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庆邦短篇小说之王

Ⅰ 读《走窑汉》

会找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来看，是因为王安忆的推荐。很喜欢王安忆，虽然她的书，我看的其实不算多。我最早接触比较专业的关于小说写作阅读的分析就是她的《心灵世界》。一开始看得很辛苦，但看完后收获很大，然后，我就开始关注她这方面的文章或者书。

她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评价很高。我开始关注刘庆邦才知道他有“短篇小说王”之称。

《走窑汉》是刘庆邦很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发表于198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大约七八千字。很简单的一个复仇故事，读起来却有侦探小说那种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节奏感。

小说从马海州出狱回到矿里工作开始讲起，而他坐牢的原因——捅了张清一刀。换工作服的时候，马海清的刀掉了，把张清吓得不轻。马海州的老婆——田小娥给他送餐。马海州让小娥发烟，她唯独不给张清。在马海州的要求下，小娥还是给了，但在张清接烟的时候，小娥把烟扔地上了。三个人的关系，在递烟中递出来了，但原因是什么？没说。马海州总是紧跟着张清，让他神经紧绷。故事慢慢地揭开谜底。人物的性格在慢慢地变化。

马海州原来是矿里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然而，在他下矿的时候，妻子小娥被张清诱奸。马海州知道田小娥出事后，他对田小娥的态度不断在转变，经历了三个变化。刚开始的时候，他吼，“田小娥，不许去死！......”他是真心不想田小娥死，他知道她是受害者。马海州是个善良的人。二话不说救了掉冰窟窿的小孩，拿钱给家里被火烧了的小四。他知道田小娥出事后，找张清算账，捅张清一刀。他没对小娥做任何事，没一句重话。只是进囚车前，吼了那么一句，不能死。这个时候的马海州，真心希望田小娥活着。那么什么导致他对田小娥说出那么戳心窝的话——“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

马海州入狱后，田小娥回家。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

田小娥的遭遇，马海州呢？

没人像对待田小娥那样直接辱骂，但是背后呢？作者没直接说。从写作的角度看，直接写了田小娥的遭遇，再重复类似安排并不是个好选择。从人物的性格设置来看。田小娥是个弱女子，当面侮辱她，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马海州连张书记都敢捅一刀，这么强势的性格，不可能允许人当面侮辱他，所以没人会当面去招惹他。但背后的议论会少吗？马海州这样的人，能忍受这样的人生“污点”吗？

出狱后，重新回到矿里，田小娥再次来到矿上，马海州的态度有了变化。

入狱前，马海州还希望田小娥好好地活着，但这个时候田小娥活着，对他来说，就是耻辱。时刻提醒着他，老婆被玷污了，他报不了仇还进了监狱。田小娥慢慢地变成了他复仇的工具。直到，张清自尽，田小娥自尽，他才从这段仇恨里解脱出来。然而，他的人生解脱了吗？

马海州是一个立体的角色，田小娥就是他的影子。一明一暗控制着故事的发展和节奏。这篇小说最好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该全讲，什么时候该讲一半，什么时候要压着不能讲，作者控制得特别好。把一个没有悬念的复仇故事，讲出侦探小说的节奏出来。

作者采用的是插叙、倒叙穿插用的方法，结构安排上很好，但有一个不足，就是各种叙述方法的转换不是很清晰，有的地方衔接比较模糊，需要全篇看完再回去推断时间的发展顺序。我觉得这是作者在表达上的小瑕疵。

在看过白先勇的小说之后，看这篇《走窑汉》的。对于王安忆说的，台湾作家和内地作家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别有了更深的理解。

反复地读《走窑汉》我没有抠字的冲动，只是通过作者叙述的场景，去理解人物的心理变化，人物关系变化。而当我反复读白先勇的小说的时候，看着会有抠字的冲动，有些字会反复地去咀嚼，体会作者的用字的用心。在读到王安忆的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如今仔细想来，我不喜欢莫言的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在这里。他用到北方方言，浓浓的北方气息，对于南方人的我来说很不习惯，难以喜欢。

以前写作文的时候，是书面语的，因为方言与现代汉语差别比较大。现在写文章的时候，会用上方言。一方面是语言习惯导致的，一方面也是自己有意无意而为之。之前觉得写文章讲故事应该努力做到“身临其境”。但看完《走窑汉》的现在，我犹豫了。

