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召儿短篇小说

Ⅰ 孙犁秋千主要内容

这篇小说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

吴召儿带领八路军转到山里打游击,她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八路军有她当向导如鱼得水,游韧有余。秀梅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从伪军手中夺下枪枝,表现了一个抗日军属的高风亮节。

刘兰作为一个八路军护士对革命军人用情之深也很见光彩,她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对病人尽职尽责,嘘寒问暖,有空就给病人唱歌讲故事,用自己的热情和善良疗救着每一个伤病员。

扩展内容：

《秋千》是《白洋淀纪事》里的一篇小说。《白洋淀纪事》是作家孙犁的集大成之作。作为一本描写抗日时期的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并与当地地主等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收录了其从1939年到195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中包括《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的苇》《秋千》 等篇。

文中充分表现出了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孙犁通过对白洋淀人民生活的描写，从而用无邪的文字勾画出时代的未来，用文学之美来表达普通人的心愿。

孙犁1913-2002，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县人。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作品特点熔写景、抒情于一炉，充满诗情画意被称作“诗体小说”。

从1939年到1950年，作者在抗日时期同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并与当地地主等恶势力进行斗争，写下了这些小说散文性质的文集。

Ⅱ 《白洋淀纪事》的主要内容，以“这本书主要讲了……”开头

这本书主要讲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回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境。

在《白洋淀纪事》中，孙犁通过对白洋淀人民生活的描写，从而用无邪的文字勾画出时代的未来，用文学之美来表达普通人的心愿。文中充分表现出了战争年代民众对幸福和安宁的向往。

(2)吴召儿短篇小说扩展阅读：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其从1939年到195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白洋淀纪事》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为背景。

用乐观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的风云变幻，以亲切轻柔的笔调表现战争的严酷和生活的艰难，以丰富多彩的笔触描绘人物，尤其是女性们勤劳、善良、聪明、勇敢的美好品质和崇高的精神世界。

Ⅲ 孙犁《吴召儿》的主要内容

吴召儿是孙梨笔下的小说《吴召儿》中的抗日女性形象。
吴召儿2008-08-27 05:28得 胜 回 头

这两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担心焦急。其实她哪里知道，我们冬天打一捆白草铺在炕上，把腿伸在袄袖里，同志们挤在一块儿，是睡得多么暖和！她也不知道，我们在那山沟里沙地上，采摘杨柳的嫩叶，是多么热闹和快活。这一切，老年人想象不来，总以为我们像度荒年一样，整天愁眉苦脸呢！

那几年吃得坏，穿得薄，工作得很起劲。先说抽烟吧：要老乡点兰花烟和上些芝麻叶，大家分头卷好，再请一位有把握的同志去擦洋火。大伙围起来，遮住风，为的是这惟一的火种不要被风吹灭。然后先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抽着，大家就欢乐起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写，也可以坐在河边石头上写。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经为一个不漏水的墨水瓶红过脸吗？有过。这不算什么，要是像今天，好墨水，车载斗量，就不再会为一个空瓶子争吵了。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王快镇那一段讨厌的沙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趟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滑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门关外的辣椒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还有会餐：半月以前就做精神准备，事到临头，还得拼着一场疟子，情愿吃得上吐下泻，也得弄它个碗净锅干；哪怕吃过饭再去爬山呢！是谁偷过老乡的辣椒下饭，是谁用手榴弹爆炸河潭的小鱼？哪个小组集资买了一头蒜，哪个小组煮了狗肉大设宴席？

留在记忆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财宝。下面写的是在阜平三将台小村庄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其中都是真人真事。

民校

我们的机关搬到三将台，是个秋天，枣儿正红，芦苇正吐花。这是阜平东南一个小村庄，距离有名的大镇康家峪不过二里路。我们来了一群人，不管牛棚马圈全住上，当天就劈柴做饭，上山唱歌，一下就和老乡生活在一块儿了。

那时我们很注意民运工作。由我去组织民校识字班，有男子组，有妇女组。且说妇女组，组织得很顺利，第一天开学就全到齐，规规矩矩，直到散学才走。可是第二天就都抱了孩子来，第三天就在课堂上纳起鞋底，捻起线来。

识字班的课程第一是唱歌，歌唱会了，剩下的时间就碰球。山沟的青年妇女们，碰起球来，真是热烈，整个村子被欢笑声浮了起来。

我想得正规一下，不到9月，我就给她们上大课了。讲军民关系，讲抗日故事，写了点名册，发了篇子。可是因为座位不定，上了好几次课，我也没记清谁叫什么。有一天，我翻着点名册，随便叫了一个名字：

“吴召儿！”

我听见嗤的一声笑了。抬头一看，在人群末尾，靠着一根白杨木柱子，站起一个女孩。她正在背后掩藏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假手榴弹，坐在一处的女孩子们望着她笑。她红着脸转过身来，笑着问我：

“念书吗？”

“对！你念念头一段，声音大点儿。大家注意！”

她端正地立起来，两手捧着书，低下头去。我正要催她，她就念开了，书念得非常熟快动听。就是她这认真的念书态度和声音，不知怎样一下就印进了我的记忆。下课回来，走过那条小河，我听到了只有在阜平才能听见的那紧张激动的水流的声响，听到在这山草衰白柿叶霜红的山地，还没有飞走的一只黄鹂的叫唤。

向导

11月，老乡们披上羊皮衣，我们“反扫荡〔反扫荡〕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根据地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称为“扫荡”。于是，就有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了。我当了一个小组长，村长给我们分配了向导，指示了打游击的地势。别的组都集合起来出发了，我们的向导老不来。我在沙滩上转来转去，看看太阳就要下山，很是着急。

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平阳，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声呼喊也不容许。我跑到村长家里去，找不见，回头又跑出来，才在山坡上一家门口遇见他。村长散披着黑羊皮袄，也是跑得呼哧呼哧，看见我就笑着说：

“男的分配完了，给你找了一个女的！”

“怎么搞的呀？村长！”我急了，“女的能办事吗？”

