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的短篇小说
㈠ 十岁那年读后感800字小说
第一眼看到《十岁那年》，就被它的名字深深吸引，情不自禁地向它伸出了手。我今年刚好十岁，我健康、我聪明，我无忧无虑，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非常爱我。这本书写的也是十岁，十岁那年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阅读这本书。
《十岁那年》是越裔美国作家赖清河写的。故事是从一个叫金河的十岁小姑娘，她家乡的传统节日泰特节开始。她和英俊、温柔却永远只在照片上的爸爸，坚强勇敢美丽的妈妈，还有三个性格各异的哥哥一起迎接新年。但是在这一年，战争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从此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和她家人被迫离开了家乡，迁移到了美国南部。为了适应新环境、新的事物、新生活，新的邻居、新的同学、一个全新的城市，还要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河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困难。最后终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和鼓励下变得自强、聪明有自信。
看完这本书，我感慨万分、浮想联翩。战争太残忍了，一场战争的发生会夺去无数鲜活的生命，会摧毁美丽的家园，更加会破坏幸福的生活。金河十岁这一年的经历，让我感到心酸。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经历了战乱、漂流、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新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和谐，那么美好。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遭到邻居的排斥和攻击。语言不通，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欺负，连吃饭都躲在厕所里。金河是懂事的，学校里经历的挫折，回家只字不提，不让家人为她伤心。金河是勇敢的，面对困难她没有退缩，她努力学习英语，对嘲笑她的同学做出了反击。金河是又可爱又阳光的，她的可爱使她得到华盛顿小姐无偿的帮助。她的阳光使她交到了新朋友。
金河是让我敬佩的，经历了那么大的波折，她没有放弃，坚强地面对一切，重新找回了自信，变得更加聪明可爱。我要向她学习，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懂事，热爱学习。也会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更加热爱美丽的家乡。
㈡ 金河人小说txt格式的
《七朵水仙花》 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aspx?key=七朵水仙花
《像少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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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感人:《七朵水仙花》
㈢ 《乘着歌声的翅膀》读后感
心脏究竟有没有记忆？心脏移植会不会植入另一人的情感与思想？科学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小说自有它虚构的理由。中篇小说《乘着歌声的翅膀》讲述了一个十七岁的心脏病患者在做了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后，产生了种种另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发生了种种令教授们意想不到的事。
也许是我太敏感，又或许是我胆儿小，看完小说的时候，我竟感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脑海里只有一个词儿在打转，那就是“惊心动魄”。说它惊心动魄，是因为它让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敬畏。造物主多么神秘，它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还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思想与情感；记忆多么神奇，它藏在大脑的沟沟回回里，无法破译。而作者更是用了一种半梦半醒之间的叙述，穿梭于白天与黑夜，游走于清晰与朦胧，给文字笼上了一层奇异的面纱。
心脏移植前的金河多么纯朴善良，手术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乖戾扭曲。表面读起来似乎是作者在表述心脏也有记忆这样一种医学可能性，可细细品味，又觉得其实是作者在和我们探讨人心的奥秘。因为爱，金河虽然心脏极度衰竭，但心灵依然阳光；因为爱的缺失，薛淦虽然心脏十分健康，但心里充满邪恶。作者将这两颗赤裸裸的心呈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揭示了人心的多重性，也正是因为如此，爱与理解成为家庭、学校、社会永远的话题。
在小说的最后，作者让金河带着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回他遥远的老家去了。我们相信，那里纯纯的山水能洗净那颗心的污垢，那里浓浓的母爱能给那颗冰冻的心带来春天。让我们一起祈祷，心儿会乘着歌声的翅膀踏上云彩。
谢谢采纳哦。。。
㈣ 十岁那年概括
《十岁那年》主要内容讲述了一个美丽而坚强的女孩在面对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时，所经历的心灵成长和蜕变。
小说的主人公河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家乡有她所熟悉的生活和各种传统，她的热情的朋友，还有那些木瓜树。但是这一年，一场意料之外的旅行却让她的人生从此翻天覆地。河和家人被迫离开了饱受蹂躏的美丽家园，搬往美国南部。
适应新环境是那么难，新的食物、新的邻居、新的同学，一个全新的城市……最终，河会融入这个新的世界，重新变得聪明和自信。年少最美的经历是在成长中不断蜕去稚嫩的皮，变得勇敢而有担当，坚强而有梦想。
赖清河在这部获奖处女作中融入了自己很多的思考和体会，对于主人公心理变化的描写真实可信。小说写法独特，词句短小精悍，别具韵味，在内容和表述上都值得反复翻阅。
十岁那年赏析：
