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苓短篇小说

㈠ 邵醉翁的人物经历

邵醉翁，镇海县庄市朱家桥老邵人。其父邵玉轩，早年在上海经营锦泰昌颜料行。醉翁生于1896年，原名同章，字仁杰，号醉翁，在他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后，以号行。
1914年，邵醉翁在神州大学法科毕业后，任上海地方法院及会审公廨执业律师。嗣后，先后与人在上海、天津、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等地，合股开办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商号，还与朱葆三、张小松、倪幼丹、卢子嘉等合资创办中法振业银行，并被推为经理。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败，感到商业活动中，有的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认为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投资不多，通俗易懂，倒可试试。 1921年改行从商，在津、沪、浙与人合办30余家商号。由于经营失败，于1922年和张石川等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并创办了“和平社”剧团，演出自编讽世剧本。不久，张石川离“笑舞台”
1922年初，邵醉翁在上海与人合作，经营笑舞台，由张石川任顾问，（张，镇海县霞浦人，后为明星影片公司创办人），张石川为前台经理，郑正秋（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为后台经理，从事文明戏演出。不久，张石川兄弟，郑正秋等，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这样，笑舞台失去了两个骨干台柱，邵醉翁对搞文明戏又产生了动摇。
1923年底，张石川，郑正秋等，以8个月时间拍摄的《孤儿救祖记》获得成功，观众拥跃，票房收入甚丰。这对邵醉翁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于是决心投身电影事业。 1925年6月，邵醉公司以原来笑舞台文明戏赏为班底，投资1万银元，在闸北横浜桥，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他二弟邵村人（仁棣）任会计，三弟邵仁枚任发行，六弟邵逸夫（仁楞）任外埠发行，在南洋建立发行网。
天一公司成立后，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接下去是《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片子都是邵醉翁自己导演，使他赚了不少钱。
由于拍电影能赚钱，一时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上海一地多达40余家。片子内容大都雷同，很快失去市场。邵醉翁另辟蹊征，专拍以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为兰本的古装本。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等。故事内容观众比较熟悉，因此很受欢迎，特别是在南洋一带。于是邵醉翁便把发行重点放到南洋，并与南洋制版商开设的青年影片公司合资拍片，把“天一”改名为“天一青年影片公司”。拍摄了《刘关张大破黄巾》、《西游记女儿国》等近10部这类影片。在这期间，邵醉翁还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义，独资拍摄了《宏碧缘》、（连续4集）、《滑稽空城计》、《裁缝店》以及《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七侠五义》等连续集。
1927年，又设法在南洋建立和发展电影机构。后改名天一青年影片公司（1928年下半年复原名），复以天元公司、天生公司名独资拍摄《七侠五义》等。邵醉翁的如夫人陈玉梅，既是“天一”的“老板娘”，又是“天一”的“台柱”，曾经主演过不少影片。 1928年秋，“天一”与“青年”合作终止，邵醉翁又恢复了天一公司原名。这时的天一，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邵氏兄弟经过商量决定在南洋各地建立放映网点，开设电影院，并在新加坡建立邵氏电影机构，由邵仁枚和邵逸夫负责；同时在上海继续拍摄武打神怪片，抓经济效益。如《火烧百花台》、《唐皇游地府》、《乾隆游江南》等。邵醉翁在拍片中运用电影特技，剧中人物能腾云驾雾，御风而行，再加刀光剑影，飞檐走壁，观众惊奇之余，成为闲谈中热门话题，提高了片子卖产率。有声电影是1926年在美国试制成功，当年8月6日开始公映。当年就传到我国，12月16日在上海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有声短片。
1928年11月，上海青年会装有一台特福莱有声机，只是在片中插入几段歌曲。 1929年，美国有声影片大星进入中国，垄断了整个上海电影市场，各家首轮影院纷纷改换设备，放映有声影片。形势逼人，上海各影片公司面临挑战。邵氏兄弟分析形势，认为市面上尚有不少默片影院，默片仍有一定市场，但非长远之计，必须跟上时代潮流，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邵醉翁积极筹备有声影片的试拍工作。
当时有声影片有蜡盘配音与片上发音两种。前者制作简单，成本低，但质量差，往往影声不能同步。后者制作复杂，成本高，而且美国西电公司和亚尔西爱公司拥有专利权，他们规定要拍有声片要签订合同，除了摄制费外，发行时还要提取版权费，放映电影院的发音装置，也得由其承装包办。
1930年，天一公司开始蜡盘发声的短片《钟声》试制。不料，中途摄影棚失火，影片烧毁。邵醉翁并不灰心，决定：一，选址法租界甘世东路（今嘉善路），重建摄影棚。二，不惜重舍，从美国聘请了摄音师凯恩，录音师白立登、克林等人来华，并租借了这些美国人的有声器材。在苛刻条件下，拍摄了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为了加强号召力，还罗致了别家影片厂的著名女演员来客串演出。1931年10月10日，天一公司片上发声的《歌场春色》，在上海“光陵”、“南京”两家电影院首映。因是国产第一部片上发声影片，曾轰动一时。此后，在国内和南洋各地映出，都很卖座，邵醉翁各利双收。但天一公司在这几个美国人身上，确也花了不少钱。次年，天一公司的技术人员邵维鹤（邵醉翁的儿子）等人，掌握了有声片制作技术后，邵醉翁便把这几个外国人都辞退了。
