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短篇小说

㈠ 伤感文学倡导者有哪些，代表人物

伤感文学 是作者抒发自己感情或对社会的悲伤、忧伤的、心凉的作品。而伤痕文学 典故和由来：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㈡ 八十年代曾经升起“伤痕”文学思潮，请简单回答这个思潮的是如何发生的，有那些代表作家、作品与影响

(朋友这么多的问题只用10句我没做到.)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打着毛泽东旗号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这种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1977年11月，刘心武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其实就是伤痕文学的发端。卢新华的《伤痕》曾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争鸣，而“伤痕文学”一词也由之得名。
诗歌中有《回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重量》、《小草在歌唱》、《在浪尖上》等；
散文中较早出现的有《哥德巴赫猜想》、《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星》、《怀念肖珊》、《干校六记》、《仙女花开》、《正气歌》；
而戏剧中则有《哦，大森林……》、《左邻右舍》等。

㈢ 求关于知青的优秀小说。

小说：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老鬼的<<血色浪漫>>也值得一看,近期比较吸引人的是都梁的<<血色黄昏>>风趣幽默中带着感伤.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带“伤痕”性质的知青小说，写苦难历程，以血泪的控诉为特征。主要作品：叶辛《蹉跎岁月》，竹林《生活的路》，孔平《晚霞消失的时候》。第二阶段：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写青春的激情和理想主义，以对知青生活正面价值的肯定为特征。主要作品：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黑骏马》，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第三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以对人性扭曲的思考为特征。主要作品：朱晓平《桑树坪纪事》，张抗抗《隐形伴侣》，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老鬼《血色黄昏》，李锐《合坟》。 梁晓声是知青小说的典型作家，他的创作多以知青题材为主，有人称他的作品为“北大荒小说”，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真实、动人的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代表作有《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长篇小说《雪城》最为出色；后期作品开始探讨现实与人性，长篇《浮城》以社会幻想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末世预测，十分深刻。其作大多被香港、台湾出版，并译为英、日、法、俄等国文字。 自1979年起知青文学作品开始增多，而且与文革中的知青作品有了明显分野。比如涉及到上山下乡阴暗面及知青的悲惨遭遇。这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竹林的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及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八十年代初和中期是知青文学的高峰，出现了一大批怀旧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三类。第一是写知青与农民，牧民等的情谊。代表作有张蔓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及懿翎的《十三界》等。第二是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代表作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及晓剑的《世界》和《青春梦幻曲》。张承志的作品《金牧场》等兼有以上两类的内容。第三是写知青回城后感到不尽如意而怀念乡村或兵团生活，如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用批判眼光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历史的作品。比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以及李晓和王明浩的系列短篇小说。然而，把知青文学的发展概括为从伤痕到到旧到反思等是过于简单化了。很多作品不能归入这些类别，能归入的作品也远远非这些类别能概括。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既有强烈的"伤痕"特点又表现了知青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即使同是表现知青理想主义的作品，不同作家也都强调的是不同的侧面，表现的是不同的主题。另外如乔雪竹的《寻麻崖》，彭瑞高的《贼船》和阿城的《棋王》等都是极有特色又比较深刻的作品，但无法归入以上任何类别。知青文学的内容实际相当丰富，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反映了知青的独特生活体验，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书远远不可能囊括的。 九十年代，大多已成名的知青作家转向非知青题材。但是知青文学并未断档，反而有更多长篇问世。比如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赵维夷的《老插春秋》，芒克的《野事》，米琴的《芳草天涯》，刘军的《噩恋》韩乃寅的《远离太阳的地方》，李晶，李盈的《沉血》等.这些作品都展现了以前知青作品中未出现过的知青生活内容和感情体验。还有一些中短篇也极具独特视角。比如王小坡的《黄金时代》解剖了知青所处的政治环境，李锐的《黑白》表现了知青理想主义的虚幻成份，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从老乡的角度写知青。九十年代的知青作品颇有内容，然而都没引起大陆评论界特别注意。就连2000年出版的最新研究知青的专着,姚新勇的《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主要论及的也大多是八十年代小部分较有名气的知青作家的作品。原因之一是，九十年代"知青题材"在大陆已经"过时"。代之而起的写改革，反贪，性爱，婚外情等等的作品吸引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 九十年代更受瞩目的是大量涌现的知青回忆录以及报告文学。后者最出名的是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该书揭露了大量云南农场知青受迫害，被虐待的事实。此外还有白描的《苍凉青春》和结集出版的系列书－《中国知青情恋报告》等。回忆录有姜昆主编的《中国知青回忆录》三卷本。其它较出名的有专写北大荒兵团的《北大荒风云录》，专写内蒙兵团的《草原启示录》，陕西插队知青的回忆录－－《情系黄土地》和《回首黄土地》，山西知青的回忆录－－《老插话当年》，女知青回忆录－－《青春方程式》以及《辉煌的青春梦》，《我们曾经年轻》，《苦难与风流》等等，举不胜举。回忆录中有不少出色的，可入文学的作品，比如王新华的《野草》（载《回首黄土地》）。但大多数比较简单，粗糙。这些报告和回忆录为研究知青史和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知青一代百年之后的知青文学提供了素材。有人总结知青文学的三大主题是：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这倒是可以基本概括大部分回忆录，但远远不能概括知青的文学作品。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是仅仅表现这三大主题的。有人认为知青回忆录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很多知青不满意知青文学对知青生活的歪曲。这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实际上，回忆录可能有记忆误差，严肃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倒可能更真实，更本质，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知青生活。但总的说来，已发表的知青文学作品中比较有份量的长篇不多。表现插队生活的文学作品数量相对来说远远不足。当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青插队，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知青去农场。但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写农场知青的。知青文学的最新发展是2000年九月出版的《中国民间备忘文本》系列，六本非虚构长篇著作。其中《羊油灯》和《落荒》实际上是自传体小说，两部书写的是在同一地点插队的同一拨人。《落荒》中第一次出现了知青野心家的形象。《无人部落》和《狼性高原》写青海兵团的知青，也是以前知青文学中从未涉及的。纪实小说《泣红传》写文革前下乡知青在文革中的经历。《审问灵魂》是知青作家根据别人经历写的纪实小说。这套书还在不断扩充充发展。今年年底将出第二批书。据说，第二批书的质量更高。这套由著名知青编辑岳建一策划编辑的丛书，对推动知青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知青文学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这套书的推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使知青文学再度引起人们注意。并且这套书的继续发展也鼓励知青中的非专业作家从事知青文学的写作。有强烈使命感的岳编辑特别强调这套书的历史、政治意义。他希望知青文学真实反映历史，在进行深刻的历史反省和自我反省的基础上为重铸民族灵魂而作出贡献。这套纪实文学丛书虽然着重再现历史和当时的政治文化，但其意义远远超出历史、政治的范畴。因为文学作品与历史书不同，是以描写人物形象为主，并着重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这套丛书中的一些著作相当深刻地表现出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矛盾性。也表现出知青对上山下乡那段经历的复杂感受