《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十岁那年》是一部荣获国际权威大奖纽伯瑞儿童文学银奖、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的儿童小说，文学性与故事性并重，属于国际一流水准的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赖清河以充满诗意的手法，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十岁那年所经历的坚强而美丽的成长故事，详细探讨了在成长的过程中，亲人的爱、师长和朋友的帮助、努力和自尊、自信的重建对一个孩子所能造成的影响。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她对主人公河的心理变化描写尤其细腻、真实而感人。
㈤ 著名作家
勒·班台莱耶夫（1908-），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写过很多作品，其中鲁迅先生就曾翻译过他的小说《表》。
班台莱耶夫生于1908年，出身军人家庭，在苏联内战时期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自此流落街头，和小偷、流氓、骗子、流浪儿打交道，1921年进了流浪儿学校。1927年他根据这个学校的生活，写了第一部作品《流浪儿共和国》，后来成为苏联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国内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很多，有《表·文件》、《蓬头公鸡》、《翘尾巴的火鸡》、《大刷大洗》、《辽恩卡流浪记》、《卡尔卢什卡的戏法》等。
《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一个失去双亲、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彼奇卡，他为饥饿所迫，当了小偷，趁机骗取了一个醉汉的金表。小说以金表为线索，描述彼奇卡从偷表到自觉还表的生动曲折过程，深刻细腻地刻划了彼奇卡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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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瓦·麦德维杰夫早年在剧院当过演员，拍过电影，写过电影剧本。在部队服役时，他发现士兵总喜欢聚在乐观向上、从不气馁的人周围。这种人常常能带给周围的人精神鼓舞，帮助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由于受到这种启发，他创作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幻想的人物——巴兰京。
《巴兰京幻想曲》是一部有趣的童话。小学生巴兰京为了逃避学习，想过幸福的麻雀、蝴蝶、雄蜂和蚂蚁的生活，殊不知麻雀、蝴蝶、雄蜂和蚂蚁都要为了生存而忙碌。最后巴兰京意识到，他所憧憬的那种生活，无论在空中还是地上，都是不存在的。他从现实环境受到的教训中醒悟过来，终于成为一个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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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儿流浪记》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名著。全书以弃儿雷米的不平凡经历为主线，为读者展示了社会的黑暗面。虽然小雷米屡遭不幸，可他也遇见许多关心他、爱护他的人物，最后雷米终于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强的孩子。
本书的作者艾克多·马洛（1830-1907）是十九世纪一位法国作家，一生写了六十多部小说，大部分是给成年读者写的，有一些则是专门写给少年儿童阅读的，《苦儿流浪记》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本，除此他还有两本也很有名，一本叫《孤女寻亲记》，另一本叫《一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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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语里“容凯”这个名词，意味着热爱劳动、坚韧不拔、能克服任何困难的人，阿根廷著名作家阿尔瓦罗·容凯（1893-19）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年轻时，曾参加进步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以争取阿根廷的美好将来为己任，长时期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容凯的诗歌、戏剧、论文等作品，不仅在阿根廷享有盛名，而且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他热爱儿童，为儿童创作了大量作品，在拉丁美洲，人民把他称为阿根廷的儿童文学之父。从192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街头诗集》后，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儿童短篇小说。主要有：《纸船上》、《诡计》、《南方的孩子》、《没有假期》、《豪哈》等，还发表了许多诗歌和剧本。他的作品大多描写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的生活、思想、情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心理刻画细腻深刻，充满浓郁的儿童情趣，富有思想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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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信坐在云彩上》是一部幻想小说，以二年级小学生阿信为主人公，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作品基调明快，充满幻想色彩、幽默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本书写于1944年，1958年介绍到我国，受到小读者的欢迎。
