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㈠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是什么
《沉沦》
《沉沦》是20世纪20年代郁达夫创作的早期短篇小说,亦是他的代表作。出版时即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该小说以郁达夫自身为蓝本,讲述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性苦闷以及对国家弱小的悲哀。1915年,郁达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1919年毕业后,郁达夫从名古屋前往东京。途中,他以在名古屋读书四年的生活体验写下了此篇作品《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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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由于所处的社会黑暗透顶,周围的环境光怪陆离,个人遭遇又颇多挫折与磨难,所以显得比常人更复杂一些,因而作品中往往激愤与哀怨并存,有时甚至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感伤情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性格的复杂性,其实就是(或者说标志着)人性的丰富性。
㈡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典范之作有哪些
宋元小说话本凭借其通俗流畅的特点,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话本小说的影响由此更为扩大。进入明朝,明代的一些文人对流行于民间的宋元话本进行搜集、整理、加工出版,刊行于世。
此外,还有不少文人模拟话本的形式进行创作,创造出许多新的话本小说,时称“拟话本”。各类“拟话本”的不断涌现,使白话短篇小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在众多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当属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特别是“三言”的艺术成绩最
高,达到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峰。
“三言”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总称,每集收录短篇小说40篇,共120篇。其中多数是经过作者润色的宋元明话本和明代文人的拟话本,而作者自己创作的作品较少。
“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初刻拍案惊奇》共40卷40个短篇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也是40卷。与“三言”不同的是,“二拍”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作者自己创作的。
“三言”的作者冯梦龙,字犹龙,江苏省苏州人,出身士大夫家庭。他的哥哥梦桂擅长画画。他的弟弟梦熊,太学生,擅长写诗,兄弟三人并称“吴下三冯”。
“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与冯梦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凌蒙初,字玄房,号初成,浙江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后科场一直不如意。55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凌濛初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
“三言”题材众多,内容广泛,其内容主题有反映爱情婚姻的,有痛斥腐败官吏的,还有谴责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还有描写市井百姓和商人生活的,总之,形形色色,包罗万象。
“三言”中的一些爱情小说,敢于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表现出新的观点。它不仅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更提倡爱情专一,一夫一妻,极度痛斥那些喜新厌旧、嫌贫爱富的人。
“二拍”是“三言”之后最有代表性的白话短篇小说,主要是根据“古今杂碎事”加工创作而成,故事大都有来源,但在原书中仅是旧闻片断,凌濛初则对这些素材进行生发改造,写成了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的故事。
“二拍”里面也有众多反映爱情婚姻主题的内容,也提出了和“三言”类似的新的爱情观念,如对封建婚姻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提出异议,要求男女平等,另外,还高度赞扬了为争取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言”、“二拍”对土豪劣绅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的结尾往往是罪恶之人得到了惩处,善良得到了彰
显,这表明了人们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三言”、“二拍”是由宋元小说话本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在艺术上保留了不少小说话本的特色,如叙述方式、结构体制、语言的运用和提炼等,都继承了小说话本的优良传统。
“三言”、“二拍”在艺术上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如在人物性格、形象塑造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在突显人物性格时,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按照人物的性格安排设计故事冲突。
同时,在细节描写上,一针一线、一丝一毫都不松懈,可谓细致入微,使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满,有血有肉。“三言”和“二拍”比起话本,篇幅大大加长了,主题思想更为集中鲜明,作品结构更为严谨,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动人,引人入胜。在语言方面,“三言”和“二拍”的语言更加通俗流畅,含蓄生>动。“二拍”中的作品,多是由凌濛初加工、润色、改变、扩大,由数十字而变成了数千字的结构完整的小说的,所以“二拍”的语言独创色彩较浓厚。
“三言”和“二拍”还善于通过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宋元白话小说也有着较为到位的心理描写,但动态有余而静态不足,“三言”和“二拍”则弥补了这个不足,人物形象更富有立体的质感。
除了“三言”和“二拍”之外,明代还有许多白话短篇小说,它们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对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全面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写出白话短篇小说的辉煌篇章。
㈢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是什么
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
1、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
2、第一部话剧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
3、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沉沦》。
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4、第一无产阶级的诗歌集:郭沫若的《恢复》。
5、第一无产阶级的戏剧团体:1929年由夏衍、郑伯奇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