当天一拍《歌场春色》时，明星影片公司也于1931年6月，派洪深去美国聘用美国技师，洽购有声器材。8月，洪深回国时，带来美国制片人茄逊，摄影师司密斯，助于威廉逊和其他人员一共15人，拍摄片上发声《旧时京华》，到1932年1月底完成。原来计划春节时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映，不料一二八战事发生，票房收入受到不少影响。 一二八战事发生，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广大爱国同胞抗日情绪高涨，纷纷向电影工作者提出摄制进步电影的要求。邵醉翁很快拍摄了《上海浩劫记》等宣传抗日的有声纪录片，此片很快在国内和南洋上映，得到广大观众和舆论的肯定。同时，天一公司还吸收了汤晓丹、沈西苓、司徒慧敏（中共地下党员，建国后中央影局技术处长），田方（建国后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请他们分别担任编剧、导演、演员、美工、录音等工作。在当时左翼电影运动开展情况下，邵醉翁当年拍摄的9部影片中，有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根据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改编的，在一定适度上针对部分城市妇女爱慕虚荣的《一夜豪华》，宣传抗日的《东北二女子》等。
1932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厂发出了禁拍抗日片的通知。天一的纪录片《上海浩劫记》和故事片《东北二女子》被禁映。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到来，邵醉翁在制片路线方面也作了些改变，吸收一部分左翼电影工作者担任导演﹑编剧﹑摄影等工作，制作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芸兰姑娘》﹑《挣扎》（被禁止在租界公映）等影片，并将改编自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电影剧本《一夜豪华》搬上银幕。
1933年初，天一公司除原有的摄片部外，又增加了代摄部、播音部、机器部、唱片部和印刷部。这一年，天一公司共拍了10部片子，为适应尚未改装的无声电影院放映需要，拍了4部无声片。6部为有声片。其中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挣扎》，深受左翼电影评论界的赞扬，但也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被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在租界上映。当年，天一公司还为百代公司拍摄了由谭富英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替香港公司拍摄了有声故事片《白金龙》。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配合第五次反共围剿，加紧了对电影的检查，他们任意剪删进步电影，或将片子扣压，迟迟不得上映。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派出三十余名打手，捣毁了田汉任编导的艺华影片公司，并对各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进行威吓。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电影界；邵醉翁只好重走老路，拍社会言情片。
1934年天一公司共拍摄了18部片子，多半是鸳鸯蝴蝶派题材，比较有影响的是根据叶浅予同名连环画改编的《王先生》，另一部是《诲葬》，该片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社会穷苦涣民的悲惨苦难生活。经过邵仁枚、邵逸夫在南洋近十年的艰苦努力，他们在当地己有一定的经营基础。 1934年夏，邵醉翁把上海的一部份资料运到了香港，在九龙清水湾设立香港分厂，专摄粤语片。
1935年开始，相继推出《泣荆花》、《哥哥我爱你》、《乡下佬游埠》、《梁山伯祝英台》、《火烧阿房宫》等10余部片子。当时，奥语片除港澳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南北美洲，都有大量华侨观众，因此业务发展很快。相反，自1935年后，天一在上海的制片活动逐渐下降，
1937年上半年，勉强完成《王先生奇侠传》等7部影片后，八一三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邵醉翁把天一公司的资金器材，全部迁往香港。不久，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以拍粤语片为主，其中宣传抗日的有《回祖国去》和《女战士》两部影片，一部以揭露汉奸丑恶面目的《国难财主》。
1938年，邵醉翁和他的弟弟们创建的南洋影片公司，和在新加坡的邵氏机构，己拥有设在香港九龙清水湾制片厂的4座摄影棚，和设在香港以及东南亚的79家电影院。后又在新加坡建立摄影棚，可以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同时拍片。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邵氏兄弟电影事业陷入困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邵氏兄弟重振雄风。邵醉翁因家着住在上海，经常往返港、沪两地，此时他己年过半百，留港时间逐渐减少；事业大权也就逐步移交邵仁枚，邵逸夫。
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就长住上海了。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㈡ 包身工的有关资料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娣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娣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选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3月号）
课文包身工原文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她们正式的名称是包身工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咱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我还能回家乡吗？”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生活场景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㈢ 十字街头的幕后故事