石井桃子（1907-）日本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出生于琦玉县浦和市。她在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从事多年儿童文学编辑工作。也写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了许多儿童文学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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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富子（1924-）生于东京，早在日本女子大学读一年级时，接触过宫泽贤治的作品，而有志于儿童文学，后对保育事业有兴趣，中途退学，进京都平安女学院保育系，于1944年毕业，曾做过两年保育员。她的作品有《小矮人奇遇》、《企鹅故事》、《北极的鹿》、《黑尾鸥的天空》、《暗谷的小矮人们》等书。她的作品曾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佳作奖、日本国内安徒生奖、野间儿童文学奖等，在日本儿童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小矮人奇遇》是一本现实与幻想结合的童话小说。写一个小学生森山达夫，他的英国女教师回国时，委托他照管一对只有14公分高的小矮人。小矮人靠每天一杯牛奶生活，也会干活。这对小矮人夫妻还生了一子一女。他们和森山一家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后来，小矮人的子女结识了鸽子弥平等朋友，由此而出现一系列冒险又有趣的故事，情节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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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足日1927年生于日本爱嫒县。他写过几十本书，有理论，有小说，有童话。曾获得日本儿童文学作者协会奖。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鼹鼠原野的伙伴们》《一年级大个子和二年级小个子》。其中《鼹鼠原野的伙伴们》被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议会选定为小学生的“必读图书”。
《鼹鼠原野的伙伴们》是一部非常富有儿童生活情趣的小说。四个小伙伴团结友爱、天真活泼、淘气可爱，鼹鼠原野成了他们的自由天地。为了保卫这片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被成人改变，他们与大人展开了斗争。可是孩子的力量仍然是薄弱的，鼹鼠原野最终被改建为居民区，留给孩子们的只有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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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晓，1928年生于日本神奈川，关东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毕业。1959年出版此书后，一举成名，获得日本每日出版文化奖、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新人奖、国际安徒生奖日本国内奖等多项大奖。随即，佐藤晓创作了一系列的“小人系列”。1967年，幻想小说《奶奶的飞机》获厚生大臣奖、野间儿童文艺奖。有《佐藤晓幻想小说全集》出版（16卷）。
《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发表于1959年，曾获得日本国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本书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因此读起来很亲切，有趣。佐藤晓认为，任何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特有的世界，这是别人观察不到的，只有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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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谷健次郎（1934-）日本作家、诗人，生于神户市。1956年大阪工艺大学毕业，曾担任小学教师及诗刊编辑。长篇小说《兔子的眼睛》1974年出版，1978年被选定为国际儿童年安徒生奖的特别优良作品。同年他又出版了《太阳之子》《孤独的幼儿园》两部长篇。
《兔子的眼睛》写女教师小谷对一个有特殊个性孩子的尊重、理解，在培养他成长的过程中，师生间结成了真诚的友谊。作品感情细腻，生活气息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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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野荣子（1935-）生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教育系英语科毕业，曾在出版社工作。1960年赴巴西二年，回国后开始创作童话。其作品在日本国内多次获奖。
《送急件的魔女》是1985年出版的一部幻想小说，后由动漫大师宫崎骏改编为动画电影《魔女宅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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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汉的故事大约产生于公元十四世纪以前，在英美等国，几乎家喻户晓，英语中有些谚语、典故就是出于这个故事。
罗宾汉是英国民间传说流传最广的英雄人物，与我国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相似。
理查德·威文的《罗宾汉的故事》一书，是众多写罗宾汉的书中最为丰富的一本，全书共26章，通过一系列豪侠仗义的情节来刻画这个形象鲜明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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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深刻的古典文学通俗化，让孩子们能分享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英国散文家查尔斯·兰姆（1775-1834）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1764-1847）于1807年合写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它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