“能办事！”村长笑着，“一样能完成任务，是一个女自卫队的队员！”

“女的就女的吧，在哪里呀？”我说。

“就来，就来！”村长又跑进那大门里去。

一个女孩子跟着他跑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一个新鲜的白色挂包，斜在她的腰里，装着三颗手榴弹。

“真是，”村长也在抱怨，“这是‘反扫荡’呀，又不是到区里验操，也要换换衣裳！红的目标大呀！”

“尽是夜间活动，红不红怕什么呀，我没有别的衣服，就是这一件。”女孩子笑着，“走吧，同志！”说着就跑下坡去。

“路线记住了没有？”村长站在山坡上问。

“记下了，记下了！”女孩子嚷着。

“别这么大声怪叫嘛！”村长说。

我赶紧下去带队伍。女孩子站在小河路口上还在整理她的挂包，望望我来了，她一跳两跳就过了河。

在路上，她走得很快，我跑上前去问她：

“我们先到哪里？”

“先到神仙山！”她回过头来一笑，这时我才认出她就是那个吴召儿。

神仙山

神仙山也叫大黑山，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前几天，我到山下打过白草；吴召儿领导的，却不是那条路，她领我们走的是东山坡一条小路。靠这一带山坡，沟里满是枣树，枣叶黄了，飘落着，树尖上还留着不少的枣儿，经过风霜，红得越发鲜艳。吴召儿问我：

“你带的什么干粮？”

“小米炒面！”

“我尝尝你的炒面。”

我一边走着，一边解开小米袋的头，她伸过手来接了一把，放到嘴里，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红枣送给我。

“你吃枣儿！”她说，“你们跟着我，有个好处。”

“有什么好处？”我笑着问。

“保险不会叫你们挨饿。”

“你能够保这个险？”我也笑着问，“你口袋里能装多少红枣，二百斤吗？”

“我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她说。

“就怕找不到吃喝呢！”我说。

“到处是吃喝！”她说，“你看前头树上那颗枣儿多么大！”

我抬头一望，她飞起一块石头，那颗枣儿就落在前面地下了。

“到了神仙山，我有亲戚。”她捡起那颗枣儿，放到嘴里去，“我姑住在山上，她家的倭瓜又大又甜。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我叫她给你们熬着吃个饱吧！”

在这个时候，一顿倭瓜，也是一种鼓励。这鼓励还包括：到了那里，我们就有个住处，有个地方躺一躺，有个老乡亲切地和我们说说话。

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到了神仙山的脚下。一望这座山，我们的腿都软了，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么高；它黑得怕人，高得怕人，危险得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横一个竖一个，乱七八糟地躺着。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我们担心，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她带领我们往上爬，我们攀着石头的棱角，身上出了汗，一个跟不上一个，拉了很远。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

我努力跟上去，肚里有些饿。等我爬到山半腰，实在走不动，找见一块平放的石头，就倒了下来，喘息了好一会儿，才能睁开眼：天大黑了，天上已经出了星星。她坐在我的身边，把红枣送到我嘴里说：

“吃点东西就有劲了。谁知道你们这样不行！”

“我们就在这里过一夜吧！”我说，“我的同志们恐怕都不行了。”

“不能。”她说，“就快到顶上了，只有顶上才保险。你看那上面点起灯来的，就是我姑家。”

我望到顶上去。那和天平齐的地方，有一点红红的摇动的光；那光不是她指出，不能同星星分别开。望见这个光，我们都有了勇气，有了力量，它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前进，到它那里去。

姑家

北斗星转下山去，我们才到了她的姑家。夜深了，这样高的山上，冷风吹着汗湿透的衣服，我们都打着牙噤。钻过了扁豆架、倭瓜棚，她尖声娇气叫醒了姑。老婆子费了好大工夫才穿好衣裳开开门。一开门，就有一股暖气，扑到我们身上来，没等到人家让，我们就挤到屋里去，那小小的屋里，简直站不开我们这一组人。人家刚一让我们上炕，有好几个已经爬上去躺下来了。

“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吴召儿大声对她姑说，“快给他们点火做饭吧！”老婆子拿了一根麻秸，在灯上取着火，就往锅里添水。一边仰着头问：

“下边又‘扫荡’了吗？”

“又‘扫荡’了。”吴召儿笑着回答，她很高兴她姑能说新名词，“姑！我们给他们熬倭瓜吃吧！”她从炕头抱下一个大的来。

姑笑着说：“好孩子，今年摘下来的顶数这个大，我说过几天叫你姑父给你送去呢！”

“不用送去，我来吃它了！”吴召儿抓过刀来把瓜剖开，“留着这瓜子炒着吃。”

吃过了香的、甜的、热的倭瓜，我们都有了精神，热炕一直热到我们的心里。吴召儿和她姑睡在锅台上，姑侄俩说不完的话。

“你爹给你买的新袄？”姑问。

“他哪里有钱，是我给军队上纳鞋底挣了钱换的。”

“念书了没有？”

“念了，炕上就是我的老师。”

截击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呢！”

吴召儿说：“这么高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呢！”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吴召儿说：

“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们看见老汉仓皇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

“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联想

不知她现在怎样了。我能断定，她的生活和历史会在我们这一代生活里放光的。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

1949年11月

《吴召儿》这篇小说中，对吴召儿这个形象的观察就只是抓住了特别打动人的几个瞬间：反扫荡开始，村长派吴召儿给“我”当向导,在兵荒马乱中她居然从容不迫地换上一件红棉袄，在爬山途中尽管山“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吴召儿却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像是在这乱石山上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毫不犹豫地迎上去，把棉袄翻过来她就象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在不断被风吹着象从她身上撒出一朵朵火花，落在她身上，——尽管只是几个瞬间，描写对象外在、内在的美，与作者主观感情上对美的赞赏，完全融为一体了。作者抓住人物思想性格最主要最特殊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的提出它，用重笔描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起来，发射亮光，照人眼目。”让读者通过这样一个鲜亮的环节，抓住整条链接，看到全部的生活，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其他部分，非主要特点不鲜明的部分，则坚决的舍弃，已达到单纯与完整的统一，同时在客观形象中倾注了作家的主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作家写人也是在写自己，达到主客体的完美融合。

