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柯夫短篇小说集札记

① 求几篇短篇小说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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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中人赏析
提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自然很容易使人想起他笔下的“套中人”别里科夫。契诃夫在短短的篇幅里，以讽刺的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一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的典型形象。
作品开始时光从他的日常生活着手，描绘他在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套子”：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也躲藏在竖起的大衣领里。如果仅仅这样，那么只是孤僻可笑罢了，就让他躲在角落里吧；然而不止如此，他还要把思想臧在“套子”里，这个“套子”就是沙皇政府压制人民自由的文告和法令，他老是一个劲地嚷着：“千万别闹出乱子啊！”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让他自言自语吧，用不着理睬他。但是问题远不止此。他还要用“套子”去凑别人的思想。更令人诧异的是大家看见他都害怕。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猥琐的人，就把大家压得透不过气来，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而且全城都受他的辖制，弄得大家甚至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总而言之，人们对这个神经质的、变态的套中人妥协让步，可以说许多人也被迫不同程度地钻进“套子”中去了。作者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别里科夫并不是达官贵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他在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作为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一种典型，是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人们害怕他，其实是被那黑暗污浊的政治空气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俄国，亚历山大三世实行恐怖统治，在俄罗斯大地上警探密布，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在社会上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别里科夫式的人物。作品通过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将批判锋芒直指扼杀一切生机的沙皇专制制度。
从艺术上着眼，小说最大的特色是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首先以夸张的笔墨给别里科夫画了一张惟纱惟肖的漫画，显得多么迂腐和可笑。另外还运用巧妙的对比手法，以他荒谬绝伦的思想和他一本正经的语言构成一种对比，使人忍俊不禁。骑自行车，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他眼里却变成了极为反常的事，他一本正经地指责道：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就要倒过来用脑袋来走路了”。作品还不露痕迹地运用了反语和丰富的潜台词，极其辛辣地嘲笑了别里科夫，作者写道：“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瞧！这个“套中人”死了，反而倒有神采了！作者接着指出：原来他“仿佛是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装进了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作者暗示我们，只有棺材，才是别里科夫应该去的地方，而且这也应当是一切“套中人”最好的归宿。
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也不能忽略。它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小说是从一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闲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开始的轻松宁静和别里科夫的故事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静的月色的描绘。这又和别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静美好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浊。于是在那个月夜里，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浮想联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最后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烟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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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契柯夫是哪国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英语：Аnton chekhov )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中文名： 契诃夫
外文名： Аnton chekhov
国籍： 俄国
出生地： 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
出生日期： 1860年
逝世日期： 1904年7月15日
职业： 文学 小说家
毕业院校： 莫斯科大学
主要成就： 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短篇小说的巨匠
代表作品： 《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