这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是改写者对莎剧的精湛研究，尽量将原著的语言精华糅合到故事中去。其次他们写得一手好散文，并具有孩子的眼睛和孩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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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1819-1900）是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兴趣广泛，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既是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又是科学家、诗人、环保主义者和哲学家。他一生游历四方，足迹遍布英伦诸岛和欧洲大陆。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金河王》、《近代画家》、《建筑的诗歌》、《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的石头》、《佛罗伦萨的早晨》、《亚眠的圣经》、《时至今日》、《野橄榄之冠》、《芝麻与百合》、《空气女王》、《十九世纪的暴风云》、《绘图要素》和《透视要素》等。罗斯金的作品语言优美，内容深刻，对甘地、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有较大影响，普鲁斯特甚至为了翻译罗斯金的作品而下决心学习英语。
《金河王》是罗斯金在22岁时所写，因为有一个小姑娘要他讲故事，他就构思了这篇童话。书出版后，博得少年儿童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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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格林伍德（1833-1929）是英国作家。他的作品数量多，题材广，大致有三类：一类写英国水手在热带地方探险的；另一类写趣味动物的；第三类也是最多的，是写英国伦敦贫民窟居民悲惨生活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流浪儿》。
由于《流浪儿》对社会的黑暗面揭露得太过深刻，因而被当时英国政府列为禁书。到1868年，才被介绍到俄国，并为儿童出版了节译本。我国出版的《流浪儿》一书就是根据此译本译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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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包的秘密》以侦破故事为线索，大量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环境，给读者增添不少历史知识。曾获1951年卡耐基最佳儿童文学奖。
辛·玛·哈纳特（1893-1981）早年学习绘画，曾出版过几本图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地位一落千丈。哈纳特为消除这种情况在少年儿童心灵上投下的阴影，让他们了解英国的历史，恢复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先后发表了《钟声的召唤》《火炉上的笔迹》《麒麟的负担》《羊毛包的秘密》等儿童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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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皮·皮原名丹尼斯·瓦京斯庇乞福，生于1905年。他做过十八年美术教师，后来从事专业写作和绘画。著有《灰矮人》《在欢快的小溪上顺流而下》《荒野的孤独者》等多种作品。
《灰矮人》塑造了四个甘冒风雨而勇于探索的小矮人，作品具有很大的鼓舞力量。它既似童话，又似小说，又似散文，又似诗歌，又似绘画，形式新颖，值得借鉴。《灰矮人》曾获卡耐基最佳儿童文学奖，始终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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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莉帕·皮尔斯（1920-）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乡镇，她的父亲是一个磨坊主和粮食商。《大座钟的秘密》所描绘的花园，就是菲莉帕·皮尔斯父亲的磨坊花园。菲莉帕先后做过英国广播电台广播节目撰稿工作、报社编辑和儿童出版社编辑工作。《大座钟的秘密》初版于1958年，当年获卡耐基儿童文学奖。1960年国际青少年图书委员会评奖团又授于这部作品以荣誉奖，推荐给世界各国。
《大座钟的秘密》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幻想小说，想象丰富，全书优美、动人而富有哲理。
暑假一开始，汤姆的弟弟患了麻疹，汤姆给打发到姨妈家里去。姨妈家住在小城镇的一幢旧公寓里，后面只有一个简陋的小院子。汤姆半夜听到楼下的古董大座钟敲了十三下，他下楼走出后门，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平时摆满垃圾桶的后院变成了一座神秘的夏日花园……发他还在那个花园里结识了一个名叫哈蒂的小姑娘。从此汤姆天天半夜里偷偷下楼到那个花园里去游逛同时经历了种种神秘莫测的事情……在这个神秘的花园里，汤姆既没有脚印也没有影子，还能穿墙而过……；他走出公寓老座钟敲十三下，指针指在半夜，玩了好半天回到公寓里，老座钟的时间比他离开时只过去了几分钟……；哈蒂有时跟他同年，有时比他小，有时又比他大；他爬上树去，树枝不会弯也不会断；头天花园里明明是草木繁茂的盛夏，下一天却成了白雪皑皑的严冬，小河结了冰，还能滑冰；花园像个时隐时现时断时续的幻境。
