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精神错乱

⑴ 契柯夫的短篇小说

契诃夫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凡卡》（1886），《变色龙》《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本书精选了《变色龙》、《万卡》、《套中人》、《一个文官的死》等14部短篇小说。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契诃夫小说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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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契科夫短篇小说集主要内容 急！！！！！！！！！！！！！

这里面包括了主要内容，如果满意望采纳

变色龙》是契诃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很短的篇幅，却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俄国沙皇时期的小警官奥丘梅洛夫，在处理一起狗咬人的事件时，前后五次因为对狗的主人的不同猜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权势奴才的形象。作者不动声色、不加议论的描写，通过人物的自我表演，自我暴露，在前后矛盾丑态百出中，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讽刺和严峻无情的鞭笞。

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 之二：《套中人》

《套中人》也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个中学教员，但却是一个落后、保守、维护一切旧制度的守旧派典型人物。小说描写了别里科夫性情孤僻，胆小怕事，甚至晴天也要带上雨伞，套上雨鞋，把头缩进大衣的领子里，极力想用一层坚硬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拒绝与外界接触，拒绝接受新生事物。最后悲惨地躺在棺材里才找到自己理想的归宿。套中人是俄罗斯19世纪末大革命来临前某些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套中人”的可悲而又不值得同情的下场。

欧·亨利的全部小说创作，一言以蔽之，它的体现了作家对健康人性与健康社会的强烈向往与追求，并有着鲜明而真实的时代印记。

它歌颂着小人物在生存中美好善良、相濡以沫的淳朴风格，尽管不无苍凉的苦笑；它揭露着那些“社会宠儿”的骄奢淫逸、尔虞我诈、寡廉鲜耻的卑劣本质，虽然表面上轻松乃至调侃；它怒斥着社会的丑恶黑暗却以“鬼脸”戏谑；它赞美着草原牧场上健美彪悍的生命体现，又暗中不无“逝者如斯”的调叹。

亨利最出色的篇章，毋庸置疑，当属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像众所周知的《麦琪的礼物》、《爱的奉献》、《最后的常青藤叶》、《警察与赞美诗》、《两们感恩节的绅士》等，无一不让读者在凄然一笑后，反思深沉。

如在《麦琪的礼物》中，描述一对贫苦夫妻的爱情，圣诞节即到，为了让深爱对方感到温暖，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意，妻子卖了一直引以为豪的漂亮的长发，为丈夫换来一条表链，以配丈夫多年的家传金表；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却发现丈夫为给她买盼望已久的一套玳瑁发梳，已经将金表卖掉。结果，夫妻各持均已无用的礼物，暗然神伤……在善良崇高的人性与冷酷无奈的生活现实的强烈对比间，读者能不感慨万千！

再如《警察与赞美诗》中，写一个流浪汉因无家可归又饥寒交迫，想寄宿监狱中熬过严冬。于是他故意以身试法，到饭馆吃饭不给钱，大喊大叫扰乱街市平静，偷顾客的雨伞，乃至有意当头警察的面调戏妇女……但均徒劳无功，根本不被“神圣”的法律所理睬，而当他站在教堂前，聆听着赞美诗，想从此振作精神、积极生活的时候，警察的大手却“庄严”地按住他的肩头：判处三个月监禁！读到此，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

亨利描述小人物，有时也表现他们的缺憾，弱点乃至弊端，但又在具体展示过程中，更深层、更强烈地向读者剖析他们本质善良与淳朴，更真切曲折地反映出人性的复杂面。并在这展示过程中，将这复杂人性的成因与背景自然形象地揭示出来。使读者能在“社会与人”的范畴内思考，认识出更丰富的内涵。如《刎颈之交》，写真诚纯净的友谊在两个男子
共追一个姑娘的过程中可敬、可笑又可爱的表现，稍含调侃地歌颂了小人物的善良品质；如《从没有完的故事》描写一位每周只挣五块钱的贫穷女工虽一时动摇，但终于拒绝了那个玩弄女性的阔佬儿的引诱。他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实感人地表现出来，但无损于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反而增加了读者对他的敬重。

再如《两位感恩节的绅士》更味如橄榄，两位绅士，为了一个九年的默契和约定，上演了一出耐人寻味的人间悲喜剧。可爱么？委实可笑。但是在凄冷的人世间和残酷的社会中，普通小人物间的这种推己及人、相濡以沫的人文精神，能不使人笑声渐哑，终于感慨万千么！

⑶ 契诃夫的《姚尼奇》、《没意思的故事》、《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神经错乱》是短篇小说吗

《姚尼奇》、《带阁楼的房子》是短篇
《没意思的故事》，《神经错乱》，《文学教师》是中篇

⑷ 契诃夫短篇小说内容概要

《醋栗》是俄国作家契诃夫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庸人为了追求个人幸福而丧失所有优秀品质的故事。