目录

个人简介生平
主要作品
个人生平
创作道路
总体评价
作品评论
契诃夫经历19世纪80年代
1890—1900年间
契诃夫巅峰时期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
1892年后
人生谢幕介绍
最后岁月
契诃夫艺术成就概述
创作特点
契诃夫作品
戏剧作品作品
契诃夫抒情戏剧的特征
个人名言
作品欣赏变色龙
凡卡
《小职员之死》的理解
打赌
城市基本信息：
姐妹城市：
附注：
个人简介 生平
主要作品
个人生平
创作道路
总体评价
作品评论
契诃夫经历 19世纪80年代
1890—1900年间
契诃夫巅峰时期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
1892年后
人生谢幕 介绍
最后岁月
契诃夫艺术成就
概述 创作特点契诃夫作品戏剧作品
作品 契诃夫抒情戏剧的特征个人名言作品欣赏
变色龙 凡卡 《小职员之死》的理解 打赌城市
基本信息： 姐妹城市： 附注：展开编辑本段个人简介
生平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之王，著名戏剧作家。契诃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倒闭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极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小见大，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主要作品
他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还写了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作品大多数取材于中等阶层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抨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胖子和瘦子》《凡卡》（收录在小学教材内）《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等等。 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也给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更为高明！” 【注】：契诃夫的“诃”字应读为hē ，不要误读为kē。 在他的众多小说中，《变色龙》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八年级第一学期第八单元的第二十八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单元的第七课，其中关于契诃夫的生平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凡卡》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六年级第二学期第四单元的第二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语文五年级第二学期第五单元的第一课，江苏教育出版社第四单元第十九课。反应了在沙俄时期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生活的悲惨。
编辑本段个人生平
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杂货铺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只有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 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开始文学创作。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小公务员之死》、《苦恼》，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都曲折反映了俄国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一个文官的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的丑恶嘴 契诃夫的油画像
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编辑本段创作道路
1、早期（1880—1888）奠定简洁、幽默风格的时期。 主要作品分两类： （1）嘲笑奴性心理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 （2）反映下层人民悲惨命运的：《苦恼》、《凡卡》等。 2、中期（1888—1896）思想、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 作品主题多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风格变为严肃深沉。 作品：《草原》、《第六病室》等。 3、晚期（1896—1904）创作的全盛期。 优秀的中短篇：《套中人》、《关于爱情》、《醋栗》等 著名的剧本：《海鸥》、《樱桃园》。
编辑本段总体评价
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
[1]》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练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诃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契诃夫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朴实、简练，艺术描写的客观性，同时富于幽默感。他自己说过：“简练是才能的姊妹。”他的小说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少有抽象的议论。他善于用不多的文字表现深刻的主题。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2]
编辑本段作品评论
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需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洁，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编辑本段契诃夫经历
19世纪80年代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年)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年)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小公务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年），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年），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年），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凡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 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安东·契诃夫代表作《万尼亚舅舅》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年)、《纪念日》(1891～1892年)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年)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1900年间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年)和《在流放中》(1892年)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年)。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编辑本段契诃夫巅峰时期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
1892年后
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 契科夫像（素描）樊大牛画
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例如《农民》(1897年)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年)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年)和《三年》(1895年)等作品；而 （契科夫像（素描）樊大牛画） 《出诊》(1898年)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年)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和《我的一生》(1896年)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年)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年)和《姚内奇》(1898年)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编辑本段人生谢幕
介绍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最后岁月
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1904年7月15日，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夜，静悄无声，合欢树、葡萄藤散发着清香。久病的契诃夫接过他的妻子克尼碧尔递过来的一杯香槟，用德语说着“我就要死了”，然后又露出他那习惯的可爱的笑容，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很久没喝香槟了。”随即平静的干了那杯酒，侧身躺去，进入了永恒的梦境。 契诃夫手记
这一夜，世界上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语言天才，少了一个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圣手，少了一个热眼看人生的俄罗斯人。 最终，他的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编辑本段契诃夫艺术成就
概述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创作特点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艺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编辑本段契诃夫作品
契诃夫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凡卡》（1886）(被编入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语文书第15课与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语文书），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编辑本段戏剧作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戏剧《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大都取材于中等阶级的小人物。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作品
《柳树》 《代表》 《胖子和瘦子》 《渴睡》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坏孩子》 《小职员之死》《变色龙》（被选入沪版语文书八年级上册及人教版语文书九年级下册）《我的“她”》 《跳来跳去的女人》 《演说家》 《凡卡（选入人教版六年级语文课本上册与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语文书）》（被选入语文S版五年级课本下册） 《外科手术》 《装在套子里的人》 《脖子上的安娜》 《乞丐》 《彩票》 《名贵的狗》 《带阁楼的房子》 《出事》 《打赌》 《在流放地》 《夜莺演唱会》 《农民》 《套中人》 《第六病室》 《醋栗》 《姚内奇》 《窝囊》 《渴睡》《草原》 《没意思的故事》《柔弱的人》《敌人》
契诃夫抒情戏剧的特征
《樱桃园》是俄罗斯抒情戏剧的典范 内容上：暴露和鞭挞腐朽庸俗的生活，赞美人的心灵美好和对生活的热爱，憧憬祖国的未来。 艺术上： （1）不刻意追求戏剧高潮，把戏剧事件“平凡化”、“生活化”； （2）人与环境的冲突是主要的、永恒的，剧中 矛盾带有持续性； （3）戏剧背景具有象征意义； （4）朴素无华、寓意深刻，既表现生活真实，又具有理想色彩。 语言优美凝练而富于哲理。