㈣ 孔捷生为什么去美国

摘要 孔捷生，1952年生于广州，当过水乡插队知青、海南兵团知青、广州工厂工人。文革后发表文学作品，曾获1978年度、1979年度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1980年代末移居美国。

㈤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涵义概说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㈥ 知青小说的文学背景

知青文学的提法始于1983年。当时出现了一个知青作家群。一批出身知青的作家以写知青生活步入文坛。最初知青文学指文革中下乡的知青写知青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是短，中，长篇小说。后来有些学者把知青文学的研究扩大到包括文革前及文革中描写知识青年的作品。有的研究包括知青的地下文学作品或诗词日记。稍后的有些研究把报告文学及知青回忆录等都纳入知青文学。
自1979年起知青文学作品开始增多，而且与文革中的知青作品有了明显分野。比如涉及到上山下乡阴暗面及知青的悲惨遭遇。这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竹林的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及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八十年代初和中期是知青文学的高峰，出现了一大批怀旧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三类。第一是写知青与农民，牧民等的情谊。代表作有张蔓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陈村的《我曾经在这里生活》及懿翎的《十三界》等。第二是表现知青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代表作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及晓剑的《世界》和《青春梦幻曲》。张承志的作品《金牧场》等兼有以上两类的内容。第三是写知青回城后感到不尽如意而怀念乡村或兵团生活，如陆星儿的《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用批判眼光反思上山下乡运动及知青历史的作品。比如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以及李晓和王明浩的系列短篇小说。
然而，把知青文学的发展概括为从伤痕到到旧到反思等是过于简单化了。很多作品不能归入这些类别，能归入的作品也远远非这些类别能概括。比如老鬼的《血色黄昏》既有强烈的伤痕特点又表现了知青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即使同是表现知青理想主义的作品，不同作家也都强调的是不同的侧面，表现的是不同的主题。另外如乔雪竹的《寻麻崖》，彭瑞高的《贼船》和阿城的《棋王》等都是极有特色又比较深刻的作品，但无法归入以上任何类别。知青文学的内容实际相当丰富，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反映了知青的独特生活体验，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书远远不可能囊括的。