乱世青春笑中有泪
《十字街头》中的白杨年方17岁，已经是明星公司的头号女星。与同龄的周璇相比，白杨要显得成熟许多。
1937年，与《马路天使》同一年，明星公司还推出了另一部著名的青春片《十字街头》。这两部电影有很多共同点，都以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都由“明星”的头号小生赵丹担任男主角，都得到了评论界和普通观众的双重好评。不过《马路天使》注重配乐，周璇美妙的嗓音是最大的卖点，而《十字街头》则更像一部喜剧，种种巧合和误会赢来观众笑声，明快的笔调渲染出了青年的活力，尽管这种活力在时代的苦难面前是那么的不易为人发现。
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1937年，那一年赵丹22岁，白杨17岁。那一年33岁的沈西苓拍了电影《十字街头》……
只有这个年龄的回忆才会令我感动，这时候的回忆会生出一种恍惚的感觉。多么像呀！像什么呢？时隔半个多世纪，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电影里沈西苓数度运用远景去表现的情节，最有张力的一段莫过于长镜头远远望着四个青年，他们或说着什么或沉思着什么，我们听不见也揣测不透———这多么像我们自己的记忆呀，多么完全的想象空间。
从1937年开始，很快整个中国便容不下一张学生的课桌。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不一样的过去。当一个人独坐在公园的长椅，日落时让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孤独的形象似乎值得人同情，然而谁又知道他此刻的美妙路程，在记忆的马车上，他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
在《十字街头》里，赵丹在影片中扮演的老赵，这个处世阅历不深、稚气、热情、纯朴到有点傻气的知识分子，便是沈西苓自己年少时的影子。
沈西苓、赵丹、白杨的年代决不是我，们的年代，他们不会像我青春的历史一样，如一张白纸。但无论怎样，我们都知道———那白衣飘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㈣ 对包身工的感想