作者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秘的幻境跟着汤姆一起为这些百思不解的问题去苦恼。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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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考林·达恩的长篇童话《动物远征队》叙述了一群野生动物为摆脱因人类乱砍乱伐而造成的生存困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远征转移投奔动物保护区的故事。故事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根据各种动物的“物性”，赋予不同性格，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童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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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达（1899-1955），捷克人，生于布拉格，中学毕业后，从事儿童教育事业。后与法国出版家保罗·福谢结婚，移居巴黎，加入法国国籍。她在丈夫创设的“海狸爸爸编辑部”工作，还创办了《动物故事丛书》，写了八本动物故事。她写的动物故事，事前都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因此她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文笔流畅，富有诗意。国内出版过她的作品《黎达动物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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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亚当森（1911-1980）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她从小喜爱动物，1937年，她到东非肯尼亚旅行，被那里的原始森林和珍禽异兽吸引住了，一留就是43年。1980年，乔伊·亚当森在观察野生动物时，不幸遇难，享年69岁。
《野生的爱尔莎》中写的小雌狮爱尔莎，是她与丈夫进行由野到驯，再由驯到野的科学实验全过程。1960年在伦敦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全书内容真实，情节生动，感情细腻动人，还为我们展现了非洲原始丛林丰富多采的自然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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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俄国的讽刺艺术家。1848年，他因为写了中篇小说《莫名其妙的事》，被沙皇流放到维亚特卡。他的主要作品有《外省散记》《戈罗夫略夫老爷们》《一个城市的历史》和《谢德林童话集》。
一般说来，童话是给孩子们读的，但谢德林的童话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童话，它既是为孩子写的，也是写给成年人读的。谢德林是善于创造的讽刺大师，童话这一文学形式到了他的手中，就成为他出色和绝妙的艺术创造。他写童话开始于六十年代，最早的一篇是《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后又陆续创作出大量作品。国内出版过他的《谢德林童话集》，收入他一生写成的三十二篇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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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尔夏克（1887-1964）是苏联诗人。他写诗，写童话，写剧本，写文学论文，还翻译国外书籍。马尔夏克从小爱书。他自己说过，他四岁能做诗，到十一岁已经写了几首长诗，是个很有才能的作家。
《十二个月》是一个四幕七场的童话剧，是马尔夏克根据一首斯拉夫民间叙事诗的主题写成的。这个剧本参加获得苏联国家文学奖金，并且得到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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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雅柯夫列维奇·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诗人，童话作家，写有童话集三卷。他四岁时双目失明。从1914年起，先后到日本、缅甸、印度等国学习和讲课，1921年来中国讲学，1923年回国后从事编译和盲人教育工作。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枯叶杂记》《桃色的云》《幸福的船》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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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蒂·彼得罗维奇·盖达尔（1904-1941）是苏联作家。十四岁参加红军，后进军校学习，十六岁升任团长。1923年，旧伤复发；1924年，奉命退役。从此，他放下枪，拿起笔。卫国战争开始，他重返前线。同年10月26日外出侦察时与德军遭遇，突围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他一生为孩子们写了十多部中、长篇小说，著有《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学校》《丘克和盖克》《鼓手的遭遇》等作品。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是盖达尔的主要作品之一，于1940年发表，立刻受到苏联少年们的热烈欢迎。它的主人公铁木儿，也成为苏联少年们崇拜和学习的偶像。在作品发表后第二年爆发的卫国战争中，全苏各地，出现了许多“铁木儿小队”，为军烈属做好事，极大地鼓舞了在前线杀敌的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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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恰佩克是捷克的著名画家与作家，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里，曾做过纺织工人和铁匠的学徒，后来当上了《人民报》的编辑。他的弟弟卡雷尔·恰佩克是有影响的作家，他们之间有着多次合作，创作出许多动人的作品。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因创作了大量反法西斯的作品而被捕，胜利前夕，不幸病死在集中营。