醋栗又硬又酸，却被主人公尼古拉·伊万内奇捧为宝贝，成为了他所向往的丰福生活的标志，它其实代表的就是尼古拉·伊万内奇穷其人生所想拥有的平庸的个人幸福。

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

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⑸ 契诃夫短篇小说其中的5篇进行概括介绍

世界三大小说家

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在六十年的时间里，文学史上相继走过了并称世界三大小说家的莫泊桑、契诃夫和欧。亨利。
本篇并不想系统的论述他们的文学特征和成就，只是一些自己的或他人的碎片汇集而已。

世界文学史上的短篇圣手不乏其人，为何此三人倍受推崇呢？我不知是何人在何时何地对他们做如此定位，将他们置于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颠峰，不过确实也实至名归。
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多而且好”，这是使他们成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基本要素。还有就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点或主要组成部分是中、短篇小说。正是这三个人，用他们灿若星辰的作品丰富了中、短篇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巩固和发展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模式，完善了传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为其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上面这段话看起来像某篇刻板的文学评论的摘录，再这样陈述下去恐怕会沦为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那么我就变换一种方式，加进一些统计数字，也许还是老一套，那我也管不了许多了。

莫泊桑，法国人，生于1850年，卒于1893年，享年43岁，没有加入跨世纪的作家一族。他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人生未至半百，创作量惊人。
契诃夫，俄国人，生于1860年，卒于1904年，享年44岁。他比莫泊桑多活一年，也见到了新世纪。他一生创作大量中、短篇小说，其戏剧创作成就比起小说来毫不逊色。
欧。亨利，美国人，生于1862年，卒于1910年，享年48岁，也没活过半百之年。他一生创作了三百多个短篇和一部长篇。
让我们就上述资料做一下概括说明。
一是这三位作家大概创作了一千篇左右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大量传世名作，比如《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变色龙》、《套中人》、《第六病室》、《警察和赞美诗》、《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等等等等。不要对我说上述作品你一篇也不知道，除非你没接受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
二是他们都没活过五十岁，也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知天命之年。按出生时间排列，他们一个比一个活得长些，但都有像短篇一样的寿命。难道是写短篇小说太耗费精力了？
三是用这三位作家的出生地为点，连线组成一个钝角三角形。这三人的国籍颇有代表性，法兰西、俄罗斯、美利坚。这三个国家的文学大师层出不穷，这也说明此三人为何具有代表性。法兰西，雨果地故乡，巴尔扎克的老家，福楼拜的巢穴。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诞生地：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无一不令后辈作家望尘莫及、五体投地。美利坚，那时已经有了马克。吐温、德莱塞、惠特曼三大文学奠基人，又有诺里斯和克莱恩这样的短命天才，其前途不可限量。

莫泊桑和契诃夫都属于欧洲大陆，这片大陆有较深的文学底蕴。1850年，也就是莫泊桑出生的那一年，法国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逝世了，而距另一位巨人斯汤达的逝世已经八年了，维克多。雨果还没有写出《悲惨世界》，福楼拜还没有树立自己大师的地位；在当时的俄罗斯，屠格涅夫只有33岁，列夫。托尔斯泰22岁。1867年，莫泊桑17岁时结识了福楼拜，在这位恩师的教导与关怀下他向成功走去；这时在俄罗斯，契诃夫刚刚5岁。1880年，莫泊桑30岁时发表了处女作小说《羊脂球》，从而轰动文坛；这一年契诃夫开始了幽默故事性质的小说创作。以后的5年是莫泊桑的黄金时期，其间他完成了他绝大部分的中、短篇杰作；也就是在这短短的5年里，契诃夫在创作上发生了一次飞跃，他逐渐脱离了庸俗的笑料小品，写出了《普里希别耶夫中士》那样具有深刻主题的讽刺作品。
莫泊桑的幸运是他在学习写作时有福楼拜这样的明师对其天才进行引导和挖掘。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完全靠自我实现了突破，他说过：“医生是我的妻子，而写作是我的情妇”。
1890年以后，莫泊桑急转直下，1893年逝世。契诃夫在1890年访问了库页岛，此后他的第二次飞跃发生了，标志是1892年的《第六病室》。二十世纪初，契诃夫站到了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处。
1881年，屠格涅夫把莫泊桑的一本小说集（《泰利埃公馆》，旧译《戴家楼》）送给了列夫。托尔斯泰，说：“随便读读吧，这是一位年轻的法国作家。他知道您，并且非常尊崇您。”屠格涅夫是福楼拜的老朋友，曾多方关照莫泊桑。托尔斯泰后来读了莫泊桑几乎所有作品，称赞他具有“那种使他能够在事物和生活现象中见到人所不能见的特征的天赋注意力。”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随着一个个文学巨人的出现，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顶峰，继而几至沦入自然主义泥沼。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已经崭露头角。莫泊桑的现实主义是接近自然主义的，但决没有后者的枯燥乏味（不信？你可以去读《娜娜》）。契诃夫继承了俄罗斯传统的抒情化现实主义。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说：“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看看后人的几段评论。
毛姆（被称作“英国的莫泊桑”）在《论小说写作》中这样写道：“契诃夫是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家，但是有他的局限；而且他把自己的艺术建筑在这些局限上是他明智的地方。他没有本领编造一个紧凑而生动的故事，诸如人们可以在晚餐桌上讲得娓娓动听的那类故事，象《遗产》或者《项链》那样。”毛姆是莫泊桑的精神传人，一位法国化的英国作家。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被称作“英国的契诃夫）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托马斯。曼说：“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说：“人们对我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纳博科夫曾着重分析了契诃夫的小说名篇《带叭儿狗的女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并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高尔基甚于爱契诃夫的人永远也不能掌握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生活的本质……也不能掌握普通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在这个只有二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里，一切传统的小说写法都被打破了。”是的，高尔基曾就这篇小说写信给契诃夫，说他在“杀害现实主义”。
《彼得堡》的作者安。别雷在他的《小品文集》中这样论述契诃夫：“互相对立的流派——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他那里相遇、交汇。在契诃夫身上体现着我们弥足珍贵的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传统的继承。而与此同时契诃夫的创作中又储存了能够引爆诸多俄罗斯文学过渡流派的真正象征主义的甘油炸药。”“契诃夫从未认为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但是他却高尚而真诚地仿佛把自己的全部创作奉献于一点，那就是使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基石。”“正是以契诃夫现实主义的如许深邃，该现实主义的内在基础在未背叛过去传统的同时转化为象征主义。”“这就是契诃夫的实体——不由自主地与象征主义长成一体的透明化的现实主义。”综合看来，契诃夫在艺术上要比莫泊桑复杂的多。这位风格独特的修辞大师既简洁纯净又复杂深邃。