6、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7、最早使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短篇小说:郭沫若的《残春》。
8、最早的一个诗刊:《诗》朱自清等编。
9、最早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新史》。
10、最早写童话的作家:叶绍钧。
㈣ 凌濛初和冯梦龙的创作代表了明清时期短篇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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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短篇小说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三言二拍,三言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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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明代五本著名传奇短篇小说集及拟话本集的合称。“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作者为明代冯梦龙。“二拍”则是中国拟话本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作者凌蒙初。 [编辑本段]三言冯梦龙编的“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1]。《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分别刊于天启元年(1621)前后、天启四年(1624)、七年(1627)。这些作品有的是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但一般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有的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编辑本段]二拍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1628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1632年)各40卷,人称“二拍”。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后科场一直不利。55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部进逼徐州,忧愤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卷帙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三言中每一章都讲了一个道理,但有的章节秽语甚多,而有的则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比如《醒世恒言》中有一章《卖油郎独占花魁》讲了油郎秦重寻父、花魁娘子寻夫从良过程中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美好故事。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值得一提的是,“奉劝世人行好事,到头原是自周全”的劝谕思想是贯穿“二拍”始终的精髓,如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的开头中说的一妇人因受商人帮助救出了丈夫,在她去答谢商人的一刹那,商人卧室的房墙倒了,要不是因妇人来答谢的时间巧合,恐怕商人就一命呜呼了,这种行好就有好报的教谕“二拍”中描写的很到位。“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㈤ 明朝中后期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其内因,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中国白话小说艺术走向成熟。瓜熟蒂落,到了这个份上了。中国白话小说,起于唐代佛教变文,经过宋元话本,到明终于成熟。
其外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市民阶级精神需求提高,像北宋南宋的词、话本、风俗画繁盛一样,小说出现井喷。而且明朝不是清朝,针对民间的文字狱少,特务的重点放在官员,使小说流通顺畅。
㈥ 鲁迅写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什么
鲁迅写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小说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
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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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不但写了《文化偏至论》、《魔罗诗力说》等文学论文,翻译了许多“域外”的进步小说,还创作了文言小说《怀旧》,其主要思想都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
然而,作为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声音虽然激进,但毕竟缺少呼应,不能造成一个运动。而《新青年》向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首先发难后,虽然也一时有些寂寞,但大家一起鼓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势力,其影响就震撼人心了。
㈦ 宋代人说话和断句方式很费解
宋代都市生活繁华,市民文化也随之勃兴,相继出现过众多市井文娱活动,其中有一项“说话”伎艺——也就是说书、讲故事——尤其受到士庶民众的广泛欢迎。然而因为品类繁杂琐屑,加以载籍纷歧不一,历来都缺乏缜密而详审的研讨。以所谓“南宋说话四家”为例,王国维、鲁迅、胡适、陈汝衡、王钟麟、孙楷第等近现代学者,或因所据文献不尽相同,或对资料释读存有分歧,便先后产生过各种说法;至于每一家说话流派内部所包含的具体细目,也同样聚讼纷纭,难有定论。钩稽排比相关史料,居然还牵扯到不少中外学者延续数十年之久的争论,能够从学术史的视角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直接卷入这场争论之中的学者,当然会认真参考戴望舒等人的考释结果,以便修正自己的讹误。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在1948年正式出版,其下编的第一、二两章《元杂剧の构成》就是根据此前在《东方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修订润饰而成。在引录《东京梦华录》的那段内容时,吉川将原文转译为“霍四究が说三分、尹常卖が五代史”(据岩波书店1954年第二版),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误读而及时加以补救。可惜的是,在六十年代初问世的郑清茂中译本《元杂剧研究》中,却不知道是由于什么缘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将这段文字恢复为汉语时,竟然在“尹常”旁添加了专名线(据台湾艺文印书馆1987年第四版)。据郑清茂在《译后记》中自述:“我对元杂剧虽有偏爱,但自认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又说:“我翻译本书时,最感棘手的是书中所引中文资料的还原工作。”他或许并不知晓此前围绕着这段文字的标点所发生过的一系列争议,在检覈《东京梦华录》原文时又疏忽失察,没有仔细参酌吉川的日译,反而以不误为误,最终导致吉川幸次郎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郑氏在《译后记》中还郑重提到:“胡适之先生、郑因百先生、董同龢先生、陈世骧先生、牟复礼先生、严一萍先生、罗锦堂学长、郑再发学兄,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都曾直接或间接地给我指示或协助。”他将“尹常”视作人名,倒是和胡适先前所作判断如出一辙,不知是否受其影响。列入这份致谢名单之中的郑骞(字因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撰有《永嘉室札记》(收入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龙渊述学》),其中有一条专门考释《东京梦华录》中“常卖”一词,依据《孙公谈圃》《云麓漫钞》和《志雅堂杂钞》等宋人笔记中的记载,指出“常卖为当时一种行业,或出入人家第宅,或沿街巷,或自设店铺,以贩卖杂货为生者也”,虽然未曾言及戴望舒、叶德均等人,可最后的结论倒是不谋而合。从其所举例证来看,又有溢出戴、叶两家范围之外的资料,想来并非有意掠美,而是无心暗合。只是在十年前郑清茂着手翻译《元杂剧研究》之际,郑骞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考辨,未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点。而对于大部分只能阅读中译本的读者而言,在这个细节上终不免被译者误导。