惨

问题探究
1�作者是怎样描写包身工这个群体的生活的？
为了准确而深刻地再现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残酷，作者精心选材，描写了包身工们一天的生活状况。它所用的手法是“点面结合”。所谓“面”，就是一般的、概括性的材料；所谓“点”，就是一些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事例和典型的细节。这两方面的材料是骨架和血肉的关系。“面”上的描述搭起了一个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基本框架，“点”的刻画，则是填充其中的具体材料。
“面”上的描写，主要指的是人物的群体描写，课文写包身工的起床、吃粥、像放鸡鸭一般地走进工厂、在工厂忍受各种威胁的情景，都是先作一下概括性的叙述，比如清早起床的场景，开场便是一个凶恶男人破口大骂，在这叫骂声中，包身工们出场了，穿衣、提鞋、小便、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这里面，作者并没有具体刻画哪一个人物，而是速写式地描出人物的群像。包身工是一个群体，描写她们的生活，必须通过整体速写，才能得到全面的表现。
但是，仅有这些概括的描述，会显得单薄。于是作者选取了一些典型人物和典型细节。比如文中三次提到的“芦柴棒”这个人物。第一次，由老板喊她的名字而写出她那“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的外貌。第二次写她病倒了，尽管是急性的重伤风，尽管“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尽管她“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但是，老板为了不丧失一天的利润，还是要用各种毒辣的手段来强制她做工。第三次写她身体瘦得像骷髅一样，甚至连“抄身婆”都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即使这样，老板也决不放她回去。芦柴棒是众多包身工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里，作者虽然只写的是一个芦柴棒，但读者看到的却是成百上千个芦柴棒。芦柴棒遭毒打、受折磨的情景，是包身工经常受到的虐待和污辱的缩影；老板要芦柴棒“做到死”，也是每一个包身工们最终都不可逃脱的厄运。通过“芦柴棒”的悲惨遭遇的描述，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包身工被压榨、被摧残的悲惨的命运。
另外，还有一些典型事例，比如没吃上粥的包身工，接受老板娘亲自制作的“美食”；典型细节，如她们“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等，都使得包身工们的苦难生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2�本文是以什么线索组织材料的？
课文以时间为线索，围绕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和做工来组织材料，中间穿插一些背景材料和作者的议论。作者把散乱的不完整的材料，像剪接电影一样，高度集中地组织在包身工从清晨到黄昏放工一天的时间里。首先是四点一刻，包身工起床的情形，展示了她们住宿条件之差，以及在种种折磨下精神状态的麻木，之后补叙了包身工的来历，使带工的谎言与现实条件的糟糕形成对比。然后是四点半，包身工吃饭的场景，接着进一步追根究源，分析了日本厂家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最后是五点钟之后，包身工们上工的情景以及做工时所遭受的种种威胁和虐待。紧接着插叙指出日本纱厂吸取中国工人的血汗迅速庞大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掠夺。如此安排，叙议结合，层次清楚。
3�课文中用到的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事实，一类是背景材料。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课文中是如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
文章在叙述了一些新闻事实之后，往往引入一些背景材料，揭示包身工制度的起源、发展等情况。中间都有一些转折性的词句，使得衔接自然流畅。比如写四点一刻被骂做“猪猡”的包身工起身的情景之后，就以“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一句作为过渡，写这些乡下姑娘是如何被带工老板骗到城里来的。在介绍了四点半钟包身工们吃粥的情景后，就用“廉价的机器”来衔接，引出了日本厂家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原因，对包身工受剥削、受压榨的情况做了具体、详细的介绍。
4�课文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各有什么样的表达效果？
（1）对比。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带工老板在住、吃、穿着打扮、收入等方面的对比。前者，住的是“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像鸽子笼一般”的工房，吃的是“浆糊一般”的薄粥，穿的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得到的工钱每天仅三角八分。而后者，穿的是“拷绸”之类；“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部之类的买卖。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压榨包身工血汗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外头工人”的对比。包身工“脏，乡下气，土头土脑”，没有做工与不做工的自由，出了差错要挨打；外头的工人则“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可以选择工作，不会挨打，可以通过贿赂工头换取好的工种。通过这种对比，真实刻画出包身工奴隶一般的境地。
（2）比喻。比如“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这段话里，作者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与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十分精当，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包身工制度。
除了明喻之外，用得最多的是借喻。文中用了“猪猡”“懒虫”来借喻包身工，这些词本来是老板和老板娘对包身工的称呼，说明他们根本不把包身工当做人看，作者借用过来，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另外，还有用“机器”借喻包身工，揭露了带工和纱厂老板把包身工看成赚钱工具的罪恶本质；用“罐头”借喻日本纱厂，说明包身工无处可逃的悲惨境地。
（3）褒词贬用和贬词褒用。也就是变换词语感情色彩的手法。比如：“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慈祥”这个褒义词，在这句中转为贬义了，这说明有的老板提供“粥菜”，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改善包身工生活，实质上却是心怀鬼胎，为了从包身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佳肴”本是褒义词，指美味可口的鱼肉等荤菜。从菜场上收集来的菜叶当然算不上什么佳肴，作者故意称为“佳肴”，变褒为贬，反衬出包身工粥菜之难得及质量之粗，暗含讽刺的意味。
“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这句中的“爱”褒词贬用，揭露了带工老板们为了榨取包身工的血汗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的豺狼本性。
“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这句中的“文明”“合理”褒词贬用。对包身工惩罚的残酷程度是一样的，而所谓的“文明”和“合理”，只不过是说让包身工顶皮带盘心子比直接殴打包身工更省力，看上去也不那么血腥而已。
“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的带工……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这里的“饲养”一词，贬词褒用，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再加上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无力对自己亲生子女给予应有的抚养的悲惨景况。
另外，还有夸张、排比等手法，不再一一说明。
编辑本段有关资料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夏衍报告文学漫议（张宝华）
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质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变化。《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它既缩短了报告文学与小说的距离，又在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划出了严格的界限。
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并不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已经小说化了，而是说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着重描写、刻画富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芦柴棒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样，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二）精于艺术营构，对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作逼真的描绘。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多作线性叙述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那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三）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㈤ 德清有什么名人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南北朝时梁代著名文学家、诗律学家，德清武康人，《宋书》作者。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贫困，曾游两湖、广西，无所遇合，屡试不第。46岁始中进士，50岁为溧阳尉。元和初，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定居洛阳。元和九年，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张籍私谥为贞曜先生。孟郊专写古诗，现存诗500多首，以短篇五古最多。其中有的诗反映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关心人民疾苦，愤慨贫富不均，如《织妇辞》、《寒地百姓吟》等；有的表现骨肉深情，如《游子吟》、《结爱》、《杏殇》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如《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石淙》、《寒溪》、《送超上人归天台》、《峡哀》、《游终南山》等；有的写仕途失意，抨击浇薄世风，如《落第》、《溧阳秋霁》、《伤时》、《择友》等，还有的自诉穷愁，叹老嗟病，如《秋怀》、《叹命》、《老恨》等；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一类诗，虽反映了世途艰险，但也表现了作者偏激的心情。孟诗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淡素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苦炼，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唐人张为称他的诗“清奇僻苦主”，而苏轼则称“郊寒岛瘦”。后来论者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今传本《孟东野诗集》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夏敬观、华忱之均著有其年谱。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唐代著名诗人，德清武康人，《游子吟》作者。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教育，辛勤笔耕，著有五百卷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主要著述有《春在堂全书》、《小浮梅闲话》、《右台仙馆笔记》、《茶香室杂钞》等。在俗小说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修改《三侠五义》，使这部小说得以广泛流传。赵景深在 1956 年 1 月所作的《三侠五义》前言中说：《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 1879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镇人将仙潭文社更名为"仙潭书院"，以振文风，其时俞樾已辞一切教席，且年逾八旬，但他关怀桑梓，撰写《仙潭书院碑记》近八百字，并篆额，此碑尺幅160厘米×60厘米，质地大理石，原藏仙潭书院，.987年由德清县博物馆所收藏，碑文文笔朴实骨肉精深。俞樾还隶书《敬业乐群》匾额一方，悬于门厅上方，被定为校训，而当每月之朔望，俞樾曾亲临书院授课二次，传为佳话。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德清乾元人，《七侠五义》作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西湖有其故居“俞楼”。

