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

❶ 邵荃麟的含冤而死

邵荃麟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锋备病死狱中。
1979年9月21日，为邵荃麟举行了追悼会，宣布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拆基物版社编辑出版了《邵荃麟评论选集》。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荃麟”是他的笔名，重庆人，祖籍浙江慈溪。著有《邵荃麟评论选集》。邵荃麟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他在复旦中学、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上海江湾吴林区、杨浦区、法租界区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1928年1月出任浙江省共青团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任华东局领导的东南文委书记，1944年又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1946年跟随董必武到武汉后，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派遣，到香港担任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邵荃麟同志坦荡诚实、光明磊落，为了捍卫正确的文化路线，不惜生命与张春桥、姚文元推行的旅液“极左”路线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最终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非人的迫害，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于监狱 。

❷ 邵荃麟的人物介绍

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溪人。出生于四川重庆。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力夫、契若。中国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4年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1937年经中共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
荃麟于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芦纳陆作品内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邵。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在杭州、金华、丽水等地参与领导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并编印刊物。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进》、《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创作集有：短篇小说集《英雄》(1942)、《宿店》(1946)、独幕剧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后转赴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工委副书记，后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书记。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参与领导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运动，积极从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争取了大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陪顷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中共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兼教育处处长。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等。
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狱中。
1971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喜酒》，剧本《麒麟寨》，翻译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评论选集》。茄行

❸ 评论赵树理的小说《传家宝》

对于赵树理等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50年代，文学界确有催成山西小说作家形成创作流派的努力。1956年7月，周扬到了山西，明确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有特色的文学流派。当年10月，山西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对赵树理等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该刊的经常性主题。1958年5月，《文艺报》和《火花》在山西召开座谈会总结山西作家的创作特色。不久，《文艺报》还以“山西文艺特辑”的专栏(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介绍、高度评价山西作家的创作成绩。建立“流派”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继续得到强调，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注：赵树理《也算经验》，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识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马烽(1922-)，山西孝义县人。小学没有毕业时，参加了八路军。战争期间，从事晋绥边区报纸、出版社编辑工作。1945年，与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50年代初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1956年回到山西。马烽五六十年代的创作，除《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电影文学剧本，和在刊物上连载的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外，大都是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结婚》、《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老社员》等。西戎(1922-)抗日战争期间在晋绥边区工作时开始小说创作。50年代初，在四川任《川西日报》、《四川文艺》编委、主编。1954年回到山西。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姑娘的秘密》、《丰产记》，后一个集子的作品(《灯芯绒》、《赖大嫂》、《丰产记》等)，写于1961年以后，风格转而向朴实趋近。其中，《赖大嫂》用揶揄的笔调，写一个“无利不早起”的自私、爱撒泼的农村妇女，在生活中的处处碰壁和受到的教育。在60年代，这个短篇既为倡导“现实主义深化”的批评家援引来阐述其论点，也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论”所重点抨击的“标本”。(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8、9期合刊)，紫兮《“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文艺报》1964年11、12期合刊)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求雨》、《金字》(根据记忆重写)、《“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张来兴》、《互作鉴定》、《卖烟叶》，长篇《三里湾》，电影故事《表明态度》，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部)、特写(或传记)《实干家潘永福》。另外，还写有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调《王家坡》，泽州秧歌《开渠》，上党梆子《十里店》和改编的上党梆子《三关排宴》。他的有些作品，被改编为各种文艺样式。如《登记》便以《罗汉钱》的名字，分别改编为秦腔、豫剧、粤剧、评剧、沪剧等剧种演出。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仍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的人、事仍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注：赵树理把他1963年出版的小说集定名《下乡集》(作家出版社)，说它是专为“农村的读者同志们”印的。但对“农村读者”的概念，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另外，他不像过去那么自信，而有些疑惑地说，“尽管我主观上是为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得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比起40年代来，赵树理这个时期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这是因为他离“当年”的“青春”渐远。如果从作家所处的环境而言，那么，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