美洲大陆的欧。亨利的创作时间在二十世纪最初10年，亦即他生命的最后10年。
似乎欧。亨利在我国的受重视程度不如他那两位欧罗巴同行（迄今为止我没见过中文版的欧。亨利小说全集）。通过他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我们推测他大概读过莫泊桑的大部分小说。在我的印象里契诃夫的小说是在1910年以后才正式介绍到美国的，那么欧。亨利应该没有读过契诃夫的小说。
欧。亨利经历丰富，他的各种职业生涯使他得以接触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还包括在监狱服刑的经历，所以他的小说被称作“美国生活的万花筒”。
欧。亨利的小说技巧是纯美国式的。在读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时，在读者意识的某一个角落里隐藏着一种厚重感，这使作品的背景显得深远广阔。欧。亨利带给我们像纸一样轻快的感觉，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浅薄，而是作品中表露的那种蓬勃的美国气息。
很多人称赞他的小说构造技巧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出人意料的结尾”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又是一位爱玩儿文字游戏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利用谐音的语义双关比比皆是。他还喜欢引经据典：《圣经》、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同时代的亨利。詹姆斯。
谁也不能忽视欧。亨利小说中的幽默内涵。那是正宗的美式幽默：俏皮、夸张、粗线条，又有一丝酸涩的感觉。我们还不能把这种幽默称为“含泪的幽默”，不过可以在这种幽默中找到黑色幽默的遗传因子。
欧。亨利的很多作品会使你体会到它们的虚构性。他常常会在一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插入一些作者的观点，透露一点作者的意图。这种手法在后现代小说中称作“短路”。这使欧。亨利的小说具有了一点“元小说”的特征。他的现实主义融合了浪漫主义和后现代等各种因素，形成了欧。亨利式的现实主义。

好了，可以结束了。三位短篇小说大师已逝去将近一个世纪了，纵观这百年来的文学发展，任何事物一成为经典，就会有一群人去模仿，同时又有一群人去试图推翻，再去重塑新的经典；但对于阅读中的人类来说，实质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褪的。

⑹ 契诃夫的著名作品有哪些

契诃夫的著名作品：

1、短篇小说

《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客人》、《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

《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小公务员之死》、《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外科手术》、《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

《一件艺术品》、《白嘴鸦》、《苦闷》、《凡卡》、《食客》、《校长》、《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精神错乱》，《贼》、《村妇》、《古塞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

2、剧作

《论烟草的危害》、《蠢货》、《伊凡诺夫》、《求婚》、《林神》、《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纪念日》、《海鸥》、《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樱桃园》。

(6)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精神错乱扩展阅读：

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

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

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

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的短篇小说《凡卡》被选入中国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5课。

⑺ 契科夫简介

契科夫简介

俄国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

详细信息：

生平经历

早期

巅峰时期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

契诃（hē）夫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

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

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

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

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

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玛克西姆·玛克西姆·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层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谢幕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

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

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⑻ 契诃夫的作品都是什么

分两个时期为你奉上，请参考：
1、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2、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

⑼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作品赏析

（一）朴素、自然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二）含蓄、冷峻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和主观议论，而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瞌睡》写13岁的小女孩瓦尔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在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尔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对此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三）简洁、凝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化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加以描绘、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⑽ 契诃夫的资料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