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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获奖等级和获奖级别的区别
获奖等级和获奖级别的区别
楼主你是对 的
获奖等级和奖励级别有什么区别啊？两个都要求填写啊？急急急，各位好汉大侠请帮我一把~~~ 5分
获奖等级一般是指：获奖者所获得的成绩等级。比如：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
奖励级别一般是指：颁奖者的级别。比如：国家级奖励、省级奖励、市级奖励、区级奖励等等。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你参加XX市书法大赛，并获得二等奖。那么获奖等级，即：二等奖。奖励级别，即：市级奖励。
获奖等级位次指什么
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第4 中国.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 奖牌总数为54枚 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第4 中国.16枚金牌,22枚银牌,12枚铜牌 奖牌总数为50枚 2000年第27届悉尼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第3 中国.28枚金牌,16枚银牌,15枚铜牌 奖牌总数为59枚 2004年第28届雅典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第2 中国.32枚金牌,17枚银牌,14枚铜牌 奖牌总数为63枚 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 金牌榜排名第1 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
获奖证书都带什么级别以上的
获奖证书级别一般有不同的要求，下面具体解说：
如果是填个人简历、平时事迹等，如果要填写或者要影印件，可以任意填写或拿自己喜欢的证书。
如果是参加比赛等，按照赛方的要求拿获奖证书。
一般来说，填写其他各种荣誉级别比较高的表格等，要拿市级或者市级以上的证书，有的要求必须省级或者省级以上，个别要求国家级的（很少很少），按具体要求拿证书弯尺粗。
当然，一般的都会有要求的。如果不作要求，自己拿证书最起码要拿校级的吧（再低阶的证书也拿不出手）。
上海艺术水平考级属于什么获奖级别
和获奖级别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行业的技能等级认定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什么意思
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是一个统称，主要指各省人民 *** 或国家部委授予的科技奖项，比如某某省科学技术奖就属于省部级科技奖，参照国家科技奖畅一些分类，但每个省情况不同，基本分类是最高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成果推广奖等，不同的地级市获得省部级科技奖的数目是不一样的，要和科技实力挂钩。
双色球的中奖等级是怎么划分的？比如X＋X是几等奖．
一等奖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70%和奖池中累积的奖金之和。 选6+1中6+1
二等奖 当期高等奖奖金的30% 选6+1中6+0
三等奖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3000元 选6+1中5+1
四等奖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200元 选6+1中5+0或中4+1
五等奖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10元 选6+1中4+0或中3+1
六等奖 单注奖金额固定为5元 选6+1中2+1或中1+1或中0+1
国家奖学金是什么级别的阿？国家级？省，直辖市级？学校级？
当然是国家级的了，是 *** 设立的，靠国家拨款来支援。每年一次
中国有哪些国家级奖项
国家级奖项太笼统了，我只能这样回答你的问题了，分完类再告诉你吧：
科学技术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授予人数每年不埋镇超过2名。
国家自然科学奖
授予物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
评审标准：向国际惯例靠拢，以其重大发现的科学水平、科学价值和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及被引用数作为重要指标，评审中适时吸收国际学者参加。
国家技术发明奖
授予物件：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公民。
评审标准：困枯进一步突出三点，一是与智慧财产权挂钩，要求获奖专案具有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体版权、植物新品种权等，或者经评定具备取得相应智慧财产权的条件；二是要求技术发明应在实施后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三是向战略高技术发明适当倾斜。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专案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鉴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覆盖面宽，影响面大，政策导向性较强，各方面反映问题也较多。在这次改革中，要通过制定不同的评审原则和办法，使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评价标准更加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下列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1）同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
（2）向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效特别显著的；
（3）为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由国务院颁发证书和奖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由国务院颁发证书 ）
文学类
茅盾文学奖（始于1981年）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而设立的。单项奖金为1万元。
曹禺戏剧文学奖（始于1994年）
专就剧本创作所进行的全国性评奖，代表了中国戏剧文学创作最高水准，其前身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80年创办的全国优秀剧本奖，1994年更名为曹禺戏剧文学奖，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每届评出10个正式奖和10个提名奖。
鲁迅文学奖（始于1995年）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每两年举行一次（实际大约每三年一次）。设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作品等七项奖项，每项可评5部作品。上一届单项奖金均为2000元人民币，今年这一届均为一万元。
电影类
金鸡百花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创办于1981年，当年是中国农历鸡年，故名“中国电影金鸡奖”，简称“金鸡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邀请中国国内最具权威的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和电影事业家组成评奖委员会，通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选出最佳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记录片、以及最佳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美术、音乐、导演处女作等二十余个奖项。由于金鸡奖评委会组成的权威性、评选程式的严密性和评奖标准的学术性，因而被称为“专家奖”。
金鸡奖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也包涵着激励中国电影艺术家闻鸡起舞，努力创新，奋发向上的意义......