Ⅳ 白洋淀纪事的作者简介

期末复习名著——《白洋淀纪事》

一、作品简介: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小说、散文选集,曾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包括作者从1939年到1950年所写的绝大部分短篇小说、散文、特写、通讯等,其中共收录短篇作品近百篇,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荷花淀》与《芦花荡》这对“姊妹篇”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作品。二、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河北省衡水市安平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孙犁”是他参加抗日战争后开始使用的笔名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十二岁岁开始接受新文学,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发表短篇小说代表作《荷花淀》。“七七”事变前夕,在白洋淀地方小学教书,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步人文坛。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孙犁的作品极具特色,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茅盾称之为“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三、主要内容:

小说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烽火燃遍冀中平原,燃遍白洋淀,根据地的人民是那么顽强。房子是烧了,但还有炊烟;草是枯萎了,但花还开着;淀是围了,但人们还在打渔;冷月虽然是凄清的,但还照着人们前行的道路。作家没写酷烈的战斗,没写血火拼杀,他就写根据地人民的坚韧执着,写苦难中的人民生生不息的斗争。吴召儿带领八路军转到山里打游击,她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八路军有她当向导如鱼得水,游韧有余。秀梅在白色恐怖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成功配合男友从伪军手中夺下枪枝,以后又帮助男友的父母渡过重重困难,表现了一个抗日军属的高风亮节。刘兰作为一个八路军护士对革命军人用情之深也很见光彩,她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对病人尽职尽责,嘘寒问暖,有空就给病人唱歌讲故事,用自己的热情和善良疗救着每一个伤病员。

作品共刻画了六十多个性格鲜明的妇女形象,每个短篇虽然只刻划了一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总起来看,就勾画出了根据地妇女的生活,和她们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的过程。四、重要篇章:

(一)《荷花淀》1.内容: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一个农村里有7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委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了一个名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辞别了自己的妻子,又到别人的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第二天就忽忽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就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了。她们偷偷地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谁知道赶到那里,部队刚巧在前一天晚上开走了。她们只好回家去。可是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只日本鬼子的运输船。她们拼命逃命,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鬼子却穷追不舍。幸亏我们有一支部队埋伏在荷花淀里伏击鬼子,在危险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伏击任务,又和亲人见了面,就兴高采烈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青年妇女们在荷花淀伏击战中受到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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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后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很快就学会射击,参加了反“围剿”战斗。

2.人物形象:在《荷花淀》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群像。这些妇女勤劳、朴实、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是在特定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水生嫂是作品着墨最多的妇女典型。她勤劳、能干,编苇席,一会儿“就编成了一大片”;她贤慧、温柔,敬重老人,疼爱孩子,体贴丈夫,在她身上有着我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水

生嫂虽然爱丈夫、爱家庭,眼光却不狭隘,她能识大体、顾大局,懂得如何处理爱国与爱家的关系。当她知道丈夫报名参了军,虽然也心疼丈夫,依恋不舍,但她还是很快欣然同意,并为丈夫准备好了行装。

白洋淀的妇女不仅是勤劳、能干、识大体的,也是乐观的、坚强的。水生嫂等妇女们的成长,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冀中人民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巨大变化。作者通过塑造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妇女群像,歌颂了冀中地区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革命斗志以及爱国主义精神。

(二)《芦花荡》

1.内容:《芦花荡》主要写了一个老英雄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一个老头子撑着一只小船,在白洋淀里无数次地穿过了敌人的夜间封锁,为游击队运输粮草、护送干部。他不带一支枪,只靠那只灵巧的篙和水鸭子似的游水本领,在万亩苇塘里穿梭,从未发生一次意外,靠了他,游击队才维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联络,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增强。不过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有时又有点过于自尊、自信,有一回,他带着两个和队伍走失的女孩进入苇塘时,因为自信自己是万无一失的,最后在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一个女孩不幸被射伤,他于是觉得“丢人现眼”、“没脸见人”,充满了满满的自责。第二天,还去找鬼子报仇雪恨。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非常的智勇双全,十几个鬼子因为中了他的计谋,被钩子咬住、动弹不得,只好等着被痛打一顿。

2. 人物形象:老头子的英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爱国抗日的热情,老当益壮的气概上。老头子将近六十岁了,“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他像青壮年一样,充满活力,无所畏惧,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出没苇塘,成为一名贡献卓著的英勇的交通员。这不仅因为他熟悉白洋淀的地理环境,有高超的“水上的能耐”,更是因为他具有英雄气概,藐视敌人,无所畏惧。老头子能够冲破敌人的封锁,对于苇塘里面的队伍坚持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他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上。对乡土,对同胞,对抗日队伍,他是如此深情,对日寇则满怀仇恨。老头子那么喜爱两个孩子,这是他对同胞的感情。在老头子的意识中,咱中国人是白洋淀的主人,他对乡土充满感情,对侵略者充满仇恨。

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他的过于自信自尊上。他自信万无一失,这一次女孩子受了伤,他就觉得“丢人现眼”“没脸见人”。这样的要脸面,正包含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心,他对自己要求之严,近于苛刻,偶有过失,他就痛苦得万箭穿心,愧疚得无地自容。老头子的英雄性格,还表现在智勇双全的英雄行为。老头子用竹篙痛砸十几个鬼子的脑袋,是用了计谋的。他早在枯木桩子上系上了一只只锋利的钩子,船头上放了一大捆新鲜的莲蓬,引诱鬼子进入枯木桩子的水区,让钩子把鬼子咬住,叫鬼子动弹不得,束手挨打,张牙舞爪的鬼子在他面前一个个成了被绑的困兽。《芦花荡》中的这个老英雄不畏艰险、老当益壮。对革命,他真的是尽心竭力,勇敢得出奇。他强烈的责任感、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斗志昂扬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革命胜利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三)《采蒲台的苇》