俞平伯(1900─1990.10)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俞樾之曾孙。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浙江省视学、浙江师范国文教员，上海大学、北大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一度赴英、美，均不久即返。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北平大学、中国学院等院校教授。曾加入过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文学团体，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提倡过“诗的平民化”。 1922年1月，曾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
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冬夜》、《古槐书屋间》，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红楼梦辨》（1923年初版，50年代初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作之一。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祖籍德清乾元。

朱惠勇，当代中国古船古桥专家，作家，德清新市人，著作有《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等。 朱惠勇，笔名无声，中国古船古桥领域的权威专家，作家。他于1945年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祖籍浙江省绍兴县。常年从事中国古桥梁、船舶文化研究，至今已发表近三百万字的相关作品，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古桥、船舶文化系列七种。书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十余家公共图书馆收藏，并进入清华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等二十余家高校图书馆，并在美国，香港，台湾省等多家书店上柜。
《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罗开富在其编著的《湖州人文甲天下》一书中给他的评价是：“朱惠勇是一位普通船工，48岁时耳朵就全聋了，但他不自卑不气馁，而是一头埋进了桥船古文化的研究之中。20多年来，他的《中国古船与吴越古船》等四本专著相继问世，其中的《中国船文化》填补了我国8000年船文化的研究空白，创造了一个奇迹。”
朱惠勇的主要作品有：
《中国古船与吴越古桥》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年12月
《中国古桥录》 杭州出版社 2001年11月
《中国船文化》 杭州出版社 2003年7月
《湖州古桥》 昆仑出版社 2004年1月
《江南古桥风韵》 方志出版社 2004年12月
《桥诗纪事》 方志出版社 2005年6月
《船诗纪事》 昆仑出版社 2006年8月
《中国古桥雕刻》 沈阳出版社 2007年9月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一说原名简，字思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学家。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他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王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传。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德清县茅山村(今属干山乡)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自幼聪慧,能诗善画,嫁赵孟頫,册封魏国夫人。元延祐六年五月十日病卒,葬东衡里戏台山(今洛舍乡东衡村)。擅画墨竹,笔意清绝。又工山水、佛像、诗文书法。著《墨竹谱》1卷。传世作品有《水竹图卷》、《秋深帖》、《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元仁宗尝将赵孟頫、管道升及赵雍书法合装一卷轴，藏之秘书监，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管道升有一首著名的《我侬词》，据说赵孟頫50岁时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又不好意思告诉老婆，老婆知道了，写下这首词，而赵孟頫在看了《我侬词》之后，不由得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此再没有提过纳妾之事。《我侬词》全文如下：“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qin,念二声），死同一个椁（guo,念三声）。”
管道升相夫教子，传承书香画艺，栽培子孙后代，“赵氏一门”流芳百世，三代人出了七个大画家。赵雍、赵麟、赵彦正名冠一时。王蒙有此外婆，自小耳濡目染，得天独厚。元仁宗曾将赵孟頫\、管道升及子赵雍的三段书迹装为卷轴，“命藏之秘书，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也。”赵孟頫\晚年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贵倾朝野，但赵孟頫\以宋室后裔而入元为官，依然受摆布而不得施展抱负，常因自惭而心情郁闷，故潜心于书画以自遣。管道升曾填《渔父词》数首，劝其归去。其一曰：“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延祐五年，管道升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上书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道升病逝于舟中。三年后，赵也去世。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
值得一提的是《秋深帖》，纵26.9厘米、横53.3厘米，字共计十八行，全帖为行书，其笔力扎实、体态修长，秀媚圆润，畅朗劲健。
《秋深帖》整篇文字断句、起笔不拘一格，结构错落有致，研读观赏之下，每一处的起笔、停顿、运势，都有其章法，却又化章法于无形，体现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这封家书以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的口吻写道：“道升跪复婶婶夫人妆前，道升久不奉字，不胜驰想，秋深渐寒，计惟淑履请安。” 当时季节渐入深秋，书信表达了他们关心长辈的思念。信中还向婶婶讲述了家里的亲戚往来，“近尊堂太夫人与令侄吉师父，皆在此一再相会，想婶婶亦已知之”。
只是在这帖页末尾的落款，字迹模糊，虽然署了夫人管道升的名字，却一眼看得出是经过涂改的。
赵孟頫与管夫人感情至深，所以大部分专家认为，《秋深帖》应该是赵孟頫\代替夫人管道升所写。从字迹上看，《秋深帖》笔体温和、典雅，正与赵孟頫的行书特点相契合。专家推测，可能是赵孟頫\代夫人回复家信，而他信笔写来一时忘情，末款署了自己的名字，发觉之后，深爱妻子的赵孟頫觉得属自己的名字不妥，所以连忙又改了过来。