另一位当事人赵景深在晚年整理部分文稿,汇为《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一书,那篇出过纰漏的《南宋说话人四家》也被收入并经过了修订。赵景深与戴望舒过从甚密,在结婚时甚至还盛邀对方出任过男傧相;和叶德均之间则有师生之谊,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主持整理过叶氏的遗著,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当然会格外留意参考吸取。虽然已经事隔多年,但能够亡羊补牢,避免谬种流传,还算为时不晚。
更有意思的是,在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正式出版之后不久,与吉川幸次郎合作研究过元代戏曲的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便在日本《书报杂志》上撰写长篇书评给予极其严厉的批评。此文竟然旋即被翻译过来,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其内容“略谓校订失多于得,句读误至五十余处,注释有当注不注、注而不切,且注错者甚多。因定为低下之书,其疏漏之严重为近来中国出版注释书中所罕见”,言辞犀利刻薄却又有真凭实据,惹得自视极高的邓氏耿耿于怀,“夜中遂不寐,信心平气和之难耶!”“气坠,起坐良久,乃知又受凉矣!”(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年9月8日条)为了一探究竟,邓之诚立即致函日本友人杉村勇造,托其代为寻觅入矢义高的原文(同上,1959年9月14日条)。甚至在日本发生地震时,他还像小孩子斗气一般说道:“闻日本又遭海啸,名古屋最甚,骂我之入矢义高谅不致受虚惊也。”(同上,1959年9月27日条)而等到接获入矢义高的原文之后,他又评价说:“其辞极奚刻,指摘甚当,然亦有说可两存者。其人颇称许邓广铭、王利器、周祖谟,服其精审。予老矣!不欲与少年争得失,撰为此注颇有托意,时人恐未必能解也。”(同上,1959年9月29日条)尽管心有不甘而欲极力辩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存在失误。看到邓广铭等年轻一辈的学人受到对方推崇,又颇有几分失落怅惘,但也只能强作宽慰之词,聊以排遣抑郁。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又留下一笔:“《光明日报·史学》载邓广铭等四人所为文,袭用入矢义高语句,盖赏其能骂我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诚然!”(同上,10月29日)指的应该是当天发表的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合作撰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概述》,文中特别列有“古籍整理”一项,介绍“我们在古典历史文献的整理、注释、校勘、今译和标点断句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作为宋史专家,邓广铭对《东京梦华录注》自然会特别注意,对《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上转载的那篇书评当然也不会错过,而批评起来也正如入矢义高那样并不客气(此文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邓广铭全集》第十卷中,涉及《东京梦华录注》的内容已经删削殆尽)。面对入矢义高和邓广铭等人桴鼓相应的批评,理亏的邓之诚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在日记中发泄一通。
入矢义高胆敢撰文批评邓之诚这样的知名史家,自然是有备而来,绝不会率尔操觚。实际上,他从1949年开始就召集同好逐字逐句地研读《东京梦华录》,所指摘的讹脱疏漏无疑都经过细致深入的考辨。历经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积累,入矢义高最终联手另一位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合作译注《东京梦华录——宋代の都市と生活》,此书最先由岩波书店于1983年出版,后转由平凡社于1996年推出修订第二版,并在1999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比起邓之诚的《东京梦华录注》来,无论是史料征引,还是文句考订,入矢义高和梅原郁的译注本都显得更为精审翔实。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结果,另一方面其实也充分借鉴了其他学者所作的考订辨析。尽管全书使用日语撰著,却非常值得翻译成汉语以供参考。而在笺注卷五中那段涉及宋代说话人家数的文字时,他们特别指出“尹常卖五代史”一句,曾经被不少学者误读为“尹常が五代史ヲ売ル”,意即“‘尹常’售卖‘五代史’”。两人随即参考戴望舒、叶德均两位的考证,对“常卖”一语加以详尽确切的注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争中,这大概也算是中国学者又扳回了一局吧。
㈧ 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和白话诗集是什么
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
《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于1918年4月。该文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呐喊》集,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尝试集》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是胡适先生里程碑式的著作。问世以来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广泛争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8)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扩展阅读:
《狂人日记》的创作背景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这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并在次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轰动了国内文化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檄文。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产生以文艺来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付出了许多实际的行动。他在十年前所发表的几篇文章,如《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和《摩罗诗力说》等,其意旨与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基本契合的。
1917年8月9日,鲁迅应钱玄同之邀,答应其为《新青年》写文章,并在1918年4月完成《狂人日记》的创作。在创作《狂人日记》之前,鲁迅曾经看过大约百多篇外国文学作品。
《狂人日记》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作品中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