内容:《采蒲台的苇》以抗战时期的白洋淀地区为背景,以质朴的笔触叙述了一个真实的军民抗日的故事。到处是苇,最好的苇在采蒲台。一次,敌人来搜查这个村,妇女们想了一个办法,把抢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枪掩护过去了,敌人抓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最后这个男人被杀死了。

作者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坚韧不拔的“苇”来表现那些英勇抗战的白洋淀人民,更是用白描手法来表现勤劳勇敢的白洋淀妇女在面对敌人时那种冷静与无畏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当地老百姓智慧的赞美和歌颂。

五、艺术特色(一)、从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开掘主题,反映时代精神。

在孙犁的作品里,虽然描写的是抗日战争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直接写战争的激烈、残酷,

也没有“凄凄、惨惨、戚戚”的描绘,就连那个女孩子受伤后的几声呻吟,也被轻轻一笔带过去了。作者把笔墨集中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力图通过在我国革命进程中那些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作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表现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精神风貌。作品要高昂浓重地传达出来的,是一种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情绪。我们透过他的小说,可以遥看到历史车轮辗过的痕迹。

《山地回忆》写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用自家仅有的一点“白布”给“我”做袜子的事。当“我”穿上那双坚实的袜子时,妞儿自豪地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一个普通的山村女孩,一双普通的白布袜子,却折射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山地回忆》可谓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曲军民鱼水深情的颂歌。这双凝集着军民鱼水深情的袜子,穿在“我”脚上整整三年,伴随着“我”到了抗战胜利,袜子虽然被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但我对妞儿一家的怀念之情,永存心中。袜子虽小,却凝结着军民深情。

(二)、着力于内心世界的刻画,塑造人物的心灵美。

孙犁是善于刻画人物的,尤其善于刻画农村妇女的形象。青年妇女和少女的形象,更是被他描写的绘形绘声和生动活泼,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的聪明美丽勇敢的特点。他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荷花淀》写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一群劳动妇女,小说将那些淳朴的、近乎稚嫩的年轻妇女们置于革命战争和个人生活的矛盾中,细致地展示在她们纯洁的内心世界里掀起的情感波澜。她们时而陷入离别亲人的痛苦,时而为探寻丈夫编织着种种荒唐而又可笑的理由,时而对丈夫的转移发出埋怨的谑语,时而撞见敌人的火船时表现出惊恐和镇静,时而意外地遇见亲人又感到兴奋和羞愧……总之,作家以多情的笔墨描写了她们被无情的战争打乱了的内心世界,显示了她们丰富美丽的精神情操。

(三)、简洁传神,朴实自然的富有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藏”》中那个叫浅花的媳妇,人还未出场就给读者惟妙惟肖的印象: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上新抹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赛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飞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齐响。走起路来两只手甩起,象扫过平原的一股小旋风。这样的语言,似乎人人都会说,但却人人未必都能付诸笔端。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没有对群众生活的真实体验,没有精湛的艺术修养,是不会把蕴藏在沙砾中的璞玉变成闪光的艺术瑰宝的。

(四)、富有特色环境描写:即使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作者仍然以沉静从容的姿态抒写白洋淀的美丽风光。环境描写富有诗情画意,充满水乡的气息。

《芦花荡》、《荷花淀》两篇都讲了一个很小的故事,而对于歼灭敌人都不作正面描写,反之着墨更多的是芦花荡与荷花淀的景物,写芦花芦苇,写荷花荷叶,写小渔船,写船上的妇女儿童,写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写抗日军民的机智勇敢,乐观豪迈。

比起那些酷烈血腥的故事,孙犁的散文没有大喊大叫,没有哭哭啼啼,而是轻灵飘逸,婉约唯美,抗日故事写成这样的风格应该说是孙犁的首创和独创。

六、深度解读之人物人物: 1.《投宿》

通过“我”的眼睛,描写那位腼腆而又庄重的农村少妇,熟悉北方一带农村生活的读者会深切地感到,这正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受着时代激流冲击的那些年轻妇女的面影。一方面,这个年轻妇女受着革命战争的熏陶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她的丈夫就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后来当了连长),对于我们的抗日干部无疑是信赖和尊敬的;另一方面,应当估计到传统的思想意识在她身上的影响,因此,她的信赖和尊敬,是用一种无言的,略带伍泥和腼腆的仪态表现出来的。作者这几笔简单的勾勒,含蓄而蕴藉,所画的正是那个时代我国北方农村某些青年妇女的神态和气质。

2.《走出以后》

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多么善于观察和捕捉时代在这个女孩子精神上和外形上所留下的印记, 她和婆家脱离关系、进入抗属中学之后的几个月,她变了,封建婚约,这是旧时代产物,反映着旧的生产关系,它在王振中身上造成的那种“神气一萎”,实质上是恨时代在这个女孩子身上的阴暗投影。但王振中毕竟生活在充满阳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以她萌发了冲出那个顽固家庭的革命要求,并在很短时间内变成了另一个人。她那洗去了愁闷的红润面颊、举手敬礼的大方姿态以及用“德文”做的回答,都是新时代战胜旧时代的胜利标帜里王振中,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冀中农村教育出来的第一批新的女性中的一个。

3、《刑兰》

主人公邢兰“他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须,手脚举动活象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抗日工作表现了非凡的热倩和精力,作者写他如何在白夭劳动,夜间主动做侦察工作,如何从坡下硬是将一条大树干扛上来。他的矮小的外表是旧时代造成的,而他的特别旺盛的革命精力,却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诱发出来的。可以说,邢兰是以旧时代的控诉者和新时代的开拓者的双重身份活跃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人物。

Ⅳ 孙犁曾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我也不愿意回忆它。”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
【内容提要】
孙犁珍爱他的“抗日小说”，晚年虽有劫后彻悟之《芸斋小说》，但心理依皈仍在“抗日小说”所记录的“真善美的极致”。孙犁“抗日小说”有“三不主义”，第一，不多写抗战时期北方人民的国民劣根性；第二，不正面涉及当面之敌即日本军人以及普通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第三，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以及战争所固有的残酷。分析孙犁抗日小说之“三不主义”的成因及意义，可以窥见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