请问这是什么级别的奖项？市级，省级，还是全国？
这属于全国性的比赛，组办机构是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Ⅱ 文体店具体卖些什么
文体店具体卖些什么？
一个地方开两家文体店会供过于求的吧，文体店主要是卖一些学习用具、体育用品和办公用品。祝生意兴隆！
文体店具体卖什么东西
笔，书，本子，羽毛球等体育器材，美术用品等。
文体的具体分类都有些什么？
演讲词算是文体了
文体，指文章的风格或体裁；也指文娱和体育。
诗歌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呼声，是一种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
诗歌按时代分为古体诗、近体诗和新诗；按表达方式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内容分为田园诗、山水诗、科学诗和咏物诗四类。
1、古体诗
古体诗是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一种诗歌题材
2、楚辞
诗歌的一种体式，因产生于战国时期南方楚地而得名，以屈原《离骚》为代表，又称"骚体"。楚辞其形成于古体诗时代，但文体鉴于诗词歌赋之间，是一种独立的文体。
特点：熔汇大量神话故事，富于幻想和浪漫气息；除抒情外，大用铺陈的方法；句式比较散文化，大量用"兮败孝"字。
3、近体诗
与古体诗相对的一种诗歌样式，又称"今体诗""格律诗"，句数、字数、平仄、用韵都有严格的规定。分律诗和绝句两类。
4、律诗
近体诗的一种体式，分五律和七律。它在音韵、平仄、句式、对仗上都有一定规格和要求。全诗八句，分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
5、绝句
近体诗的一种体运枯凯式，分五绝和七绝，四句一首，一般认为是"截律诗之半"而成。
6、新诗
又称"现代诗"，指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产生的新体诗歌。它在形式上打破了旧体诗歌格律的限制，采用了较为自由的形式和接近口语的白话，便于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
新诗要求做到精练、押韵，大体整齐。
7、歌行体
乐府民歌的一种体式。歌是总名，铺张本事而歌称行，与"吟""曲""引""叹""篇""调"等均称"乐府歌行体"，其间无严格区别。
8、词
都有一个表示音乐的曲调名（曲牌），它规定了可供演唱的词的音乐，也规定了作为歌词的"词"的字数、句数、韵数、韵位等。大部分都分为片（段），"片"也叫"遍"或"阕"，是音乐唱完一遍的意思。
词概括乐调长短，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慢词）。
词远在梁代时已有雏形，晚唐定型，盛于宋朝。小说文学作品的一大样式。通过描写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中国小说渊源于古代神话传说，经历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和"五
四"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
按篇长短可分为长篇、中篇、短篇；按内容不同分为社会小说、神话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
1、志怪小说
指我国汉魏六朝的谈鬼神怪异的一种旧小说。起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如《搜神记》。
2、轶事小说
用于记叙魏晋以来崇尚清谈的知识分子的狂放传闻和轶事是一种小说。
3、传奇小说
是一种情节多奇、神异的古典小说。一般指唐、宋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是元、明、清三代小说、戏剧作家吸取题材的宝库。其源出于六朝"志怪"。
4、话本小说
指宋元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用通俗的语言把小说、讲史的内容记录旁唤下来自己备忘或为传授别人。后成为小说的一种样式，即话本小说。它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
（拟话本小说）
5、章回小说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样式。是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章叙事的小说。
特点是概括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矛盾冲突的段落，划分为若干回，并多用对偶句式作回目，揭示本回内容。每回开头常有诗词。最先一段重提上回内容，以便衔接本回内容；每回结尾，多在情节 *** 时戛然而止留下悬念。
6、谴责小说
以揭露社会弊病，并对封建官场和社会的种种病态进行鞭笞与谴责的一类小说的总称。产生于辛亥革命前后。
7、演义小说
旧体长篇小说的一种，。概括史书、传说，用近代口语铺叙成文。是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散文古代，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体裁。
散文的特点是取材广泛，"形散神聚"；形式自由，写法灵活；语言不受韵律限制，表达含蓄，意味深长。
按内容的差异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可分为：
记叙散文--以记人、事叙、状物、写景为主的散文。