之前，我很少重复地去看一篇小说，即使是写读后感也是凭第一感觉去写，最多就是引用的时候翻一下原文。很少像最近这样，反复地去看（这是上完伊沽城老师的课之后的收获——如何更好地去阅读）。写完这篇《走窑汉》，我一点都不想再去看一遍。但《台北人》我还想再看，虽然看了几遍，伊沽城老师也详细地分析过一遍，但依然觉得小说里有可以读的东西，没有厌倦。

ps：这篇是《走窑汉》的读书笔记，其实也可算是《故事与讲故事》的读书笔记。在读《走窑汉》的时候，一直在印证着《故事与讲故事》里面读到的一些观点。

Ⅱ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按:11月15日上午，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刘庆邦在鲁迅文学院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为学员们深情讲述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技巧，就如何去把握文字中的实与虚相互变幻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地剖析，深入地挖掘出小说创作的灵魂。

刘庆邦简介: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代表著作有《断层》、《远方诗意》、《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

■我所说的虚，不是虚无，不是虚假，不是虚幻，虚是空灵、飘逸、诗意，是笼罩在小说世界里的精神性、灵魂性和神性。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虚构的东西作实呢？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结构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一经落笔，对生活的看法就隐含在作品里面了。

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

我为什么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带有根本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只要有志于小说创作，只要跨进小说创作的门槛，很可能一辈子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辈子都像解谜一样在解决这个问题。常听一些文学刊物的主编说起，他们不缺稿子，只是缺好稿子，往往为挑不出可以打头的稿子犯愁。挑不出好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说普遍写得太实了，想象能力不强，抽象能力缺乏，没有实现从实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他们举例，昨天有人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今天就有人把段子写到小说里去了。报纸上刚报道了一些新奇的事，这些事像长了兔子腿，很快就跑到小说里去了。更有甚者，某地发生了一桩案子，不少作者竟一哄而上，都以这桩案子为素材，改头换面，把案子写进了小说。这些现发现卖的同质化的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和新闻拉开距离，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翻版或照相，已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想承认也不行，在初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小说写得也很实。在出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没有请人为集子

Ⅲ 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简介，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 *** 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刘庆邦简介，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Ⅳ 小说清汤面读后感

读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清汤面》，感觉一股香喷喷的气息扑面而来。清汤面里放着浓浓的关爱，放着多多的友善，放着作家对矿工和家属深深的感情，所以它才有如此醇香的味道。

刘庆邦擅长讲故事，一件看似平常的生活小事在他的笔下可以变得灵动起来。拣矸女工向秀玉在班上吃饭很随意，但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喜莲的午饭不能凑合。她开始是做好了饭菜放在锅里，女儿回来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有一次忘了为女儿准备午饭，向秀玉非常内疚，便给女儿三块钱，让她去杨姨的清汤面馆吃面。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故事的走向出现了意外。偏偏杨阿姨不收钱。第二天，向秀玉又给了女儿三块钱，让她把头天的面钱一起付了，可是女儿还是拿着钱回来了。向秀玉知道了原委，便自己去店里把钱交给杨旗。杨旗没办法，只好收下。喜莲再来吃面时，碗里就多了一个荷包蛋，她回家告诉了母亲，并且提出不再去杨姨店里吃面了。杨姨发现喜莲不来吃面后就赶到向秀玉家里，劝向秀玉让孩子还是去她店里吃面，再不去吃，说不定哪天她的面馆就不开了。

我们总是感叹世风日下，感叹世道变迁，感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我们对商人有成见，认为无商不奸，的确，有些生意人短斤少两，坑蒙拐骗，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但是《清汤面》的故事不是发生在都市，而是发生在矿区，发生在那些纯朴善良的矿工和家属中间，这就让小说的情节多了一份自然，多了一些合理，多了一些与众不同。开店的人千方百计希望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赚得个盆丰钵满，可是，在《清汤面》中，我们看到，杨旗对待向秀玉的女儿喜莲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她不是出于赚钱的目的，正相反，她想尽量优待这位小顾客。主要原因是，在一起事故中，向秀玉和杨旗二人的丈夫都遇难了，事故发生后，向秀玉得到了许多好心人无私的帮助，有人送月饼，有人送衣服，还有不留名的人把一桶油放在门口。杨旗也是，光顾面馆的都是矿工，他们吃了一碗面撂下十块钱就走了。有人交了一百块钱说好了再来吃，却好长时间没有露面。这种相依相怜的情感相互感染，彼此传递，没有人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矿工以及他们的家属之间这种特有的依存关系，正是这篇小说的'情感力量，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也让这篇小说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和人性的魅力。

