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篇小说作者创作的异同

① 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在哪里

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字数。
平均篇幅在万言左右的小说会被划归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现代甚为流行。所有小说基础，其发展初期并无长短之分，随时代而区分。今短篇小说多要求文笔洗练，且受西洋三一定律一时一地一物观念影响，使其更生动详实但也限制其发展。
长篇小说，小说的一种样式。是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宏伟的一类小说。适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成长历程，并能反映某一时代的重大事件和历史面貌。在篇章结构上，一般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分成许多章节；篇幅特别长的，还可以分为若干卷或部、集等。如《战争与和平》、《红楼梦》、《人间喜剧》等等。

② 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有什么区别

短篇小说一般认为，篇幅在二万字以下的小说会被划归短篇小说。在它的特色中有所谓三一律——一人一地一时，也就是减少角色、缩小舞台、短化故事中流动的时间。另外，虽然它们时常惜墨如金，但一般认为短篇小说仍应符合小说的原始定义、也就是对细节有足够的刻划，绝非长篇故事的节略或纲要。

中篇小说一般认为，篇幅在二万字至八万字之间的小说，一般认为是较容易成功的小说。因为对初涉创作领域的人而言，写作长篇易陷入多数的情节造成凌乱难收的困境，而写作短篇不是转折太少而单调、就是转折太多却显得拥挤。这时考虑将原本的构想改成中篇是一个广受推荐的建议。

长篇小说一般认为，字数在八万字以上的则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反映的事情很多，内容很丰富，字数过少不可能是长篇，而长篇小说字数最为不定，字数差距最大。有十多万字的，更有上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此长篇小说还可分为小长篇（一般的在十数万到三十万间），中长篇（一般的在五十万至七十万间），大长篇（要在八十万字以上），超长篇（一般的过一百万字的），巨长篇（往往是数百万字数的）。

③ 三大短篇小说家创作风格的对比

（1）莫泊桑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的朋友》等。

（2）契可夫
十世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3）欧.亨利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④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

字数的多少，是区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
人们通常把几千字到两万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
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
长篇小说容量最大，最广阔，篇幅也比较长，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它一般是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如《红楼梦》。
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人到中年》。
短篇小说的特点是紧凑、短小精悍，它往往只写了一个或很少几个人物，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虽不及长篇、中篇广阔，但也同样是完整的，有些还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

⑤ 请问国内外著名的短篇小说家都有谁，其各自的写作特点是什么（如答案满意，本人将另给出50财富值）

莫泊桑
莫泊桑(1850--1893)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的朋友》等。
契诃夫
契诃夫( 1860～1905)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是俄国最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欧·亨利
欧·亨利(1862.9.11-1910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药房学徒、牧牛人、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同时，埃德加·爱伦·坡也因其短篇小说而著名。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的写作特点

A、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斯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同时又追随左拉等自然主义先驱人物，在写作中他正视现实、尊重历史，特别是不让自己在作品中出现。他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平铺直叙的说教，他的创作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隐藏自己。同时，他更巧妙地掌握了如何在隐藏的同时，传达给读者自己的观点，最终给读者以启迪和教育。这种隐藏并不是真正的隐藏，他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比那些平铺直叙的陈述和冗长的道理更耐人寻味。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三百余篇短篇小说的巨大创作量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短篇所描绘的生活面极为广泛，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一幅全面的风俗画；更重要的是，他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他短篇小说的成就所奠定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是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的溃败、上流社会的喜庆游乐、资产者沙龙里的聚会、官僚机构里的例行公事、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外省小镇上的情景、农民的劳动与生活、宗教仪式与典礼、酒馆妓院里的喧闹，等等，都有形象的描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从上层的贵族、官僚、企业家到中间阶层的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到下层的工人、农民、流浪汉以至乞丐、妓女，都得到了鲜明的勾画；法国广阔天地里，从巴黎闹市到外省城镇以及偏远乡村与蛮荒山野的风貌人情，也都有生动的写照。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广阔的取材面上，莫泊桑的短篇显然超过了过去的梅里美与同时代的都德，而在他广泛的描写中，又有着三个突出的重点，即普法战争、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与诺曼底地区乡镇的风光与轶事。由于莫泊桑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在当代作家中就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有资格的描述者。他对战争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丰富，而他的体验感受又是那么深切，因此，他在整个创作的历程中始终执著于普法战争的题材，写出了一批以战争为内容的短篇。毫无疑问，他是对这场战争描绘得最多的法国作家，可以说，这史事件由于有了莫泊桑才在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莫泊桑关于普法战争的著名短篇有《羊脂球》（短篇小说集）、《菲菲小姐》、《女疯子》、《两个朋友》、《瓦尔特·施那夫斯奇遇记》、《米隆老爹》、《一场决斗》、《索瓦热老婆婆》、《俘虏》等。