③ 有趣的灵魂——读契诃夫《札记与书简》

英国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说的就是契诃夫这样的人吧？读完契诃夫的《札记与书简》，这个回答是肯定的。

提起契诃夫，大家都知道他是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和莫伯桑、欧.亨利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收入高中语文教材，是我们最熟悉的作品。但仅仅这些，并不足以了解契诃夫。

这本《札记与书简》，是童道明先生译注和主编的，是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札记，是契诃夫一些随手记录的想法和语录，长短不一，就像我们现在发的微博，共有五百多条。后一部分是契诃夫写给亲人、朋友的书信。通过这样一本小书，走带含近一个有趣的灵魂。

契诃夫是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在札记中，他记录了许多趣谈妙语唤判，后来有些成为了他小说或剧本的创作构思，有些用进了剧本中作台词。比如这一则：“伊凡不喜欢索菲雅，因为她身上没有苹果味”，故事性极强，后来伊凡成了他一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些简短的札记，扩展开来便可成为一篇小说。再如这一则：“她脸上的皮肤不够用：为了睁开眼睛，需要闭上嘴巴，为了张开嘴巴，需要闭上眼睛。”写得极幽默。谈写作，他说：“当蝗虫成灾的时候，我写过防治蝗虫的文章，引起大家热烈关注，我名利双收；当蝗虫绝迹之后，蝗虫被人们忘记了，我也被人们忘记了”用比喻说理，生动形象。他写给一些朋友的信，即便是枯燥乏味的事务性书信，也能用幽默的语言写得意趣盎然。

从书简中，可以看出契诃夫对朋友的真诚、热情。他曾经送自己的书和照片给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并在信中对柴说：“送一张照片，一本书，如果我拥有太阳，我也会把太阳送给您的”，他会给朋友的作品提出中肯的建议，比如他曾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指出高的创作缺点是缺乏克制。他曾经因为支持高尔基辞去科学院院士，实在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人。他还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有时甚至有点孩子气。在给曾经爱过的一个女友丽.米齐诺娃的信中，他写道：“我要故意气气那些曾经爱过我的女士，我准备成一个瞎了一只眼的独眼龙”（他当时去莫斯科看眼病），收到信的米齐诺娃一定是哭笑不得吧？

契诃夫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之情，他说：“在生活中他获得的享受仅仅来自两个源泉：写作和大自然”，这个他，也是他自己。在札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大自然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就是在给妹妹和朋友的书信中，他也常常有景物描写，比如在他写给朋友米.缅什科夫的信中就有这样一句：“森林中已经出现蘑菇。玲蓝花在盛开。”总觉得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契诃夫的作品中，主要表现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他生前曾投资捐助过两所农村小学，在给妹妹的最后一封信中也还在叮嘱妹妹要帮助穷人，可见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在给朋友阿.苏沃林的信中，他写道：“我祝所有的人幸福，尘世的幸福和天堂的幸福。”让人想起海子的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一样的善蠢链笑良美好。

“我没有参加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一来我没有燕尾服，二来我非常怕说话。要是有个人在纪念午宴上开始致辞，我就很不自在，想要钻进餐桌底下去。”（《致米.缅什科夫》）

这样的一个契诃夫，你是不是觉得他的心灵离我们并不远？是不是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呢？如果是，就像我一样，继续去读他的作品吧！

④ 契诃夫在文坛上的贡献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⑤ 请你发挥想象，给短文续写结尾。万尼亚哭了，哭的很伤心……

丨 “我被您的戏揉皱了”