抒情散文--通过对人物、事件或景物的记叙描写，达到托物咏志、寓情于物的目的。常用象征手法表达作者含蓄的 *** ，引导人们去追思和联想。
议论散文--说理往往借助于事例的简述，形象的描绘和感情的抒发来进行。不需要逻辑推理，和严密的论证。
1、古文
指以文言所写的散体文，别于骈文而言。唐韩愈反对魏晋以来骈俪的文风，提倡先秦汉代所普遍使用的散体文，并称散体文为古文，后用为散文的专称。
2、记
①碑记：古代一种刻在石碑上记叙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
②游记：是一种描写旅行见闻的散文体裁。 《桃花源记》
③杂记：是古代因事见义，杂写所见所闻不多加议论的散 文体裁。
④记……事：是古代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
⑤笔记：古代以记事为主的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的文体。《梦溪笔谈》。
3、古议论文体
①原：古代探源究理的议论文体。《原君》（黄宗羲）
②辨；是古代明辨是非的议论文体。
③说：是古代用以记叙、议论或说明等方式来阐述事理的文体。《马说》《师说》《爱莲说》
④论：古代析理推论的议论文体。《六国论》
4、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属议论文体
①疏：是臣下向皇帝分条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又称奏章、奏议。《论积贮疏》（贾谊）
②表：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的文体。《陈情表》（李密）
③策：科举考试问之于策而令应举者作答被称之为策问的文体。
④讽谏：古代用比喻暗示一类的方式委婉规劝别人接受下级意见的文体。《邹忌讽齐王纳谏》
5、序、跋
6、赠序
古代文体之一，是为赠别而写的。《送东阳马生序》
7、史传
①本纪：传记的一种，专门记述帝王事迹。
②世家：主要叙述诸侯和特殊人物的事迹。
③列传：用于记述一般人臣和庶民的事迹，也有用来记载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
8、报告文学
散文中的一种新兴样式，是特写、文艺通讯等的总称。运用文学的表现手法，迅速及时的报道社会生活中人们关心的事物，具有新闻性、形象性和政论性的特点。被称为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
中国报告文学的三部里程碑作品《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戏剧综合性舞台艺术，是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等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
在中国，戏剧是戏曲、话剧、歌剧的总称。也常专指话剧。在西方指话剧。
戏剧的基本要素是矛盾冲突。
戏剧的语言包括对白、独白；舞台说明。
戏剧的结构：独幕、多幕。
分类：按作品型别分有悲剧、喜剧、正剧；按题材分有历史剧、现代剧、童话剧；按结构分有独幕剧、多幕剧。
1、元杂剧
包括散曲和杂剧。
1）散曲
元代兴起的一种新形式的韵文，是在金"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成长起来的。分小令、套数二种。
小令是一支单调的曲，简短精练，在格律上不像词那样严格，常用以抒情写景，如元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套数是由两支以上的曲子按照一定的规则联缀起来的组曲，又叫"散套""套曲"。全套必须属于同一宫调。套数可用于叙述较完整的情节、事迹或夹议论，如元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2）杂剧
是包括音乐、歌舞的综合艺术。分曲词、宾白、科迅三部分。
曲词由散曲中的套曲组成，供演员歌唱之用。每折由一人独唱，其他演员只有对白。科迅是动作、表情。
结构："四折一楔子"，"楔子"是说明或介绍人物，联络情节的。折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
元杂剧的角色："末""旦"等。应用文应用文体可分为四大类：记写事实类、阐述观点类、解说知识类、经办事务类。这四类缺一不可。有人认为，只有经办事务那一类才算应用文体，前三类都不算。这种看法不符合两分法。如果前三类既不属于文学文体，又不属于应用文体，那它们属于哪一类呢？如果把它们与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并列，显然是不科学的。它们的实用性是如此明显，理应属于应用文体的范畴。
像报告文学、杂文、科普小品等文学味相应较浓的文体的归属，争议尤甚。我们认为，它们首先应该属于应用文体。因为它们或是对人们极端关注的重要人、事的生动记写，或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问题的独到阐发，或是对科普知识的形象解说，都有较为明显的实用目的与实用功效。并且它们分别所在的那一大类(记写事实类、阐述观点类、解说知识类)属于应用文体，它们恐怕也不好单独划分出来归属于文学文体。至于它们对某些文学手法的运用，只不过是为了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更好地为实用目的服务而已。（《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5期《浅谈应用文体的范围与分类》）