三 赵树理的“评价史”
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看法且相距甚远。即使是左翼文学界之中，评价也并不一律，且时有变化。在40年代，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注：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延安)。)。在这篇文章里，赵树理被誉为“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李有才板话》是“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作为这种评价的延伸，次年8月，在晋察鲁豫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与会者“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将之“作为我们的旗帜”(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注：如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初版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9月编辑印行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5月初版、中南新华书店1950年4月重印的《论赵树理的创作》，苏南1949年6月初版的《论赵树理创作》等。)，收入周扬、茅盾、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荒煤、力群、冯牧等的文章。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中，赵树理被做了颇为特殊的处理。他的创作理所当然地入选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但他又和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起，作为“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而在《新文学选集》(茅盾主编)中设有他的专辑。事实上，赵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出版于1943年。这种安排，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急迫。到了1956年的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
不过，进入50年代以后，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些犹豫不定。在继续把他作为一种“榜样”来推崇的同时，他的小说的“缺点”也在不断发现。这种发现，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因而，批评家提出了赵树理“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的问题，并暗示他对创造新的英雄形象还缺乏自觉的意识。(注：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2月25日《人民日报》)。)长篇《三里湾》发表后，在受到肯定的同时，“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被着重地提了出来：对于农村的“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作者对于农民的革命性的力量“看得比较少”，“没有能够把这个方面充分地真实地表现出来”，而对于农村的斗争，农民内部和他们内心的矛盾，也不是表现得很严重，很尖锐，矛盾解决得都比较容易。(注：参见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合刊。)在50年代后期，这种评价上的犹豫和矛盾，再一次突出。1959年，《文艺报》就“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组织了对《“锻炼锻炼”》的讨论。虽然刊发了认为这个短篇是“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现实”、“诬蔑农村劳动妇女和社干部”的否定性的文章，但编辑部却是支持赵树理的，它以王西彦对赵树理“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的肯定的文章(注：《〈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文艺报》1959年第10期。)，作为结论性意见。《文艺报》的这种辩护性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为了抵御当时激进文学思潮。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赵树理对1957年以后中共的农村政策提出全面的质疑，而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受到“内部”批判。而在这个期间，文学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为“方向性”加以凸出的，是李准、王汶石和柳青的更“典型”、更富“理想性”的作品。
到了1962年，在政治、经济的“浪漫主义”的退潮中，文学界也有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出。这时，赵树理的“价值”又被“现实主义深化”的提倡者所发掘和重新阐释。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茅盾、邵荃麟等认为，“前几年”对赵树理的创作估计不足，“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些观点，在随后康濯的文章中得到阐发：“赵树理在我们老一辈的作家群里，应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杰出也最扎实的一位短篇大师。但批评界对他这几年的成就却使人感到有点评价不足似的，……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文学中应该说是现实主义最为牢固，深厚的生活基础真如铁打的一般”，“赵树理的魅力，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农村里面，实在是首屈一指，当代其它作家都难于匹敌”(注：康濯《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既然赵树理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深化”的作家，那么，“文革”前夕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赵树理又必定首当其冲。文学界对赵的评价发生了大转变：“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大连会议“不但没有正确指出”他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注：《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54年第8、9期合刊。)。此后“文革”中对赵的激烈攻击，从“文学观”的角度而言，并没有超越这一批评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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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当代文学史上的大连会议指哪个会议

1962 年 8 月 2 日至 16 日，中国作协禅让在大连召开了农腊袭宽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轮亮会，在当代文学史上一般被称为“大连会议”。“大连会议”是这次文艺政策调整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❺ 60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调整的主要措施及要点

1、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新侨会议。凯庆

2、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广州会议。

3、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4、为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平反。

(5)1962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扩展阅读：

文艺方针是根据党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提出的。其中“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核心内容，是总方针，其它方针都受这一总方针的制约。

“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除少数敌对分子之外的全体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干部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们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根本需要服务。在今天，就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盯森握业服务春凳。

❻ 邵荃麟的人物概述

邵荃麟(1906～1971)，男，原籍浙江慈□。出生于四川重庆。原名邵骏运，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弯亮荃、力夫、契若。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
1920年到上海,在复旦中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4年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主要参加革命文化活动。邵荃麟于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作品内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文学论文《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认识》，根据当时斗争形势要求，提出反对包办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主张，要求文学工作者“把握现实的全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他参与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文化领导小组工作，任中共东南文委书记。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进》、《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创作集有：短篇小说集《英雄》(1942)、《宿店》(1946)；独幕剧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1944年到重庆，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编《文艺杂志》。
抗战胜利后，先到武汉开展收复区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随后经上海去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等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并为《群众》（香港版）、《正报》、《华商报》等报刊撰写政论及文艺论文，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文艺成就。由他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论主观问题》，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艺运动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一时期，还译有《游击队员范思加》(1941)、《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43）、《意外的埋闷宽惊愕》（1943）、《阴影与曙光》(1946)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文教委员会党委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等职务。1953年,任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同时被选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主编《人民文学》。这时所写的《党与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文学十年历程》等文章，阐述并探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些时代局限性造成的理论偏颇。
邵荃麟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罩改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狱中。
1979年9月21日，为邵荃麟举行了追悼会，宣布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邵荃麟评论选集》。