1898年，30岁的高尔基给素不相识、大他八岁的契诃夫（1860—1904）写信倾诉衷肠：“前不久我看了《万尼亚舅舅》，哭了，哭得像个女人，尽管我远不是个有善德的人。回到家里，惘然若失，被您的戏揉皱了，给您写了封长信，但又撕掉了……我看着这些剧中人物，就感觉到好像有一把很钝的锯子在来回锯我。它的锯齿直达我的心窝，我心紧缩着，呻吟着……”“在这里，现实主义提升到了激动人心的、深思熟虑的象征……别的戏剧不能把人从具体生活抽象到哲学概括，您的戏剧能做到这一点。”

2015年是契诃夫诞辰155周年，1至2月，李六乙导演、北京人艺演出了这部《万尼亚舅舅》。在戏的结尾，看着辛劳孤独的索尼娅祈祷般地劝慰心如死灰的万尼亚舅舅，我也忍不住像并不喜欢的高尔基那样哭了起来，并为他曾那样写信给契诃夫而喜欢了那样的他，并深深感到，自己也被这部戏无可救药地“揉皱”了：

“万尼亚舅舅，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度过一连串漫长的夜晚；我们要耐心地承受命运给我们的考验；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年老之后，我们都要不知疲倦地为别人劳作；而当我们的日子到了尽头，我们便平静地死去，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悲伤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经很痛苦，这样，上帝便会怜悯我们。舅舅，亲爱的舅舅，我们将会看到光明而美丽的生活，我们会很高兴，我们会怀着柔情与微笑回顾我们今天的不幸，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我们将会听到天使的声音，我们将会看到镶着宝石的天空，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人间的罪恶，所有我们的痛苦，都会淹没在充满全世界的慈爱之中，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安宁、温柔，变得像轻吻一样的甜蜜……你不曾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过欢乐，但你等一等，万尼亚舅舅，你等一等……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童道明译）

很久以来，汉语读者对小说家契诃夫耳熟能详，对剧作家契诃夫则不甚了了。人们兴奋地谈论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树们对他的钟情，但此钟情似乎不包含他的戏剧。这个致命地影响了曹禺和焦菊隐戏剧观念的俄罗斯人，这位在“古希腊戏剧时代——莎士比亚戏剧时代——契诃夫戏剧时代”的西方戏剧史分期中，让戏剧真正步入现代时期的剧作家，这位至今依然被西方剧作家和电影作者不断咀嚼、师法和改编的戏剧巨人，焦菊隐早在1943年就如此介绍他：“在他的天才成熟、世界观通彻的时候，他开始写剧本……小说是他通往创造之极峰的过程，只有他的戏剧是最高的成就。”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忽视他的剧作。理由是我们缺少戏剧生活。

这种境况随着契诃夫的一个个纪念日在慢慢扭转。2004年契诃夫逝世100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永远的契诃夫”戏剧演出季，当时不少记者问“为啥要给一个小说家搞戏剧季”，等看完受邀的五部戏，这个问题就永远地消失了，一个共识取而代之：不但契诃夫的戏剧是“永远”的，连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戏剧也会是“永远”的。其中以色列戏剧家哈诺奇•列文根据契诃夫三短篇《希洛德的小提琴》、《苦恼》和《在峡谷里》编剧、导演的《安魂曲》最令话剧迷痴狂——以本人为例，就去剧场看了三回，剧本读了十遍，肠断数节，夜不能寐。2014年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推出了译笔精良的《契诃夫戏剧全集》，分四册出版：李健吾译的《契诃夫独幕剧集》、焦菊隐译的《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以及童道明译的《没有父亲的人•林妖》。今年1至2月，除了先有《万尼亚舅舅》在首都剧场上演，后有童道明编剧、杨申导演、以契诃夫恋情为题材的《爱恋•契诃夫》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上演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童道明编、译、著的《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赏读》，恳挚精约地呈现契诃夫其人和他的戏剧生活。一时间，微信公众号上出现了大量的契诃夫台词、契诃夫评介、契诃夫演出剧评，其中一个标题深得我心：“我们欠契诃夫一句感谢”。