【关键词】 孙犁；抗日小说；三不主义；柔顺之德；革命文学

尽管文坛对《书衣文录》(1965—1994)、《耕堂劫后十种》(1977-1995)大量深邃老到的读书笔记、随笔、杂感、书信交口称赞，孙犁本人似乎更看重小说。他晚年常以《风云初记》和《芸斋小说》馈人，认为自己的一生都写在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小说中了。
孙犁前期(四十年代下半期到五十年代中期)小说创作，多以抗战为背景，几乎每篇都写到“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主要是晋西山区)中国军民的抗战。1945年抗战结束，孙犁从延安返乡，参加率先发动的华北解放区“土改”。内战烽火并未烧到冀中，孙犁没有亲历“解放战争”，这以后他的小说仍然写抗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铁木前传》，所以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为“抗日小说”，晚年并有清楚的定位：“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作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
孙犁后期创作，只有薄薄的一本《芸斋小说》，主要是一组关于文革的“笔记体”的回忆，其中多有对人性丑恶的洞察与惊怵，对人生苦短、穷愁老病的哀叹，几乎扫尽“抗日小说”的乐观钟情与柔媚明丽。但是，写《芸斋小说》的孙犁“最喜欢”“抗日小说”，说明二者之间尽管差别很大，却仍然具有某种始终吸引着孙犁的根本的同一性价值。他晚年更看重小说，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那么“抗日小说”和《芸斋小说》究竟有怎样的同一性价值呢?
先说“抗日小说”。
从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开始，孙犁就一直根据自己在冀中参加抗战的经历，深情讴歌战争中的人情美与人性美。他毫不吝啬地饱蘸浓墨，深情赞颂那些接受了革命思想、支持共产党、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农民，特别是那些既有革命热情又富于美好人性的乡村女子。在萧条粗砺的时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别具一种阴柔妩媚的幽美。
然而早就有疑问：孙犁的充满自传色彩和抒情特征的小说，是否“真实记录”了北方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神圣战争”?孙犁说，“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段话前半部分说的就是“抗日小说”，后半部分解释他为什么经历了“文革”却没有写出更多有关“文革”的作品。“抗日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战争年代“真善美的极致”，尽量回避“邪恶的极致”，这是孙犁个性使然，但并不因此就缺乏真实性。“真善美的极致”不仅客观存在，也符合人们的真实愿望。如果真实就是这种真实存在并且符合人们真实愿望的“真善美的极致”，这在孙犁的作品中是十分充盈的。问题是，在残酷的抗日战争和同样残酷的国内矛盾中，“真实”是否就限于“真善美的极致”?人们对孙犁的“抗日小说”的态度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不满”，即不满他只写“真善美的极致”而不写“邪恶的极致”，最终无法抵达全面而深刻的真实。
孙犁的“抗日小说”不属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宏大壮观的史诗，也不是苏联作家巴别尔《骑兵军》那样混杂着血腥和丑恶的英雄传奇，甚至没有达到他所钦佩的一生坎坷的女作家萧红三十年代的《生死场》和四十年代的《马伯乐》的水平。萧红前一部长篇被鲁迅誉为展现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且多有女性作者“越轨的笔致”，后一部长篇更自觉坚持鲁迅传统，在抗战初期中国军民浴血抵抗并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仍然不肯放弃“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孙犁“抗日小说”也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但风格温婉柔和乃至带着几分妩媚，“越轨的笔致”很少见，从民众中提出“马伯乐”式的典型加以辛辣嘲讽，更是绝无仅有。萧红写故乡“呼兰河”也着眼于国民性批判，充满了对于肮脏、混乱、愚昧和残酷的揭露，这和孙犁无限爱恋和欣赏的“冀中平原”有霄壤之别。
孙犁“抗日小说”固执的这种主观性的真实观(是他晚年紧持不放的价值理想)，至少会引出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抗日小说”为什么没有出现基于正面把握中华民族内部矛盾而进行的上述萧红或四十年代初期胡风派青年作家路翎的那种不妥协的国民性批判，那种对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身上数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无情揭示?抗战中北方农民果真都那么单纯可爱吗?作家是否因为政治宣传而美化了战争中的国民?
孙犁描写抗战时期的“北方人民”，主要挑选热心抗战、支持共产党、对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无私奉献一切、相互提携彼此关爱的底层民众作为对象；具有上述一切优秀品质又青春勃发、活泼健康、温柔多情的农家少女和少妇，尤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们热情支持并积极参与抗战，热爱第一线子弟兵，在孙犁看来，就代表着战争年代“真善美的极致”。时代的“政治正确性”，人类亘古不变的高贵情性(特别是青年男女之爱和女性的青春之美)，是孙犁描写战争年代“北方人民”的着眼点，也是满目苍痍的中华大地仅存的美的源泉，是在诗人艾青深情吟诵的“北国人民的悲哀”之外唯一能够鼓舞和激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国家的力量的源泉。孙犁反复歌颂“北方人民”的优秀代表所表现的这种人性美和人情美，他不会意识到这里会有什么特别的“美化”。
值得追问的也确实不应该是孙犁的“美化”，而是孙犁的“选择”。就是说，他选择了“北方人民”优秀代表身上的美好品质作为讴歌对象，却较少正视作为集体概念的“北方人民”必然包含的也许是极大的缺陷。