沈西苓，（1904~1940）,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德清人。民国2年〈1913〉随家迁居杭州。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5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时结识戏剧家秋田雨雀等人,使他在艺术上有所升华。13年,在日本筑地小剧场实习美工,17年回国。20年进入电影界,先后在天一、明星等影业公司任职,编导《女性的呐喊》、《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等影片。26年转入联华电影公司。为纪念鲁迅,曾计划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但未能如愿。接着又将曹禹的《日出》改编成电影。于7月中旬开拍,因“八一三',抗战爆发而停顿。次年夏,加入中央电影场,任编导委员,拍摄以抗战为题材的《中华儿女儿编写电影剧本《神鹰》、《大时代的小人物》。
其间,于民国19年2月和许幸之等人发起组织我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一一时代美术社。3月,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起并组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22年2月当选为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领导工作。26年7月当选为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常务理事。次年1月,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当选为第一届理事。
同时,他又是戏剧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日本回国后,与夏衍、冯乃超、郑伯奇等人组织艺术剧组,演出《炭坑夫》、《西线无战事》等剧。22年参与轰动一时的《怒吼罢,中国!》的联合演出工作。25年,在夏衍的协助下,将爱尔兰剧作家西恩·奥凯西的《求诺和孔雀》改编为《醉生梦死》,并亲自执导。还积极从事国防戏剧运动,与夏衍、于伶、凌鹤等集体创作《撤退赵家庄》等。抗战爆发后,又集体执导《保卫芦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演出,轰动全市。其间,还创作了《在烽火中》、《罗店夜战》等独幕剧。当上海成为孤岛时,他和姊姊沈兹九一道离沪赴汉,后迁居四川,在重庆、成都导演舞台剧《民族万岁》、《塞上风云》和《一年间》。
1934年他参与了《女儿经》集锦片的摄制，此后，又编导了《乡悉》、《船家女》和《十字街头》。他所编导的影片都不同程序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思想，而且每部影片在表现上都有新意，属于当时的“新派”导演。他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沈西苓能编善导，能诗善画，又会翻译，是个全才艺术家。
1938年1月，沈西苓曾当选为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
1940年12月17日病逝重庆，年仅36岁。

㈥ 夏衍的《野草》……

《野草》是夏衍早期的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夏衍是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野草》中，作者通过对种子、野草和生命力的歌颂和肯定，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重压的蔑视，对民众力量的信赖。本文揭示了一个真理：民众(野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夏衍这篇杂文，写于抗战中期，中心意思是鼓舞人民坚定抗战胜利信心， 用的是象征手法。 用野草象征顽强的生命力，不自夏衍始，白居易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鲁迅有《野草·题辞》的名篇。夏 衍的新贡献，是在于将野草这一象征形象，表现得更加完整，赋予它的象征意 义更加广泛，刻画出了新的艺术意境。 首先，作者用强烈的对比，表现了野草不为人所注意，而实际上是巨大无 比的力量。一方面是任何机械力都不能将其完整地分开的致密而坚固的头盖 骨，一方面是普普通通的种子；一方面是横压其上、密布其旁的巨石，一方面 是看似柔弱的小草：彼此争斗的结果却是种子和野草的胜利，骨骼被切分，巨 石被掀翻。对于骨骼与巨石这些庞然大物，野草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这是 作者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其次，作者分析了野草的力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 在于它的“韧性”。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着、扩大着的生命力，它不求速胜，而 能“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终止，这样，它就使一切强大之敌显得脆弱 而渺小了。再次，作者又分析了野草所具有的乐观主义＝精神。生长的条件无 论怎样恶劣，它也不会悲观和叹气；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斗争性，它为经受磨 练而更加意气风发；它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野草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韧 性的、乐观的、有前途的力量。这人格化了的野草，绝妙地、完整地、贴切地 象征了正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光 明前途。在借用野草歌颂民族精神的同时，杂文又借那种见不得风雨、需要特 殊抚植、苟安于玻璃棚中的“盆花”，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依 赖性、软弱性、妥协性，也作了形象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 为与朴素的野草形象相吻合，杂文取朴素的文风，不事雕刻，力避华美。 开头貌似闲谈，意在反衬，自然地引起下文，最后以“哄笑”盆花嘎然结束， 起的自然，收的利落。

