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集
㈠ 读《走窑汉》
会找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来看，是因为王安忆的推荐。很喜欢王安忆，虽然她的书，我看的其实不算多。我最早接触比较专业的关于小说写作阅读的分析就是她的《心灵世界》。一开始看得很辛苦，但看完后收获很大，然后，我就开始关注她这方面的文章或者书。
她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评价很高。我开始关注刘庆邦才知道他有“短篇小说王”之称。
《走窑汉》是刘庆邦很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发表于198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大约七八千字。很简单的一个复仇故事，读起来却有侦探小说那种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节奏感。
小说从马海州出狱回到矿里工作开始讲起，而他坐牢的原因——捅了张清一刀。换工作服的时候，马海清的刀掉了，把张清吓得不轻。马海州的老婆——田小娥给他送餐。马海州让小娥发烟，她唯独不给张清。在马海州的要求下，小娥还是给了，但在张清接烟的时候，小娥把烟扔地上了。三个人的关系，在递烟中递出来了，但原因是什么？没说。马海州总是紧跟着张清，让他神经紧绷。故事慢慢地揭开谜底。人物的性格在慢慢地变化。
马海州原来是矿里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然而，在他下矿的时候，妻子小娥被张清诱奸。马海州知道田小娥出事后，他对田小娥的态度不断在转变，经历了三个变化。刚开始的时候，他吼，“田小娥，不许去死！......”他是真心不想田小娥死，他知道她是受害者。马海州是个善良的人。二话不说救了掉冰窟窿的小孩，拿钱给家里被火烧了的小四。他知道田小娥出事后，找张清算账，捅张清一刀。他没对小娥做任何事，没一句重话。只是进囚车前，吼了那么一句，不能死。这个时候的马海州，真心希望田小娥活着。那么什么导致他对田小娥说出那么戳心窝的话——“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
马海州入狱后，田小娥回家。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
田小娥的遭遇，马海州呢？
没人像对待田小娥那样直接辱骂，但是背后呢？作者没直接说。从写作的角度看，直接写了田小娥的遭遇，再重复类似安排并不是个好选择。从人物的性格设置来看。田小娥是个弱女子，当面侮辱她，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马海州连张书记都敢捅一刀，这么强势的性格，不可能允许人当面侮辱他，所以没人会当面去招惹他。但背后的议论会少吗？马海州这样的人，能忍受这样的人生“污点”吗？
出狱后，重新回到矿里，田小娥再次来到矿上，马海州的态度有了变化。
入狱前，马海州还希望田小娥好好地活着，但这个时候田小娥活着，对他来说，就是耻辱。时刻提醒着他，老婆被玷污了，他报不了仇还进了监狱。田小娥慢慢地变成了他复仇的工具。直到，张清自尽，田小娥自尽，他才从这段仇恨里解脱出来。然而，他的人生解脱了吗？
马海州是一个立体的角色，田小娥就是他的影子。一明一暗控制着故事的发展和节奏。这篇小说最好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该全讲，什么时候该讲一半，什么时候要压着不能讲，作者控制得特别好。把一个没有悬念的复仇故事，讲出侦探小说的节奏出来。
作者采用的是插叙、倒叙穿插用的方法，结构安排上很好，但有一个不足，就是各种叙述方法的转换不是很清晰，有的地方衔接比较模糊，需要全篇看完再回去推断时间的发展顺序。我觉得这是作者在表达上的小瑕疵。
在看过白先勇的小说之后，看这篇《走窑汉》的。对于王安忆说的，台湾作家和内地作家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别有了更深的理解。
反复地读《走窑汉》我没有抠字的冲动，只是通过作者叙述的场景，去理解人物的心理变化，人物关系变化。而当我反复读白先勇的小说的时候，看着会有抠字的冲动，有些字会反复地去咀嚼，体会作者的用字的用心。在读到王安忆的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如今仔细想来，我不喜欢莫言的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在这里。他用到北方方言，浓浓的北方气息，对于南方人的我来说很不习惯，难以喜欢。
以前写作文的时候，是书面语的，因为方言与现代汉语差别比较大。现在写文章的时候，会用上方言。一方面是语言习惯导致的，一方面也是自己有意无意而为之。之前觉得写文章讲故事应该努力做到“身临其境”。但看完《走窑汉》的现在，我犹豫了。
之前，我很少重复地去看一篇小说，即使是写读后感也是凭第一感觉去写，最多就是引用的时候翻一下原文。很少像最近这样，反复地去看（这是上完伊沽城老师的课之后的收获——如何更好地去阅读）。写完这篇《走窑汉》，我一点都不想再去看一遍。但《台北人》我还想再看，虽然看了几遍，伊沽城老师也详细地分析过一遍，但依然觉得小说里有可以读的东西，没有厌倦。
ps：这篇是《走窑汉》的读书笔记，其实也可算是《故事与讲故事》的读书笔记。在读《走窑汉》的时候，一直在印证着《故事与讲故事》里面读到的一些观点。
㈡ 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简介，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 *** 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刘庆邦简介，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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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红煤
作者：刘庆邦
豆瓣评分：7.4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6-1
页数：37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庆邦最新创作的长篇力作。
小说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临时工如何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故事，着重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人性的变异和灵魂的扭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借故将他开除了，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他将红煤厂村村支书的女儿追到手，成为村办煤矿的矿长。随着金钱滚滚而来，他的各种欲望急剧膨胀，将人性的恶充分释放了出来。
小说以精微细腻的描绘见长，详尽地展示了主人公宋长玉攀附、奋斗、复仇、堕落的过程。作者对煤矿生活特别熟悉，在行文中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度，笔墨在气定神闲中游走，令人赞叹不已。在描写煤矿生活方面，作者的文字是如此的和生活筋骨相连，血脉相通，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