刘庆邦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与他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分不开。《清汤面》再次展现了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实力。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三个人物，两个场景，故事是来自于生活的小事，整篇小说仅有五千多字，一般写手容易写得浅显，琐碎，更谈不上深度。但刘庆邦却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除了技巧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作品中投入的情感。他有个观点，小说要有含心量（不是含金量），这就是说，作家在小说中的情感要饱满，有力。从这篇小说来看，刘庆邦把他的感情倾注在了他塑造的三个人物身上，而这种倾注又是不动声色的，甚至是一笔带过，却能读者感受到。比如向秀玉因为忘记给女儿准备午饭流着泪向女儿道歉，比如她去杨旗面馆前打扮自己，还戴上了丈夫给她买的项链，比如她教女儿给杨阿姨钱的时候要如何态度坚决，不能面，再比如女儿告诉她自己没有吃那个荷包蛋时她对女儿的一番夸奖，比如她到了杨旗的面馆后先是帮杨旗干活而没有马上提钱的事，等等，都体现了她的个性。杨旗虽是开面馆的，但她更在意的不是钱，而是矿工家属之间的彼此呵护。她不收喜莲的钱，给她加一个荷包蛋，当向秀玉把钱掏出来要给她的时候她的眼泪立马涌了出来，她对向秀玉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孩子吃碗面还要花钱，我还有点人心吗？这些话都肺腑之言。那个喜莲才上小学三年级就格外懂事，看着别人碗里没有荷包蛋，惟独自己有，她就不愿意再去吃面了。母亲给她五块钱去吃烩面，她却买馄饨，五块钱可以吃两次。孩子身上折射的是家庭的教育，父母的品质。

《清汤面》最让人“费解”的正是出现了一种异样：杨旗的面馆生意兴隆，她本来是可以不管不顾地开她的面馆赚她的钱，可是她却开不下去了，没有人不让她开，而是良心让她无法继续开下去了。她每天做再多都能卖完，她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清汤面多么好吃，而是矿工兄弟们在抬她的生意。她说，这样下去，我得欠矿上咱那些兄弟多少情啊！这异样之处正是让人动容之处。

刘庆邦长年在煤矿生活，他对矿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用友爱和善意的眼光打量着矿工和家属，展现那些在底层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心灵之美，人性之美。看似平常的清汤面却演绎了一场爱的情感剧，小说表面上是写清汤面，其实是写矿工的大爱和矿山女人的善良。有人这样评价《清汤面》：尊严生活，温暖相待，亲情如山，讲述普通中国人的动人故事，一碗清汤面中，有最朴素的人性。所以，《清汤面》才能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Ⅳ 刘庆邦的社会影响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像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现在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著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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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闺女儿

作者：刘庆邦

豆瓣评分：7.9

出版社：黄山书社

出版年份：2010-4

页数：161

内容简介：

《闺女儿》从十几岁就扛起家庭的重任，到待字闺中心思细腻的少女，再到初为人妇的辛苦，直至丧失劳动力成为留守农村的老人。这是乡村女性的一生，她们在刘庆邦笔下展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柔美、善良和坚韧。

文中有很多极具地域风情的民俗，读来意趣盎然。

《闺女儿》是“当代中国名家名作系列”中的一本，其选定为作家的成长背景，如作家和故乡，作家和亲人，以及作家的童年经验、受教育经历等等。我们选择的这些作品中都有作家各自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强烈的主观情感投射，由此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作家是怎样成长的，或者说是怎样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即英雄出处。这样一套书既能体现这一批当代作家的精神源头，又能展现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加以与文字风格相配的插图，必将给读者呈现一份完整而精彩的当代作家档案。

作者简介：

刘庆邦，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阳光》杂志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刘庆邦在眼泪与鲜血中还原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里那些已经逝去和即将远离的真实，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他既有对大时代背景下追求梦想的灵魂的麻辣解剖，也有温婉细致、柔情蜜意的情怀。多少女性在刘庆邦的笔下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柔美、善良和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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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红煤

作者：刘庆邦

豆瓣评分：7.4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1

页数：37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庆邦最新创作的长篇力作。

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着重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人性的变异和灵魂的扭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将红煤厂村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将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了出来。

小说以精微细腻的描绘见长，详尽地展示了主人公宋长玉攀附、奋斗、复仇、堕落的过程。作者对煤矿生活特别熟悉，在行文中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笔墨在气定神闲中游走，令人赞叹不已。在描写煤矿生活方面，作者的文字是如此的和生活筋骨相连，血脉相通，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作者简介：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等外国文字。

Ⅷ 听说刘庆邦有200多篇短篇小说，请哪位网友帮我列一名单。今天我看了他的短篇小说《鞋》，很喜欢。

长篇小说 《断层》 《高高的河堤》 《落英》
中短篇小说 《在深处》 《家道》 《胡辣汤》
《屠妇老塘》 《鞋》
中短篇小说集 《走窑汉》 《心疼初恋》 《刘庆邦自选集》
《梅妞放羊》 《不定嫁给谁》
影视作品 《盲井》 《卧底》 《鞋》
获奖作品 《断层》 《在深入》 《东家》
《谁家的小姑忍受》 《神木》 《小小的船》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等外国文字的作品10多篇。短篇小说《鞋》被制成了日本电视汉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