编辑本段古代文体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骈文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词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柳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渐衰。著名的有南朝梁吴均写的《与朱元思书》。原推究本源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议论文体。这种文体是对某种理论、主张、政治制度或社会习俗，从根本上考察、探讨，理论性较强。如韩愈的《原毁》、黄宗羲的《原君》。辩“辩”即辩是非，别真伪，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批驳一个错误论点，或辨析某些事实。如韩愈的《讳辩》、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辩》。说古代议论说明一类文章的总称。它与“论”无大异，所以后来统称说理辨析之文为论说文。《文章辨体序说》：“说者，释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我们学过的这种体裁的文章有《师说》、《马说》、《少年中国说》、《捕蛇者说》、《黄生借书说》。论论是一种论文文体，按《韵术》：“论者，议也”。《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两体，一曰史论，乃忠臣于传末作议论，以断其人之善恶。如《史记》后的太史公曰……。二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谬误”。如《六国论》、《过秦论》等。奏议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它包括奏、议、疏、表、对策等。《文章有体序说》：“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汉定礼议，是有四品：一曰章，以谢恩；二曰奏，以劾；三曰表，以陈情；四曰议，以执议。”
（1）疏。是分条陈述的意思。如贾谊的《论积贮疏》。
（2）表。是陈述某种意见或事情。如诸葛亮的《出师表》。
（3）对策。古代考试把问题写到策上，令参加考试的人回答叫策，考生回答的文章叫对策，如苏轼的《教战守策》。序、跋序也作“叙”或称“引”，有如今日的“引言”、“前言”。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前面（也有列在后面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列于书后的称为“跋”或“后序”。这类文章，按不同的内容分别属于说明文或议论文，说明编写目的、简介编写体例和内容的，属于说明文。对作者作品进行评论或对问题进行阐发的属于议论文。我们学过的“序言”有：《〈呐喊〉自序》、《〈农村调查〉序言》、《〈指南录〉后序》、《伶官传序》等。赠序文体名。古代送别各以诗文相赠，集而为之序的，称为赠序。如韩愈《送石处士序》：“于是东都诸人士……遂名为歌诗六韵，遣愈为之序云。”其后凡是惜别赠言的文章，不附于诗帙也都叫赠序，内容多推重、赞许或勉励之辞。我们学过明代文学家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铭”。刻在牌上，放在书案右边用以自警的铭文叫“座右铭”。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刻在石碑上，叙述死者生平，加以颂扬追思的，叫“墓志铭”。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祭文在告祭死者或天地山川等神时所诵读的文章。体裁有韵文和散文两种。内容是追念死者生前的主要经历，颂扬他的主要品德和业绩，寄托哀思，激励生者。如袁枚的《祭妹文》。书书即书信，古人的书信又叫“尺牍”或“信札”，是一种应用性文体· 多用于叙述和陈情。注疏注和疏的并称。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传奇小说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奇特、神奇，故名。一般用以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又因为“传奇”多为后代的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故宋元戏文，元人杂剧，明清戏曲也有称为“传奇”的。如明戏曲作家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清初孔尚任的传奇剧本《桃花扇》。杂记包括：（1）山川、景物、人事杂记。描写山川、景物和人事的，如《小石潭记》、《登泰山记》。 （2）笔记文。以记事为主，它的特点是篇幅短小，长的千字左右；内容丰富，有历史掌故、遗文遗事、文艺随笔、人物短论、科学小说、文字考证、读书杂记等五花八门。《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就是这种文体。游记游记是描写旅行见闻的一种散文形式。游记的取材范围极广，可以描绘名山大川的秀丽瑰奇，可以记录风土人情的诡异阜盛，可以反映一人一家的日常生活面貌，也可以记下一国的重大事件，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松，描写生动，记述翔实，给人以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美的感受。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如《岳阳楼记》、《游褒禅山记》；有带科学色彩的，如郦道元的《三峡》；有带抒 *** 彩的，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1]
文体店赚钱吗?