B、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善于用带泪的微笑和辛酸的欢乐打动读者；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往往用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尾，增强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气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亨利笔法”。他的短篇小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生活，以及借鉴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都有极大的意义。
欧·亨利的写作特征：他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泛滥成灾，似乎只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难怪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与欧·亨利同时代的马克·吐温说得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在美国，贫穷是耻辱。”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作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作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决定洗手不干的保险箱盗窃犯为了救出不幸把自己反锁在保险库里的孩子，当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准备着跟警察再去蹲监狱。一个自惭形秽，背弃了情人男人，毕竟还能尽自己的努力，让青梅竹马的姑娘断了对他的思念，快快活活地去重新开始生活。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欧·亨利具有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的本领，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像《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样的悲剧在欧·亨利的笔下是很少发生的。然而，意外的结局不能不经常依赖于某种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与现实产生距，所以“意外结局”一面使欧·亨利的小说显示得趣味盎然，同时也使它们缺乏深度。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欧·亨利显然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幽默家，他在《幽默家自白》中写道：“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这句话也适用于欧·亨利本人，他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C、契诃夫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⑥ 说说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各有什么特色，谢谢

莫泊桑和欧·亨利都是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在论及两人的创作手法时, 往往会看到大同小异的说法, 如由小见大, 结局出人意料等等。其实, 两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在艺术手法方面有很多差异。

美国作家欧·亨利是一位独具风格的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技巧，不仅从普通生活中选取平凡素材，以小见大，从平常事件中开掘主题，反映出不平常的社会意义。还在于以幽默的喜剧手法表现悲剧性的内容，用作品情节的巧合增强戏剧性。更在于他独特的艺术结构、“欧·亨利式的结尾”。以及独具特色的语言艺术。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享有“短篇小说之王”美称。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通过其在叙述时如何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以真实、自然的描写艺术吸引人以及在表现艺术哲理性方面的独特表现手法来展开论述，从而表明莫泊桑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在很多方面的创作技巧是值得后世学习并借鉴的。
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上，莫泊桑不制造离奇情节刺激读者的好奇心。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片段作为透视点来窥视大千世界，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反映普遍的社会真实。他从一把伞的小洞眼看到市民利己主义哲学；用一根绳子绕出一个趋炎附势荒唐混乱的世风；不见了一串项链，引人寻找小资产阶级丢失的淳朴（《雨伞》、《绳子》、《项链》）。
构思和布局的巧妙是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又一大特点。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巧妙、引人入胜的情节结构和布局使莫泊桑的小说生动而富有吸引力。他的短篇小说常常像故事一样娓娓动听，给人亲切自然的感觉。在似乎平淡的叙述中，早已埋伏了精心设计的妙笔。有时，正在缓慢进展的情节会因为一个细节的插入而迅速推向高潮，形成意想之外的场面。人物和主题从中得到深刻的表现。有时先制造重重迷雾，故意将读者引入歧途——对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做出种种猜测，而结果却全然相反。几乎每篇都新颖别致又存在一个共同点：入情入理，真确可信十分自然朴实。为了实现精巧和自然相统一的艺术构思，莫泊桑出色的运用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题材和情节的奇巧上，莫泊桑有似于欧•亨利。然而他独具匠心的构思，曲折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却是合乎情理的，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又是不同于欧•亨利的。然而，他有些作品在取材于平凡小事的这个特点上，又接近于契诃夫。如《羊脂球》中整个作品只写了一个平淡无奇的旅途，与契诃夫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还有一点“奇遇”，如《羊脂球》中路上的受阻。另外，莫泊桑还开创了短篇小说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结构。他的小说中的“叙事人”经常变换，并且采用故事套故事的叙事结构。
一较之欧·亨利,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题材更为丰富。
二莫泊桑的小说语言冷静、客观, 不带有作家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
三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情节发展较之欧·亨利的多一些起伏。

⑦ 跪求莫泊桑、欧亨利、契诃夫三人作品的区别

1、作品主题不一样

莫泊桑，揭露上层统治者及其毒化下的社会风气的同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寄予深切同情。

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

契科夫，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

2、手法不一样

莫泊桑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

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只有到了最后一刻，“谜底”才最终解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

契科夫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

3、艺术构思不同

巧夺天工的结构艺术，欧•亨利总是漫不经心地娓娓讲述着他的故事，突然，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给你变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莫泊桑在艺术构思上介于欧•亨利与契诃夫之间，在题材和情节的奇巧上，莫泊桑有似于欧•亨利。然而他独具匠心的构思，曲折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的结局却是合乎情理的，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又是不同于欧•亨利的。

契诃夫从不注重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曲折性，而是多用灰暗的笔调，白描的手法去描写停止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生活。

(7)大短篇小说作者创作的异同扩展阅读：

欧亨利风格：

意外结局

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只有到了最后一刻，“谜底”才最终解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即“欧·亨利式结尾”。

像《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样的悲剧在欧·亨利的笔下是很少发生的。然而，意外的结局不能不经常依赖于某种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与现实产生距，所以“意外结局”一面使欧·亨利的小说显示得趣味盎然，同时也使它们缺乏深度。