这一时期，孙犁并非完全没有写到“北方人民”的“阴暗面”。在短篇《钟》(1946)里，他写了风流成性、良心泯灭的老尼姑，和老尼姑通奸又企图霸占小尼姑的地主林德贵，来历不明的某汉奸。如果说这些人因为身份关系而只属于“北方人民”的极少数，那么《光荣》(1948)中的“小五”就有一定的普遍性了。她出生贫苦农家，却嫌穷爱富，不喜稼穑，只图眼前利益，不理解、不支持、不肯等待出门抗日的未婚夫，把众人眼里保家卫国的“光荣”看得一钱不值。这等“闲人”和“落后分子”，虽然处于孙犁小说世界的边缘和背景，然而就像阴影一样侵蚀着光明，孙犁并没有把他们从“北方人民”中剔除。在后来的 《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中，“闲人”、“落后分子”的数量一定程度上还有逐渐攀升的趋势。
如果说孙犁在描写“极少数”坏人和像阴影一样占居背景的一大批“闲人”和“落后分子”时，严格按照战争年代的政治标准将他们划人“败类”，因而还是没有触及“北方人民”本身的缺点，那么，小说《钟》写“抗日村长”大秋的糊涂思想，性质就不同了。在地主林德贵的铺子里打工的大秋和村里的小尼姑慧秀有私情，后来老尼姑死了，敌人赶走了，大秋和慧秀成为一对恩爱夫妻。这是故事的结局。但在这以前，大秋始终不敢公开自己和慧秀的私情，一夜苟且令慧秀有了身孕，大秋再也没有露面，也没有给忧愁绝望的慧秀任何帮助。慧秀在林德贵和老尼姑的责骂奚落中痛苦而屈辱地生产，忍着巨大的悲哀掩埋她和大秋的私生子，这些事大秋明明知道，却忍心不去看望。那时日本人并未“扫荡”，抗战积极分子大秋没有理由隐蔽自己。
抗战提高了北方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这是包括孙犁在内的众多革命作家共同的叙述模式，但抗战并没有一下子抹去大秋心里的历史积诟，相反，他忍心不去看望正在生产的无助的情人，理由是他既然参加了抗战组织，受到同志们和领导“看重”，就必须“自重”，“一切都积极，一切都勇敢，一切都正确，不要有一点对不起上级”，当他听到尼姑庵的钟声而想去看望慧秀时，“他又想：这不正确的，不要再做这些混帐事”。如果仅仅因为碍于小尼姑出家人身份而不敢公开自己与她的私情，那还是“旧道德”作怪；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中学到“积极”、“正确”、“勇敢”、“不要有一点对不起上级”的道理作为标准，继续弃绝困境中的情人，就不能不说是糊涂思想。
慧秀后来在日本人刺刀下掩护“抗日村长”，大概正是这一点“积极”、“正确”、“勇敢”的表现，使大秋觉得她已经在村里人面前改变了先前的形象，这才“提出来和她结婚。组织上同意，全村老百姓同意”。大秋最后“接受”被他长期弃绝的慧秀，主要理由还是他自己意识中的“政治正确性”，以及来自“组织上”和“全村老百姓”的认可，而不是两人之间的爱情。个人感情的被压抑被曲解以及后来在集体意志中被公开和被承认，这和《光荣》中描写思想积极并尊敬老人的秀梅代替落后的小五，光荣地成为抗日英雄原生的妻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奉旨完婚”的叙事模式隐然可见。
在孙犁“抗日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像大秋这样正面人物却又隐藏着微妙的缺陷的不多。孙犁更多地是像在《邢兰》(1940)中那样，着重刻画其貌不扬乏善可陈的平凡的北方农民如何在战争的试炼中焕发出惊人美好的人性，或者像《光荣》中的原生、《浇园》(1948)中的李丹、《“藏”》(1946)中的新卯、《小胜儿》(1950)中的小金子那样毫无瑕疵的抗日战士。至于女性形象，占绝对优势的则是《荷花淀》、《嘱咐》(1946)里的“水生嫂”、《“藏”》中的浅花、《蒿儿梁》(1949)中的“主任”那样积极上进的少妇，以及《光荣》中的秀梅、《吴召儿》(1949)中的吴召儿、《小胜儿》中的小胜儿、《山地回忆》(1949)中的“女孩儿”那样美丽、温柔、进步、勇敢的少女。她们是孙犁正面描写的“北方人民”的精华。《荷花淀》、《嘱咐》(1946)中的“水生嫂”和《光荣》中的秀梅，则是这一群女性形象的代表。在这些正面人物笼罩下，上述“北方人民”的“败类”或先进人物身上某些微妙的缺点，简直不算什么。
孙犁正式走上文坛是1944年到达延安以后。这时的延安刚结束“清查”和“整风运动”不久，孙犁作为“清查”、“整风”以后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那番革命内部的严酷洗礼，思想包袱不多，但1944年延安文坛正处于“清查”、“整风”后的萧条期，以《野百合花》等杂文直率地揭露边区内部缺陷而被指为国民党奸细、“托派分子”并遭逮捕的王实味仍然关押在边区监狱，许多受到“批评”和“帮助”的来自亭子间的小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纷纷放下手中的笔，下基层，上前线，希望通过改造自己而在创作方面寻找和工农兵结合的新路。1944年就已经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的赵树理，暂时也还没有获得广泛认可。这种政治气候，在冀中即以文学理论开始其文字生涯的鲁迅艺术学院研究生孙犁不可能完全隔膜，他在延安窑洞里也不可能一点没有创作禁区。他之所以写出了几乎洗净尘埃的幽美的抒情作品《荷花淀》，固然因为在延安受到“贵宾待遇”，因为三十一岁的他对远在家乡的发妻的思念，因为特别爱美、特别崇拜年轻貌美的女性的“天性”，因为身在黄土高原而倍加怀念冀中平原的山水——但政治因素也很重要，只不过他呼应政治的方式比较特别，即在不违背当时“政治正确性”的前提下，巧妙地选择了熟悉的题材，充分挖掘了这个题材可能蕴涵的美。
在“全民抗战”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战争是最大也最具超脱性的政治：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超脱了国民内部复杂的矛盾。孙犁选择华北敌后抗战作为小说题材，有利于他把国内和党内复杂政治问题摆在一边，聚精会神地表现战争年代美好的人性，而美好的人性确实可以成为背井离乡的革命战士的精神滋养，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服务于政治。何况被孙犁大书特书的美丽、温柔、青春焕发、积极上进的青年男女都是“工农兵”，这就使孙犁的创作在抗战之外获得了另一种“政治正确性”，他也因此成为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出来的少数几个能够坚持以自己的风格创作而较少受到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
人情美，人性美，尤其是女性的青春美，就是在主观“选择”和客观“规训”的交互作用下得到了强化。恐怕不能说，孙犁的这种“选择”是为了政治宣传而对“北方人民”进行“美化”，尽管客观上它确实起到了美化和宣传的作用。从“五四”新文学开创以来，如此神情地赞美本国人民的人情与人性并且达到这样成功的境界，实自孙犁开始。也就是说，抗战以后涌现出来的孙犁以及和孙犁取径相似的革命作家，确实在精神谱系上刷新了中国的新文学。在孙犁以前，文学中的理想，是塑造桀骜不驯、反抗挑战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民族文化的反抗者与叛逆者，而在孙犁以后，文学中的理想则是旗帜鲜明地发掘和歌颂那种心悦诚服、欢喜快乐地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保持高度一致的柔顺之德。
第二，在孙犁的“抗日小说”中，为什么没有正面描写挑起战争的日本人?对战争中敌人的形象始终作淡化处理，将敌人远远推到视野的尽头，是否不利于理解战争本身?

