感动。小说还写了一个细节，一个工友家里失火，什么都烧没了。马海州二话没说，一把甩给工友两百块钱。他的慷慨，仗义，又是让人钦佩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侠骨柔肠的汉子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复仇，是把一个人逼死。他心里装着的，是再也无法找回的爱情，是满满的恨。这个人物，也让人心生同情和心疼了。 再来看结尾，小蛾死了，“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再多的阐释，都不及这几个字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走窑汉》，选自《刘庆邦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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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刘庆邦的语言风格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G. 刘庆邦《清汤面》的创作背景

刘庆邦《清汤面》的创作背景是社会生活。《清汤面》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集，共集结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25篇。作为小说集标题的《清汤面》是刘庆邦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原载《知庆携人民日报》2013年搭伏10月29日，刊载后，作品以朴实简单的生活细节与细致入微的文学描写展现了美好醇厚的人性而得到广泛的好评，因而以《清汤面》为题的短篇小说集，即汇聚了刘庆邦小说中那些注重人性温暖和美丽的作品。展现尊严人差侍性、美丽人性和温暖人性，文本整体朴素简洁，是一本人性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