《小狗小猫洗地板》是一部为低幼小朋友写的系列童话，有九个故事。插图也是约瑟夫·恰佩克自己作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后，即受到小读者的热烈欢迎。从作品里不难看出，作者非常熟悉低幼儿童的生活，充满对小朋友的亲切感，插图的别致和有趣，更增添了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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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列克·贝奈德克（1859-1929）是匈牙利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他参加了1889年出版的匈牙利第一份儿童文学期刊《我的刊物》的创刊工作，以后又参加了多种儿童杂志的编辑工作。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当新闻记者开始的。《匈牙利童话与传说》是他的巨著，全书共分五部，深受匈牙利儿童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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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昂·克里昂加（1839-1889）是十九世纪中叶罗马尼亚作家，他的作品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人民称他是欧洲最优秀的童话作家致意，和贝洛、格林兄弟、安徒生等童话大师相提并论。我国曾多次译介过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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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是一种野生植物，贪婪地吸取土壤中的水分和养料。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地主和宪兵，比自然界的牛蒡更贪婪、更可恶。《荒原上的牛蒡》通过一个贫苦农民少年的经历，反映了这个时期伯勒干荒原上广大农民的艰苦生活和英勇斗争，反映了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作者巴纳伊特·伊斯特拉蒂（1884-1935）是罗马尼亚作家。他的母亲靠替别人洗衣服来维持生活，他自己在十二岁时便外出谋生，做过学徒、店员、堂倌、瓦工等，饱尝了生活的艰苦。这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生活基础。
“我把这本书献给罗马尼亚人民，献给被罗马尼亚政府杀害的一万一千名农民，献给被炮火夷为平地的三个村庄：斯特尼列什蒂、波伊列什蒂和霍迪沃耶。这是政府在一九O七年三月犯下的罪行，至今仍未受到惩罚。
巴纳伊特·伊斯特拉蒂 一九二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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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米哈尔科夫（1913）生于莫斯科，1928年他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和摸索，米哈尔科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写出深受儿童喜爱的诗歌。国内出版过由任溶溶译介的《谢·米哈尔科夫寓言诗》、《神气活现的小兔子》。
《神气活现的小兔子》发表于1952年，我国著名翻译家任溶溶于1954年把它译介到国内。童话剧通过兔子小神气前后不同的行为和遭遇，讽刺了那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歌颂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全剧规模不大，角色不多，人物形象和对话却很生动，富于儿童情趣，特别适合于低年纪同学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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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汤·西顿（1860-1946）出生于英国，后于1866年全家移居到加拿大，他起初学自然科学，后来到法国学写生画。他迷恋大自然，回到加拿大后，在草原地区住了很久，对动物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观察。后来他根据这些素材创作出许多动物故事，还亲自为自己的作品画插图。他的动物故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忠实于动物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这些特征，主要不是从教科书中来的，而是从草原、森林中亲眼目睹来的，所以是活生生的。他是主张生态保护的，所以他对各种动物不免抱有某种感情，这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地有所流露。即使他为自己的作品集所起的书名，也反映了这一点：《我所熟悉的动物》《动物英雄》等。
《狼王洛波》是西顿动物故事中最出名的一篇。它向读者展现了大草原上一只强壮出众，既残暴又机灵的狼。同时，通过故事，提供了草原环境、动物习性、捕猎技巧等方面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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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少年》是一本充满喜剧性历险故事的书，已被译为十多种文字出版。最初，这本书命运不佳，大受冷落，几乎被扔入废纸堆中。多年之后，才变为畅销书。作家自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书中人物“赫比”是他最为偏爱的人物形象。全书自然流畅，诙谐风趣，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人物形象既平常真实，又富于传奇色彩。
赫尔曼·沃克（1915-）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裔犹太移民。他是美国知名小说家和戏剧家。作品曾获普利策图书奖，其中《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深受我国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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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塞拉利尔（1912-）是英国颇享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生于伦敦，曾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他当过学校校长，熟悉儿童的心理和语言。他的作品很多，重要的有：《寻宝记》《飞行历险》《银剑》《船长和海盗》《勇士贝尔乌夫》等。以思想健康、情节曲折、悬念丰富和文笔生动而见长。