日本人(确切地说是日本军人)在孙犁小说中确实很少见。即使有，也十分模糊。《钟》只含糊提到“一个汉奸两个鬼子”勒令慧秀出来受审，对他们的形象没有任何具体描写。后来“鬼子”干脆换成更加抽象的“敌人”，并很快被人丛中跃出的“青年游击组”赶跑了(另一篇小说《“藏”》在处理“鬼子”的问题上如出一辙)。在《荷花淀》中，“鬼子们”坐在大船上，被游击队用手榴弹炸沉。他们面目不清，没有言语动作，处在叙述者视野的边缘。在《芦花荡》(1945)中，一群洗澡的“鬼子”被神勇的老船工骗进布满鱼钩的水域，下身被钩住动弹不得，任凭老船工用竹篙打他们的头，“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把刚 刚打伤中国女孩的日本侵略者的头比作“顽固的老玉米”，并无多少憎恶和丑化。在《碑》中，老百姓隔着一条河远远看到将八路军战士逼下冰河的“敌人”，也只是模糊的影子。在反映游击战士躲避日军“清剿”和“扫荡”的《蒿儿梁》、《吴召儿》中，“鬼子”、“敌人”根本没露面，只出现在我方情报里，或通过岗哨的警号来推断其位置。他们总是被八路军游击队远远甩在后面。
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孙犁主要表现的是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勇于献身、坚强不屈、相互提携、充满必胜信念的美好情操，这种创作意图无须正面描写日军形象也能实现。其次，孙犁在冀中参加抗战，最初加入吕正操部队。吕曾担任张学良副官、秘书，西安事变后秘密加入共产党，1937年抗战爆发后遵中共北方局指示，率原东北军691团随国民党第53军南撤，半路脱离主力，放弃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汇合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孙犁属于“人民自卫军”文职人员，因体弱不宜做战地记者，只在军中担任宣传鼓动和文件编辑工作，没有遭遇实际战斗，也没有和日本人照面。加上他不懂日语，没有研究过日本文化(恐怕也无兴趣)，因此即使他想正面描写日本军人也没有条件。孙犁不是有意淡化日本军人形象，而是主观上不必写，客观上不能写。
当时绝大多数反映抗战的作家都很少正面描写日本军人，孙犁并不是一个例外。但这不等于说，孙犁完全无视日本军人的存在。他经常渲染敌我对抗的紧张气氛，反复描写日本侵略者带给北方人民的深重灾难，以及中国军人在后方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养伤的情景，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任何没有战争经历的读者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敌人之凶残了。
尽管如此，一个具有明显殖民野心、“一衣带水”的敌对国军人形象，包括这个自封的殖民宗主国的普通国民及其“优势文化”，在孙犁小说中根本阙如，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现代文学，哪怕是以反抗侵略为主题的革命作家孙犁的“抗日小说”，和当时世界范围内殖民地反抗文学以及后来的“后殖民文学”具有明显差异。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并不属于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反抗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在50年代以后，也没有汇入世界范围的“后殖民文学”。在孙犁的“抗日小说”中，我们看不到殖民地作家的反抗文学或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所呈现的那种基于不同国族文化冲突的普遍的人类性的仇恨心理。恰恰相反，在孙犁“抗日小说”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维护民族国家主权、不屑于正面了解异族之敌的普通中国民众自身止于至善的心理建构，以及作家对这种心理建构由衷的欣赏和赞叹。
第三，不正面描写敌人，一味关注我方军民人情美人性美，必然无法正面和具体描写战争或战斗场面，这样会不会掩盖至少是让读者看不到战争本身的残酷，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战争?尤其当作家代表战争受害者一方时，这种未能充分表现战争的残酷而一味追求美好的写作方法，会不会本末倒置?
孙犁的“抗日小说”确实不经常写到大规模战争场面。小规模的战斗，也避免描写血腥屠杀。无论敌人覆灭或我方牺牲，都以极俭省的笔墨轻轻带过，战斗场面始终放在远景。《钟》里面不肯屈服的慧秀的遭遇，是“鬼子一刺刀穿到她的胳膊上，她倒下去，血在地上流着”。《“藏”》里面鬼子惩罚不肯交出抗日头领的村民，方法是“看着人们在那里跪着，托着沉重的东西，胳膊哆嗦着，脸上流着汗。他们在周围散步，吸烟，详细观看”。总之都没有战争中血腥、残酷和疯狂的场面。
涉及我方军民牺牲的情节，孙犁更是尽量避免直接详细的描写，往往以间接手段，寥寥数语交代过去。比如《小胜儿》写“华北八路军第一支骑兵部队”的失败：
“杨主任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飞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小金子受了伤，用手刨着土掩盖了主任的尸体，带着一支打完子弹的枪，夜晚突围出来，跑了几步就大口吐了血”。
完全不事渲染。
可能算是孙犁最残酷的小说《碑》，写十八名八路军游击战士被“敌人，，逼到冰河里的场面，全部文字如下：
“他们在炮火里出来，身子像火一样热，心和肺全要炸了。他们跳进结冰的河里，用枪托敲打着前面的冰，想快些扑到河中间去。但是腿上一阵麻木，心脏一收缩，他们失去了知觉，沉下去了。”
没有写八路军战士在三面之敌的枪弹中倒下，也没有写他们在冰河里继续受到敌人扫射，只写冰冷的河水让他们沉入水底。孙犁宁愿强调最后导致他们死亡的不是敌人的无情的枪弹，而是家乡的河水，这显然是要减少牺牲场面所激起的悲哀和绝望。
至于以我方胜利告终并且没有我方人员牺牲的战斗，孙犁的笔致就更加轻松明亮(或者说“美”了)。《吴召儿》写漂亮的山地姑娘独自为游击队断后，“截击”扫荡的日军，本身就有点传奇色彩，具体战斗场面更是优美地呈现出来：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与其说是描写战斗，不如说是借战争来欣赏女性美的表演。这样的场面，在关于“花木兰”、“杨家将”、“樊梨花”的民间传说与说唱文学中，大概也不鲜见罢。
最有名的是《荷花淀》，写刚刚成立的游击队成功地伏击一船日军，整个战斗只用了短短两句话：
“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的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
这之前和之后，年轻媳妇们的欢歌笑语，她们在背后对解救他们的丈夫们的充满娇嗔和自豪的议论，远远超过枪弹的声音，才是小说叙述真正的主体内容。
将激烈的战斗场面有意处理得轻松自若，甚至走向极端的，是《纪念》(1947)。这篇小说写“我”率领一队八路军战士(当时还没有改称为“解放军”)在一个军属家的屋顶上抗击“还乡队”进攻。“我”一面射击，一面和躲在屋里的姑娘“小鸭”和她的母亲从容谈笑，直到我方占居优势，准备“冲锋”为止。这就确如茅盾所说，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了。
但孙犁的“抗日小说”并不完全回避残酷。他写“残酷”，不是具体的战斗或敌我之间的流血与死亡，而是“北方人民”在日本强加给中国的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极度的贫穷与苦难。战场上的残酷转移到人民的日常生计的艰难，体现为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与恐惧，这些内容的震撼力，即使孙犁的唯美的笔致，也不曾令其减少分毫。“北方人民”日常性的贫穷、哀伤、凄凉和恐惧，是孙犁小说无须明言的背景，因此他更加需要在这满目苍痍的背景中寻找美好的安慰和激励。他的任务，不是在纸上重复当时的中国读者放眼皆是的“残酷”，而是用“北方人民”的坚韧、乐观、无私和美好来战胜“残酷”。
表现战争中的残酷，孙犁完全有材料，但他节制了笔墨，留出更多的空间来表现他想要表现的。有节制的表现更容易让读者发挥想象，具有更大的暗示性，所以他丝毫不担心这样节制的描写会冲淡战争的“残酷”。只有从未经历战争的磨难、不知道“残酷”为何物的某些当代作家，才会拼命渲染“残酷”，生怕读者看出他不会写“残酷”。在这方面，孙犁的“含蓄”和某些作家对战争的“残酷”的刻意渲染，是有区别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把孙犁的“抗日小说”和二十、三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作家描写乡土的文学比较起来，差别还是十分巨大的。最主要的差别，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主要着眼于乡土的破败与消亡，因此基调是低回凄凉的，而孙犁笔下的乡土，因为注入了新的社会理想以及与之相联的新的人性价值，整体上就显得光明澄澈。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大概可以看出来，创作“抗日小说”时期的孙犁，既不简单地从属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文学的传统，也不简单地延续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他成长于1940年代主权国家合法政党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他以敌后抗战生活为背景创作的“抗日小说”，是关于中国抗战的清新优美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不正面描写北国人民的“阴暗面”，不正面描写“敌人”，不触及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场面，这种“三不主义”显明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一种至今还没有获得充分阐释的品质：它的美学上的基调，不是日益紧张化的悲苦愁绝、低回凄凉，而它的主要使命，也不是抗击外侮，或清算(启蒙)国民内部的劣根性。以孙犁“抗日小说”代表的四十年代以后的现代革命文学的基调与主题，乃是以对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痴迷追求，是以乐观的理想和明朗温情的风格，表彰柔顺之德，着意寻求自然人性的美好和顺服于革命需要的“政治觉悟”的综合，由此在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内部建构一种特殊的美学／历史原则，以抚慰和激励来自乡土并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年轻革命者们。 .......