❼ 简述赵树理自身经历对于民俗创作的影响

从赵树理生平背景来看，他原名赵树礼，山系沁水人，1925年于长治就读师范时，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3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1937年参加革命，伺候长期在解放区从事文化宣传和报刊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说唱唱〉副主编，不久重返晋东南工作，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赵树理被树为“现实主义深化”的榜样从以上可以看出，由于出生于山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也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所以作品与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作者继承了“五四”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因此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外由于长期从事解放区文艺工作，使得他的作品激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1943年发表的，被誉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一个胜利”。小说以小芹和小二黑的爱情为线索，围绕冲破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束缚以及暴露农村生活中的落后面貌和落后思想来反映新时期农村思想新的进步和新的发展。，这篇小说也集中体现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特点，一，问题小说，这是一篇典型揭露农村存在的问题的问题小说；〈〈小二黑结婚〉〉中揭露橘铅或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封建迷信思想，也深刻揭露了农民的愚昧。此外小说业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解放后解放区遗留下来的恶霸作风，和欺上瞒下的行为；也反映出农民自身的小农意识。再有，文中对父母包婚姻的揭露也很到位。如三仙姑不顾女儿的反对希望将其嫁给“插起招军旗，就有种粮人”的吴先生；还有二诸葛家养育的童养媳等等都可反映这些问题。二，强烈的政治色彩，也由于过分注意为政治和中心工作服务，因此给赵树理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明晰那的局限，如拘泥于具体问题和事件，伸展不开对人物的刻画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作品有图解政治，图解政策的痕迹。有时会因政策事物而累及作品等。但是由于赵树理常年生活在农村，扎根于基层，凭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了解，对中国农村革命历程的深切体验以及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创作态度也使得他的问题小说得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取得不凡的思想成就。从〈小二黑结婚〉〉看，他把解决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婚姻以及解决金旺兄弟恶霸行为，还有使得三仙姑和二诸葛思想得以开化的这些问题都交由区长一人负责，文中也是由于区长这个关键性人物使得这些矛盾迎刃而解。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也正因为这样在表写和刻画各色人物时，岁鲜明富有个性，但却总觉得缺乏点什么。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受“五四”时期思想的影响，加上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封建主义的表现相当了解，所以他的作品有对封建意识下的农村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观念有比较深入的剖析和抨击。在文中，描写的三仙姑和二诸葛的神婆行为深刻揭示了封建的迷信思想。以及文中农民对于金旺兄弟的所作所为采取敢怒不敢言的态度也反映了农民思想的弊端。此外他的西欧按说关注现实服务于现实斗争。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却又不同于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又不同于那种假现实主义，然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可能导致狭隘的经验主义。如在小说中描写的解决各种矛盾的方式。但比起虚假，浮夸来说则不失针砭时弊的意义。而且他的小说没有那么咄咄饿理想化色彩，人物质朴如本色。四，小说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构建作品，刻画人圆伍物；即他是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坚定实践者。“五四”以来，“西化”和“民族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一直是作家，批评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赵树理的方向很明确，从〈〈小二黑结婚〉〉中，他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叙述，刻画人物。而且采用故事体小说的叙述方式，既少采用“横截面”式的段篇结构，也不太用跳跃式的或组合式的长篇结构，而是继承了中国评话式小说的特点，努力保持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完整性。也非常注意按照故事发展的时序叙述故事。而且为了让读者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极少采用跳跃，省略的方式来叙述，即便是交代故事的人物家庭，也是不惜对牺牲对人物的刻画，来照顾读者，在文中先交代三仙姑，二诸葛的人物，家庭就可以很好体现这点。另外，小二黑与小芹爱情产生了问题最后也有了解决的方法，也体现了他小说的完整性，线索明确，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了。五，叙事，写人都用白描手法，而且以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性格，文中一出场就以讲故事的口吻交代了“三仙姑”，“二诸葛”两个人物的习惯难为，习惯，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的性格特色，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也采用娓娓道来，并不惨杂太多的细节描写。但他的故事却头绪清楚，故事集中，故事中又可以因出其他小故事，作品也有悬念，有聚焦点。六，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易懂，平易朴实，生动风趣；他的语言能使读者造成在场感，语言简洁，上口，合乎自然语流。多用短语，短句，限制使用多重的修饰语，如“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等等都可体现这点。在语言的使用上十分注意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为了避免采用文人书面语，也淘汰了生僻的字眼。作者吸收了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进入作品，如在文中“死受”这类语言同山西的民情风俗融合在一起构成赵树理小说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总之，赵树理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形成了独特的“赵树理方向”。他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杰出代表。也深刻地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山药蛋派”。