赚钱。但要有条件：地段、进货渠道、品种，销售方式，营销手段。
生意经营千条路，谁有资讯谁先富。
开个文体店需要什么？
影印这个经营范围比较麻烦点，
需要办到《印刷经营许可证》才能办营业执照。
至于办个体户还是公司企业，这个由你自己去决定。
不过，办企业执照，请自行到工商局咨询，手续比较多，在网上说不清楚的，因为涉及什么到会计师事务所做验资证明，到银行开基本户，公司章程什么的，如果嫌麻烦，可以找一些.代.理...公司办你搞定手续，费用大概需要千把块吧，各地的收费都不同的。
注册公司还有注册资金的，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最低是10万，两个或者以上的股东的，注册资金最低是3万。
如果确定是办个体户营业执照，那手续就简单方便很多了，费用低廉，只需要23块，
个人建议你还是办个体户比较
你找好店面之后，
最好先向房东索取房产证明档案的影印件，看一下店面的房屋使用用途是否为“商住”或者“商业”性质，
最好亲自去工商部门咨询一下这个店面是否能办理营业执照，
因为住宅性质的房屋办营业执照很麻烦，要搞什么“住改商”手续。
（如果房东不放心给影印件你，最好和房东一块儿去工商部门咨询）
然后就是办营业执照了，
个人建议你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办个体户营业执照手续简单，费用低廉，只需要23块，
你卖的文体用品，直接去办营业执照就行，不需要前置许可审批。
但是影印需要到当地新闻文化处部门申请《印刷经营许可证》。
办个体户营业执照需要的材料是：身份证原件和影印件一份，店铺的场地证明档案（房产证或者土地证影印件），租赁合同原件和影印件，证件相片一张。还有上面说的《印刷经营许可证》。
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的工商局或者工商所，又或者是行政服务中心办营业执照，你可以问一下旁边的店铺的老板。
只要材料齐全而且符合工商部门的要求，那么一般一周时间就能拿到营业执照。
拿到营业执照30天内去地税、国税部门申请《税务登记证》。
需要的材料是：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租赁合同原件和影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影印件。
费用是十几块的工本费，基本上是即时办理就能即时拿到税务登记证。
个体户一般缴纳的是定额税，国税和地税都是定额税。
个体户的定额税征订的标准有很多，不仅仅是经营专案，也不仅仅是店面的面积，他是一个综合计算的结果。具体税额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你店铺所在路段，以及经营规模、经营专案、店铺的租金而定。各地的情况不同，所以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多少钱。
如果税务部门认定你的每月经营额低于5000元，那么就不用交国税，只需要缴纳地税，如果被认定每月经营额高于5000元，那么就要交国税和地税两种税了。
个人建议，要和向你定额的税务局的专管员搞好关系，招待好他们，是很有用的。
组织机构程式码证的话，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去当地县区级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办理。
需要的这个证的话，带上以下材料：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身份证原件和影印件，去质监局办理
费用大概是100块上下。
文体店都应该进什么货
1、书写工具：
圆珠笔 中性笔 自动铅笔 钢笔 宝珠笔 中油笔
2、美术画材：
水彩笔 蜡笔 彩色铅笔 油画棒 荧光笔 水粉颜料 国画颜料 广告画颜料 毛笔 钩边笔 鸭嘴刷。
3、办公用品：
列印纸 影印纸（各个型号） 记号笔 记号笔墨水 资料夹 档案袋 长尾夹 印泥 订书机
4、学生用品：
剪子 小刀 橡皮 修正带 修正液 修正纸 卷笔刀 文具盒 笔袋 书包 同学录 书皮
文体店起名字
都有啥？
（用一个反问句来命名，吸引买家的眼球，并且让人情不自禁的自己回答，这里啥都有！）
文体店里的标语
奥运精神的体现，从这里开始
体育用品应有尽有
办公现代化，助您早日步入理想境界
店小货全任你选购
酒店文案管理具体做些什么?