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寓意深刻，哲理性强。作者描写的是自然界的生物现象，但影射和隐喻的却是社会生活现象。作者与当时许多革命文艺家一样，他作的不是风花雪月式的“闲文”，而是革命文学。他如此强调野草的力量，把那些被人们踩在脚下的野草之力说成“世界无比”，其用意就在于唤起民众，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进而行动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中的哲理性，是通过作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详细观察，通过对新奇、具体而又相当典型的自然现象的描绘展示出来的。比如，种子的生长之力能够分开机械力难以分开的头盖骨这个例子，就是一般人不易具备的知识，因而显得新颖奇特，也很典型。同时，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作者紧接着又列举了一系列尽人皆知的普通事例来进一步说明之。而用普通事例来说明问题又容易失于平庸和索然寡味，于是作者便对这些普通事例进行了深入的开掘，提炼出微言大义的哲理来。

“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地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钻，它的芽望地面挺，这是一种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作者从一粒种子的生长过程中发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提炼升华出一种哲理性很强的思想。

这篇散文的立意，是通过层层点染，逐步深化的，到了最后，画龙点睛，妙语惊人。

作者目的在于启迪人们的思考，因而没有在抒情方面下功夫，主要是借助于形象展示一种哲理。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手法。开始,提出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接着破题而入，用特殊和一般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世上小草和种子的力量最大。最后,指出小草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具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它以生命作为力量的源泉，它坚忍不拔，能屈能伸，“长期抗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二是把一切困难、挫折都视为对自己的锻炼，决不悲观叹气。如果我们通过“长期抗战”等字样，把野草的生命之力与当时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作者何以要呼唤野草和生命之力了。

由于散文的立意是逐步点染加深的，读起来很有层次，既不平直浅露，和盘托出，使作者的主旨成为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又没有把作者的思想倾向完全隐藏起来，读起来朦胧隐晦，艰深难测，不可捕捉。

㈦ 余光中 还有其他以《乡愁》为名的作品吗

除了《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没有其他名为《乡愁》的作品
其他以乡愁为名的还有：
乡愁
席慕蓉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三毛的《乡愁》】
【全文】
二十年前出国的时候，一个女友交在我手中三只扎成一团的牛铃。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什么人看重乡土的东西。还记得，当年的台北也没有成衣卖。要衣服穿，就得去洋裁店。拿着剪好的料子，坐在小板凳上翻那一本本美国杂志，看中了的款式，就请裁缝给做，而纽扣，也得自己去城里配。那是一个相当崇洋的时代，也因为，那时台湾有的东西不多。当我接过照片左方的那一串牛铃时，问女友哪里弄来的，她说是乡下拿来的东西，要我带着它走。摇摇那串铃，它们响得并不清脆，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一碰它们，就咯咯的响上那么一会儿。
将这串东西当成了一把故乡的泥土，它也许不够芳香也不够肥沃，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把它带了许多年，搁在箱子里，没怎么特别理会它。
等我到了沙漠的时候，丈夫发觉了这串铃，拿在手中把玩了很久，我看他好似很喜欢这串东西的造形，将这三个铃，穿在钥匙圈上，从此一直跟住了他。
以后我们家中有过风铃和竹条铃，都只挂了一阵就取下来了。居住的地区一向风大，那些铃啊，不停的乱响，听着只觉吵闹不如没风的地方，偶尔有风吹来，细细碎碎的洒下一些音符，那种偶尔才得的喜悦，是不同凡响的。
以后又买过成串成串的西班牙铃铛它们发出的声音更不好，比咳嗽还要难听，就只有挂着当装饰，并不去听它们。一次我们住在西非奈及利亚，在那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亦极苦的日子里，简直找不到任何使人快乐的力量。当时，丈夫日也做、夜也做，公司偏偏赖帐不给，我看在眼里心疼极了，心疼丈夫，反面歇斯底里的找他吵架。那一阵，两个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最后常常抱头痛哭，不知前途在哪里，而经济情况一日坏似一日，那个该下地狱去的公司，就是硬吃人薪水还扣了护照。
这个故事，写在一篇叫做《五月花》的中篇小说中去，好像集在《温柔的夜》这本书里，在此不再重复了。就在那样沮丧的心情下，有一天丈夫回来，给了我照片右方那两只好似长着爪子一样的铃。我坐在帐子里，接过这双铃，也不想去摇它们，只是漠漠然。
丈夫对我说：“听听它们有多好，你听——。”接着他把铃铛轻轻一摇。那一声微小的铃声，好似一阵微风细雨吹拂过干裂的大地，一丝又一丝余音，绕着心房打转。方要没了，丈夫又轻轻一晃，那是今生没有听过的一种清脆入谷的神音，听着、听着，心里积压了很久的郁闷这才变做一片湖水，将胸口那堵住的墙给化了。
这两只铃铛，是丈夫在工地里向一个奈及利亚工人换来的，用一把牛骨柄的刀。
丈夫没有什么东西，除了那把不离身的刀子。唯一心爱的宝贝，为了使妻子快乐，换取了那副铃。那是一把好刀，那是两只天下最神秘的铜铃。
有一年，我回台湾来教书，一个学生拿了一大把铜铃来叫我挑。我微笑着一个一个试，最后挑了一只相当不错的。之后，把那两只奈及利亚的铜铃和这一只中国铃，用红线穿在一起。每当深夜回家的时候，门一开就会轻轻碰到它们。我的家，虽然归去时没有灯火迎接，却有了声音，而那声音里，唱的是：“我爱着你。”
至于左边那一串被女友当成乡愁给我的三个铜铃，而今的土产、礼品店，正有大批新新的在卖。而我的乡愁，经过了万水千山之后，却觉得，它们来自四面八方，那份沧桑，能不能只用这片脚踏的泥土就可以弥补，倒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乡愁》