Ⅵ 吴召儿的生平

12岁在安国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Ⅶ 吴召儿孙犁是什么类型的文体

《吴召儿》，是作家孙犁先生，创作的系列短篇小说。

通常，将它划作小说，短篇小说序列，其实说散文，叙事散文，也没错。

Ⅷ 《吴召儿》主要内容概括是什么

《吴召儿》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白洋淀纪事》中的《吴召儿》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姑娘的故事。文章分成了七块，并且立了小题：《得胜回头》、《民校》、《向导》、《神仙山》、《姑娘家》、《截击》、《联想》，具体如下：

1、《得胜回头》里，作家写了很多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生活的片断，满是艰难、困苦。那时，八路军战士吃的是黑豆，穿不上棉衣。

2、在《民校》里，写了办民校的过程之后，认识吴召儿的细节。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中，吴召儿是个不起眼的人。

3、《向导》里，作者是反扫荡的小组长，吴召儿是为作者这个组带路的向导。

4、《神仙山》、《姑家》和《截击》这三节里，吴召儿成了作者这个小组的真正领导。爬山，她走在最前面，这虽然是她做向导的职责，而当作者实在爬不动的时候，她会给小组以鼓舞和力量。在《截击》里，吴召儿送给战士们每人一根木棍，是用来做拐杖的，这拐杖，是黑夜里战士们的“眼睛”。

5、《联想》一节里，写了作者为吴召儿担着心，她的命运。

作者简介：

孙犁（1913.4.6-2002.7.11），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

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

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孙犁、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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