原载于《经济观察报》6月13日

作者介绍

李静：作家，媒体人。著有话剧《大先生》（原名《鲁迅》），批评集《捕风记》、《必须冒犯观众》等。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批评家奖和2014老舍文学奖优秀话剧剧本奖。

⑥ 有关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资料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O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河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

⑦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契柯夫

没有作家会因为绝望而创作的，在他心底的某一个地方，总有希望在燃烧，我们千万不能辱没他，辱没一颗怀有希望的心灵!这位退伍军人应该说是一个与“我”对应的形象，他就是“我”的另一种生活可能．但是他会成为“我”的希望吗?要知道，他和“我”一样，准备在这个夏天开始文学创作，但是他和“我”一样．我们的创作只停留在开始阶段他的《军人回忆录》上只有“我生在……”这样未完成的句子．与“我”的题目为“狗税之过去与未来”的论文一样．似乎永远无法继续下去，作者的这简轿一暗示说明了什么?于是我们推翻了先前的假设，“我”的不幸可能未必是由玛宪卡造成的，而是一种软弱的性格造成的，这是一种缺乏意志力的表现．是一种对命运屈从的态度，“性格是命运的守护神”，我们无须再一次验证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我”的无法暴躁起来的脾气，真是“我”一生无法挣脱的锁链?于是我们开始了更深入一层的郑裤讨论：怎样才能改变我们的庸俗生活?改变性格是方法之一．但不是单单靠拒绝，因为拒绝之后，“我”可能与这位退伍军人一样，人生依然未必有所成就。反抗是比较容易的．知道自己“不愿意做什么”然后拒绝它，这并不困难，但是它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真正艰难的是发现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一生一定要完成什么。“我”和军人的文学创作或许正是这种隐喻，如果我们不能将已经开始的写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无所改变，我们将永远脾气“暴躁”，永远不满，永远愤懑，永远没有希望!“我”的不幸，或许不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我”和军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幸。反抗它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坚定自己“要做什么”的决心。对庸俗的恐惧或许可以转化为反抗庸俗的力量我们知道，反庸俗一直是契诃夫小说的一个主题，他曾经说过，“谁蔑视痛苦，谁就蔑视生活本身”，俄罗斯民族对于痛苦的体味较其他民族更为深切和敏感，这造就了俄罗斯作家恒久的对于生活的关怀，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到果戈理，到冈察洛夫，到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到“白银时代”，~lJ20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多余人”。这些“多余人”对于生活的淡漠、心灵的早衰尖锐地刺痛了作家们的心：我悲痛地看着我们这一代!它的将来——或者是空虚、或者是黑暗．于是担负着认识和怀疑的重担，它将在庸庸无为中渐渐衰老在对自我的窥视中。俄罗斯作家们谁不曾听见自己灵魂的哭泣和哀号?他们挣扎过，他们反抗过，他们愤怒过，他们绝望过，然而喊咐简声声叹息却一直笼罩在俄罗斯作家们的心灵上空如果我们从契诃夫这篇小说中只是读到了他对生活的戏讽和嘲笑，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以为我们是误解了作家对生活的态度．误解了他们的灵魂所经历的种种悲哀。契诃夫说：“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也许生活中充满了饥饿、寒冷、委屈、损失……也许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也许我们会因此而深深苦恼。“也许我们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因为“谁蔑视痛苦，谁就蔑视生活本身”!谁放弃了生活。生活也将抛弃他!优秀的文学作品应当使我们发现生活．培养并冶炼我们的精神。英国作家曼斯菲尔德曾说．她从契诃夫那儿获得的不是情节，不是风格，而是一种看待人生的方式，从琐细的家庭生活片断切人，从表面的平静甚至麻木不仁深入到汹涌的意识潜流之中，人生的忧郁哀伤和人生的荒唐可笑包含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冷峻的把握之中这正是她与契诃夫的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