作者简介：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等外国文字。
㈣ 谁有小说《红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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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煤》是2009年8月1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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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红煤
作者：刘庆邦
豆瓣评分：7.0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8
页数：374
内容简介：
《红煤》内容简介：至于这部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红煤》，听凭读者怎么理解都可以。不过的确有一种煤和铁矿伴生，煤块上面有铁锈，里面也有红筋，被称为红煤。这种煤很硬，发热量大，耐烧，烧起来通体红透，很适合在锻铁炉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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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歌谣》
《遍地月光》
《红煤》
作者简介：
刘庆邦，1951年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㈥ 刘庆邦短篇小说选怎么样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看。既然“好看”，那就说明他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 刘庆邦的短篇可以说是呈现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种如《走窑汉》《血劲》，写的是地下，煤窖的黑暗世界，风格冷冽干脆；一种如《鞋》《外衣》，写的是地上，乡土的人情世界，风格温润美丽。 《走窑汉》发表于1985年，可说是刘庆邦的成名作。我觉得，这个小说把短篇小说的能量发挥到了极大的限度。 这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马海州的妻子小蛾被矿工队长张清玷污了，马海州用刀子刺伤张清的胸膛，获罪入狱，在狱中救人立功，提前释放，回到矿场。 这是小说叙述过程中的回忆交代，是这个复仇故事的原因。小说的开始是，已经出狱后的马海州同张清一起下井。看他是怎样复仇的。 在下矿井劳作时，马海州时时跟着张清，也不说话，甩都甩不掉。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把刀子，不时拿出来把玩。他的复仇，不动声色，却光明正大，用这种持久的威胁来摧垮张清。下了班也是，马海州和小蛾一起跟着张清。每天都在张清的楼下喊：“张书记。”他喊一句，她喊一句。在一次下矿井工作时，张清的场子塌了，他被活埋，在他附近的马海州却是奋力地把他救出来。张清以为有和解的希望，就拿酒到马海州家酬谢，马海州不让进门，又叫小蛾过来，小蛾把张清带过来的酒直接从门里扔到门外，酒瓶全碎。那天晚上，马海州和小蛾来到张清家，马海州拿一个薄铁片在张清脸前，张清就是趁马海州不在家用那种铁片开了他家门玷污了小蛾。 在这个，没有任何肢体冲突的复仇过程中，马海州施加在张清身上的都是精神的重压，张清终于在这个晚上，疯掉了，也可以说是，被逼疯了。几天后张清跳窖自杀。也是在同一天，小蛾跳楼自杀。 人物有丰厚的可解读性。 首先来看小蛾。她被张清玷污后，决意要自杀的，但是丈夫马海州刺伤张清被抓走时说：“田小蛾，不许你死！”然后，小蛾经受了诸多的羞辱，比如被人扔瓦块，门上被挂破鞋。她都忍下来。丈夫马海州在狱中时，她辛苦种地，收获比别人多的粮食。“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了。”——清苦的生活。原来她都把钱积攒起来，马海州出狱，她给他一个砖头似的布包,里面是大大小小的票子。马海州并不稀罕这钱，冷冷地说：“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从此，马海州对小蛾，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爱，就是最开始那种浓烈的爱情，挥不走的爱；恨，因她是被玷污之人，这是他心头抹不去的阴影。于是，小蛾就成了他，爱愈深恨愈浓的心结。而小蛾，就这样承受着，那炽热的爱，和浓烈的恨。这些扭曲了的爱和恨。他帮着丈夫马海州复仇。张清跳窖自杀，小蛾随即也跳楼自杀。——如此丰满的人物形象，她身上的人性能量，也只有小说可以字字珠玑地刻画，一旦用具体词汇来形容，就毫无分量了。 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最后一段，马海州听到小蛾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是这样的： “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 ——无疑是经典有力的结尾。故事讲完，戛然而止，冷静干脆。人物性格心理得到照应和超越。 来看怎样的照应。小说里写了几笔马海州从前的状态：那些天，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匆匆离去，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那时候，“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说明马海州从前是柔肠百转的一个汉子。妻子小蛾遭玷污，他入狱。出来之后，必定不再是从前的他。他一心想的，就是复仇。他的复仇，不是对敌人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在这复仇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冷静、耐心、执着、果断都让人钦佩到感动。小说还写了一个细节，一个工友家里失火，什么都烧没了。马海州二话没说，一把甩给工友两百块钱。他的慷慨，仗义，又是让人钦佩的。于是，在这样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侠骨柔肠的汉子身上，他要做的事情却是复仇，是把一个人逼死。他心里装着的，是再也无法找回的爱情，是满满的恨。这个人物，也让人心生同情和心疼了。 再来看结尾，小蛾死了，“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了。”——再多的阐释，都不及这几个字的力量。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走窑汉》，选自《刘庆邦短篇小说选》，作家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