❽ 西戎的人物生平

作家西戎原名席诚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故乡山西省蒲县西坡村有三四个青年离家寻找出路，唯有席诚正一人投身中国共产党。席诚正的“席”，与西坡村的“西”谐音，所以席诚正以西戎为笔名。西戎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于1989年秋季专程回蒲县举办创作讲座，以提高家乡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水平。他还经常借本县东岳庙会期间回家乡，为庙会题联、作诗、书法，以繁荣蒲县文化。
西戎1935年于蒲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临汾省立第六中学，因家中变故辍学放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参加蒲县牺盟会工作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随后转入新军决死二纵队所属吕梁剧社，以文艺演出活动宣传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2月随剧社赴延安，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派到八路军一二O师剧社编辑股任干事，开始文艺创作，写出第一篇小说《我掉了队后》。1942年秋天，在晋绥根据地文化工作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1944年参加晋绥边区纪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艺奖征集活动，与人合作编写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获甲等奖。同年8月调《晋绥大众报》任编辑。1945年6月与马烽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并印刷成书向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除此还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剧本等。1949年4月任《晋南日报》记者，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年底随军南下在四川成都创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随后又调《川西农民报》社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调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任副组长，从事专业创作，有《纠纷》、《麦收》、《宋老大进城》等作品，1955年调回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火花》杂志主编，业余创作了《灯芯绒》、《赖大嫂》等一批优秀小说。文革时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运城西膏腴大队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任《汾水》杂志主编。文革后历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山西作协名誉主席、省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山西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务委员等职务。在此期间创作有《春牛妈》、《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和《叔伯兄弟》等电影剧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离休后笔耕不辍，2001年1月6日病逝于太原，享年79岁。 西戎6岁时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就读。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鲁迅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久，16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作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1939年底，西戎随吕梁剧社到了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他们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这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这次机会仅有五个月，之后就回到晋西北，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并经历了反扫荡战斗。1940年冬季，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国国内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时间写作，有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
通过深入生活，西戎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说，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等。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
《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既给他带来过荣誉，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国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然而，到了1964年，文艺界的“左倾”思潮盛行，中国全面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西戎的《赖大嫂》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认为是塑造了落后的人物形象，调和了阶级斗争，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赖大嫂》更成为西戎的一大罪状，遭受了批判。

❾ 当代文学“中间人物”的提出是

【中间人物】文学作品人物类型之一。政治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这种人物身上既有着好的品质的一面，又沾染着旧时代的恶习，徘徊在新旧思想、先进与落后的对唤帆立间隙里。邵荃麟1962年于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一概念。

中间人物大量存在于生活之中，他们身上往往集结各种矛盾，对中间人物的描和颤雹写是生活决定的。写好这类人物的行为和内心矛盾冲突，以及他们摆脱中间状态，积极向进步方面转化，就能反映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作品内蕴深刻，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

中间人物能否成为主人公，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及其所处的地位。浩然的《艳阳天》，塑造了马大炮、弯弯绕等中间人物。

这些勤劳而富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富裕中农，具有浓厚的自私保守思想，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受到隐藏的蜕化变质分子马之悦的煽动，进行了许洞陵多不合时宜的表演：闹分社，闹分粮，一直发展到抢仓库…·

“在事实面前，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逐步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客观现实。

(9)1962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扩展阅读

20世纪40年代之前,邵荃麟主要受到了鲁迅以及莫泊桑、契诃夫等的影响,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底色。这一理论底色决定了邵荃麟一生文艺思想的总体走向,无论他的思想如何改变,最终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邵荃麟的文艺思想开始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转化。

但是自身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不容乐观的文学现实使得邵荃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两结合”的接受陷入了迷惑之中。文艺领导者以及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挣扎在文艺写真实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

随着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显露,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从各个方面调整路线方针政策。文艺界也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但是,紧接着全国的政治形势又进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阶段,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邵荃麟也因此身陷囹圄,成为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殉道者。

第二部分着力于对邵荃麟提倡的写“中间人物”论进行再认识。该部分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内涵,真实性与倾向性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些都要通过典型人物而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内心矛盾,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

邵荃麟提倡写“中间人物”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以梁三老汉、亭面糊、赵满囤为例,通过对他们所具有的真实可信、鲜明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等方面的的分析,证明邵荃麟所提倡的“中间人物”,在根本上其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实际运用。

由此指出,写“中间人物”论在当时受到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误把文艺创作规律当作政治路线斗争的严重错位。

第三部分对邵荃麟文艺思想进行再评价。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极力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当时概念化的文艺创作路线提出有限的调整意见,是不彻底的。

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用,邵荃麟心目中现实真实的范围只凝聚成了一点,那就是紧紧围绕政治的相关斗争与生活,而将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狭窄化了。通观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联系当下文学现实,指出邵荃麟文艺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及意义。

由此得出结论,在今天被商业大潮冲击的文学中,现实主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映现实仍然是文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