【影片简介】
明星影片公司1934年摄制(11本)。编导：沈西苓；摄影：周诗穆；主演：高倩苹、梅熹、赵丹、宣景琳。
【剧情简介】
小学女教师杨瑛(高倩苹饰)的家被帝国主义的炮火摧毁，爱人梅华(梅熹饰)流亡到上海，爸爸和弟妹死于战乱，哥哥参加了义勇军，她只好带着年老的母亲(宣景琳饰)和老仆(赵丹饰)离开故乡，辗转来到了上海。他们没有找到梅华，母亲却因经受刺激而精神失常，于是杨瑛只好去当一名阔少的私人秘书。阔少企图污辱她，她因反抗打伤了阔少而被捕入狱。梅华从报上得知杨瑛的下落，去监狱探望了杨瑛。杨瑛出狱后，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点起了战火，于是，一家人投入了救亡的斗争。梅华在火光中喊着：“中国的民族精神在哪里呢?中国的青年在哪里呢?”
《乡愁》是以抗日为题材的影片。影片通过女主人公杨瑛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亡他乡的苦难生活。导演的艺术处理很有特色。画面的剪辑，节奏的掌握，音响的运用等，都是成功的。由柯灵作词、贺绿汀谱曲的主题歌《乡愁曲》，很好地烘托了影片的主题。
《乡愁》

【影片简介】
原名 ：Nostalghia
又名：乡愁 / 怀乡 / Nostalgiya
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主演：Oleg Yankovsky / Erland Josephson / Domiziana Giordano
上映年度：1983
语言：意大利语 / 俄语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 / 意大利 / 前苏联
【剧情简介】
一位俄罗斯作家Andrei Gortchakov（Oleg Yankovsky），与他美丽的女翻译Eugenia〔Domiziana Giordano〕去往意大利进行语言研究，他们在路上的经历：一个乡村教堂，女人们在圣母玛利亚像前祈祷；一个天然温泉，村民每天沐浴其中，以求恢复青春；一个名叫Domenico〔ErlandJosephson〕的古怪老人在一次天启式的错觉下将他的家人囚禁了七年。
Domenico被村民认为精神失常，曾试图擎一支点燃的蜡烛渡过温泉，作为赎罪计划的一部分，但无法完成，他请求Andrei替他完成这一项表面上无害的任务，Andrei非常不情愿答应他这不合逻辑的请求，但被支离破碎的前兆激起了兴趣，因此没有拒绝他。他拒绝了性感的Eugenia，她不可避免地离开了他。他使自己沉浸于超越现实的孤独和模糊的会话中。在青葱的意大利风景和俄罗斯乡下沉默色调间的色彩转换，揭示了他的乡愁，揭示了他对一直躲避他的精神之光的普遍深入的渴念。他与家人分离，远离祖国，如今孤身一人，开始执行这一存在主义的任务．．．
《乡愁》同时也是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一首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