㈦ 孔捷生的主要著作

（1）小说集《追求》，1980，广州人民出版社
（2）小说集《普通女工》，1984，上海文艺出版社 （1）《南方的岸》，1983，北京出版社，十月丛书
描写了几个知青经过动乱岁月的不幸后，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
（2）小说集《大林莽》，1985年5月，花城出版社（广州）
叙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5名知青奉命进入莽莽林海勘察的历史悲剧。
作品以沉重的感情，揭示了这些知青的虔诚、狂热以及精神上痛苦的裂变，给那个动乱年代留下了血的印记。 《在小河那边》
《血路》
《孔捷生杂文》
《龙舟与剑》

㈧ 求书~~确信你读过很多小说再进来....

我只说一些当代短篇小说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博导推荐的书目，希望对你有用。不过你要知道，文学不是来自书本中，而是来自生活中，除非你只想做一个无耻的几流写手，那不叫创作，更不叫文学。建议你多关注关注社会问题，有了尖锐的眼睛，再重为轻根地表现出来，一定会成功的，小说，只在有了内涵和意义后才有存在的价值，加油吧
孙犁 《山地回忆》
汪曾琪 《受戒》 《异秉》 《大淖记事》
路翎 《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
王愿坚 《亲人》
刘绍棠 《青枝绿叶》 《蒲柳人家》
鲁彦周 《天云山传奇》
邓友梅 《寻访“花儿韩”》 《那五》
陆文夫 《美食家》
徐怀中 《西线轶事》
张弦 《挣不断的红丝线》
张贤良 《肖尔布拉克》
祝兴义 《抱玉岩》
古华 《爬满青藤的山屋》
王安忆 《本次列车终点》
梁晓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今夜有暴风雨》
甘铁生 《聚会》
万之 《城市之光》
贾平凹 《火纸》
残雪 《阿梅在一个太阳里的愁想》 《山上的小屋》 《苍老的浮云》
萧平 《墓场与鲜花》
刘真 《长长的流水》
chen谌容 《人到中年》
王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蝴蝶》" "《风筝飘带》
《夜的眼》" 《深的湖》
叶蔚琳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蓝蓝的木兰溪》
张洁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爱，是不能忘记的》
北岛（赵振开） 《稿纸上的月亮》 《波动》
陈建功 《飘逝的花头巾》 《迷乱的星空》
张承志 《北方的河》 《黑骏马》
阿城 《棋王》 《孩子王》 《树桩》
李晓 《继续操练》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没有太阳的角落》" "《午餐半小时》
《好运设计》" 《命若琴弦》
陈村 《我曾在这里生活过》
方方 《风景》
郑义 《远村》
孔捷生 《大林莽》
李锐 《合坟》
莫言 《红高粱》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徐星 《无主题变奏》
李潮 《面对共同世界》 《飘逝的大地》
张辛欣 《在同一地平线上》
马原 《冈底斯的诱惑》 《喜马拉雅古歌》 《虚构》
刘震云 《一地鸡毛》
苏童 《外乡人父子》
张抗抗 《北极光》
池莉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烦恼人生》
鬼子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被雨淋湿的河》
陈染 《无处告别》
毕飞宇 《是谁在深夜说话》
北村 《周渔的喊叫》

㈨ 伤痕文学有哪些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内部按分类的话，其代表作是
1 揭示青少年所受伤害 刘心武《班主任》《醒来吧，弟弟！》
2 揭示爱情所受伤害 刘心武《爱情的位置》
3 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所受伤害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宗璞《三生石》，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
4 农村方面 韩少功《月兰》，锦云《笨人王老大》
5 揭示家庭所受伤害 卢新华《伤痕》，孔捷生《在小河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