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触及中下层人群的日常状态，并提炼出贫苦生活中的幽默、机智的一面；善用各种戏剧性巧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尾，这正是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典型风格。

幽默

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

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

欧·亨利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叙述视角

欧·亨利的小说常常采用全知叙述者，即采用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上帝视角”对故事世界的一切予以揭示，还会不时地站出来对故事中的人物、场景进行评述。

不过，“即便在一些以全知视角为主导的小说中，故事外叙事者有时也会暂时放弃自己的视角，采用人物视角来揭示人物对某个特定空间的心理感受。”人物视角就会作为人物的感知而构成故事内容的一部分，从而有效地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理活动，进而揭示作品的主题。

人物形象

人物类型化在欧·亨利的小说中，有关人物外在特征的细节描写，远远超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解析。也许是受篇幅所限，也许是欧·亨利对于呈现人物的内心冲突不是很感兴趣，他常把小说中的人物称为“提线木偶”，认为他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带有典型的宿命论色彩。

由此，他更乐于描绘和呈现“木偶们”身处的社会背景。由于缺乏人物心理描写，很少触及人物的内心冲突，被刻画的人物有时会显得缺乏个性和深度，不免陷入类型化的窠臼。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男性，而且常常被贴上传统类型的标签：好人与坏人，以及一些变体。

经常出现的人物有：牛仔、牧羊人、骑警、医生、强盗、银行家、小职员、农夫、厨师，以及他们的妻儿。在每一个短篇中，欧·亨利只需从形形色色的人物类型中挑选出几种，把人物关系稍加变换，再辅以有趣或离奇的情节，就能炮制出使读者满意的作品。

有评论家认为，欧·亨利这种创作态度削弱了他的小说力度，导致了他的小说过于简单、类型化；不够细腻，缺乏深度和复杂性。尤其是他的“西部小说”，人物的动作只停留在事物表面，结果使得多数小说只描绘了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诸如：爱、恨、恐惧、贪婪和愤怒。

除此之外，人物之间的大多数冲突都以婚姻或死亡结束，不管读者感到满意还是悲伤、愤慨，都只能被动接受，因为小说已经随着“令人吃惊”的结尾戛然而止了——没有任何分析人物动机的内容了，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非常有限。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欧亨利

⑧ 巴金《家》《憩园》《寒夜》的异同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巴金为我们写了一个贫穷的小职员的家庭故事：主人公汪文宣为了整个家庭的生计而拼命工作，到头来却害肺病而死；而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曾树生中间的隔阂又使他难以调节、束手无策。

《寒夜》的写作是在1944年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内开始的。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候的陪都重庆，而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候写起。当巴金写完这部小说已经是1946年12月31日了——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冬夜，而《寒夜》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寒冷的夜晚而结束的。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小说《寒夜》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国事前途渺茫，人生不知去向，周围的一切如同浓浓的黑夜见不到一丝微光；而书中的每个人，尽管都说了很多话，可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情感是压抑的，仿佛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一片无语之中。

阅读《寒夜》这部小说，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心情的沉闷，面对这种环境，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尾你都想扯开喉咙痛快地高喊一番，然而你却像主人公汪文宣最后用手指扣着喉咙那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正如巴金在小说的后记中写得那样：“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作者所指的是，在《寒夜》的写作中间，他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而他们又正是吐尽血痰后在寂寞中死去的。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人物命运，使巴金在《寒夜》的创作中十分投入，他始终与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保持一致。巴金说他写《寒夜》的时候找到了写第一部小说《灭亡》时的同感，它们都是在情感激越的状态下完成的。正是因为有同小说中那样的经历，才促使巴金在寒夜中不断地去寻求光明！

《寒夜》是一部浸润着巴金先生巨大血汗和情感的小说，读完这部小说，我深切体会到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在那个叫人窒息的寒夜中寻求光明时的艰难。通过读巴金的这部《寒夜》，我从侧面也更好地了解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了积极的贡献．

⑨ 莫泊桑欧亨利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各自特点以及风格是什么

1、莫泊桑

特点：（1）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并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夸张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是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论小说》），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情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心理与性格的真实。

（2）莫泊桑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

风格：现实主义小说艺术。

2、欧亨利

特点：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只有到了最后一刻，“谜底”才最终解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即“欧·亨利式结尾”。

风格：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

3、契科夫

特点：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

风格：现实主义。

契科夫：

(9)大短篇小说作者创作的异同扩展阅读：

三人的短篇小说：

1、莫泊桑

《羊脂球》《俊友》《项链》《一生》《温泉》《归来》《我的叔叔于勒》等。

2、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一作贤人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带家具出租的房间》《爱的牺牲》《心与手》《二十年后》等。

《感恩节的先生们》

3、契科夫：

《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现代小品）》《客人（一个场景）》《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小公务员之死》《不平的镜子》等。

⑩ 比较沈从文和老舍创作异同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被看作“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