酒店文案 自然就是做关于推广酒店的文案工作
管理 就是众多文案们的领导
Ⅲ 最近想读书，能推荐几本好书吗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
《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彗）《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
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直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佑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书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不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采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初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恭）《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原》（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书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兆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疆村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衍《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覃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苎》，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亭集》（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庵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抄》（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г）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李汝珍）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今古奇观》，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本书卷二。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附录一）《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适之先生：
在《努力周刊》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我们看见先生为清华同学们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看完以后，心中便起了若干问题，现在愿说给先生听听，请先生赐教。
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的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学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
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我们的地位。
我们清华学生，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求学的时间共八年。八年之内一个普通学生，于他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如肯切实的去研究国学，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件应该考虑的。第二，清华学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对于一班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是第二件应该考虑的。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诸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至于先生在《读书杂志》第七期所列的书目，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我们希望先生将来能继续发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书目，让有志于该种学科的青年，有一个深造的途径。
敬祝先生康健。
《清华周刊》记者。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二）答书
记者先生：
关于第一点，我要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
第二，关于程度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先生以为是吗？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有没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
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法华经》《左传》《中国人名大辞典》《阿弥陀经》《文选》《九种纪事本末》《坛经》《乐府诗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宋元学案》《全唐诗》《老子》《明儒学案》《宋诗钞》《四书》《王临川集》《宋六十家词》《墨子间诂》《朱子年谱》《元曲选一百种》《荀子集注》《王文成公全书》《宋元戏曲史》《韩非子》《清代学术概论》《缀白裘》《淮南鸿烈集解》《章实斋年谱》《水浒传》《周礼》《崔东壁遗书》《西游记》《论衡》《新学伪经考》《儒林外史》《佛遗教经》《诗集传》《红楼梦》
↑非原创。。我读的国学也就只有那么30本。。不够你参考啊。。
希望可以帮到你~
Ⅳ 谁能具体谈谈 海派文人的人品问题（上世纪初期的海派）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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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一、本全集收入目前所发现的作者生前全部创作和书信。其中，作者生前口述、后由骆宾基整理的《红玻璃的故事》，亦作为短篇小说收入。是迄今已出版《萧红全集》中，收入作品最全的一套。
二、本全集所收作品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等文体编排。 小说部分：将短篇小说以发表时间先后分为三组，分别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搭配编排；散文部分：以公开发表的先后编排，其中《商市街》系列散文以此书出版时所排定的顺序编排；诗歌部分：公开发表的，以发表的先后顺序编排，未公开发表的，以作者生前编定的《自集诗稿》先后顺序编排；书信部分：按收信人姓名分别编排，同一收信人书信，按书写日期依次编排。
三、本全集的校勘：作者生前公开发表和出版的部分，以初刊本和初版本为底本校勘；作者生前发表且有修订的，以修订本校勘；作者生前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和书信，以作者手稿和书信影印件校勘；无手稿和影印件的作品和书信，以公开刊发的初刊、初版资料进行校勘。校勘作品和书信时，亦参考权威版本，务求准确。 四、为便于阅读和了解全集内容，各分卷后收录了部分文字作为附录。附录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作者生前出版文集时，文集中原有的“序”或“跋”；二为与分卷内容相对应的作品解读或评论；三为部分作家、学者撰写的关于萧红的文字。本全集末卷还收录了《萧红谈话录》以及新修订的《萧红年谱》、《萧红创作年表》、《萧红作品版本简目》、《萧红作品篇目索引》等资料。
Ⅵ 近代小说知多少，读书 1998年第7期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ガ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
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于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
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人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樱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樱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Fortune Du Boisgobey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趼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元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年，大阪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研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
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列载出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人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人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