《银剑》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有姐弟三人，由于法西斯的迫害，和父母失去联系。在流浪儿琼的帮助下，他们从华沙出发，穿越德国全境，去瑞士寻找亲人。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机智勇敢，不畏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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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阿什利（1935-）出生于英国伦敦。多年从事初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多所学校校长。他经常为各家教育杂志撰写短篇小说和文章，发表过多部儿童文学。《墙头上的特里》是他最为成功的一部。
《墙头上的特里》描写的是伦敦少年法庭审理的一起少年偷窃案始末，从家庭、学校、社会与孩子成长的必然联系上，向读者展现了当代英国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一个侧面，尖锐地触及了少年犯罪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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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克·泰格特霍夫（1954-）奥地利当代最著名的童话大师。中学毕业后“错误地上了大学，攻读医学和教育学”（本人语）1977年前往西班牙，在风光旖旎的伊维萨岛上住了一年，通过密切接触大自然，萌生了创作童话的强烈冲动。之后，他在德国生活了两年，研究童话理论，并开始创作。1979年他25岁生日那一天，他的第一部童话集《美丽的龙》问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出版童话集约30部。1996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他的童话选集《美丽的龙》，共精选五十二则泰格特霍夫的童话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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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尔·布雷乔夫（1934-）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儿童科幻小说家。他所塑造的人物—未来世界的小女孩阿丽萨，出现在十部以上的中篇小说里，活跃在银幕和荧屏上，已为广大读者和观众，尤其是少年儿童所熟知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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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伤感文学倡导者有哪些，代表人物
伤感文学 是作者抒发自己感情或对社会的悲伤、忧伤的、心凉的作品。而伤痕文学 典故和由来：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班主任》/刘心武
《伤痕》/卢新华
《灵与肉》/张贤亮
《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
《思念你，桦林！》袭巧明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我是谁》/宗璞
《啊!》/冯骥才
《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
《将军吟》莫应丰
《芙蓉镇》古华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
《走出迷惘》辛北
㈦ 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涵义概说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图为卢新华最早登于《文汇报》小说《伤痕》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编辑本段]艺术评价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
，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第三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
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
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
"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㈧ 伤痕文学艺术特色
伤痕文学泛指中国大陆于1970年代末期时期开始的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潮流）。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
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
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发展
伤痕文学开端于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班主任》，其名称来源于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一般认为最早问世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莫应丰出版于1979年的《将军吟》。
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也是此类主题的代表作。这些作品许多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
㈨ 名词解释 伤痕小说
是指1977年开始出现的以"文革"时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主旨在于展示极左思潮对同一时期的中国人身心所造成的摧残，是新时期文学浪潮的第一波,发端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后相继有一批文学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