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素材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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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鞋》的作者

《鞋》的作者是：刘庆邦

个人简介
刘庆邦
刘庆邦，著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1967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19岁招工招到煤矿去的。当矿工、矿务局宣传部干事，《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主要作品
《断层》
《高高的河堤》
《落英》
《走窑汉》
《心疼初恋》
《刘庆邦自选集》
《梅妞放羊》
《不定嫁给谁》
《在深处》
《家道》
《胡辣汤》
《屠妇老塘》
《鞋》

语言风格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王曾奇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

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人物评价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
刘庆邦
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 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作家风采
刘庆邦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刘庆邦

C. 神木的刘庆邦小说《神木》

作者：刘庆邦
这本小说曾荣获2002年老舍文学奖。 书 名: 神 木
作者：刘庆邦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年05月
ISBN: 9787121107245
开本： 16开
定价: 20.00 元 目录 一 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点子是他们的行话，指的是合适的活人。他们一旦把点子物色好了，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拿人命和窑主换钱。……唐朝阳往车站广场瞥了一眼，说声 ：“有了！”几乎是同时，宋金明也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人选，也就是来送死的点子。宋金明站起来了，说 ：“我去钓他！” 二 这个点子戴一顶单帽子，头发不是很厚，估计一石头下去能把颅顶砸碎。即使砸不碎，也能砸扁。他还看到了点子颈椎上鼓起的一串算盘子儿一样的骨头，如果用镐把从那里猛切下去，点子也会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不过，在办的过程中，稳准狠都要做到，一点也不能大意。想到这里唐朝阳凶歹歹地笑了…… 三 在他们看来，窑底下太适合杀人了，简直就是天然的杀人场所。窑底是沉闷的，充满着让人昏昏欲睡的腐朽的死亡气息，人一来到这里，像服用了某种麻醉剂一样，杀人者和被杀者都变得有些麻木。不像在地面的光天化日之下，杀一个人轻易就被渲染成了不得的大事。更主要的是，窑底自然灾害很多，事故频繁，时常有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在窑底杀了人，很容易就可说成天杀，而不是人杀。 四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准备和铺垫花的时间长，费的心机多，结果往往就那么一两下就完事。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打死点子之前，他们都闷着头干活儿，彼此之间说话很少。……他把手里的镐头已经握紧了，对唐朝阳的头颅瞥了一次又一次。……当铁镐与点子头颅接触时，头颅发出的是一声闷响，一点也不好听，人们形容一些脑子不开窍的人，说闷得敲不响，大概就是指这种声音。 五 窑主让一个上岁数的人把死者的眼晴处理一下，帮死者把眼皮合上，那人把两只手掌合在一起快速地搓，手掌搓热后，分别焐在死者的两只眼睛上暖，估计暖得差不多了，就用手掌往下抿死者的眼皮。那人暖了两次，抿了两次，都没能把死者的两只眼皮合上。 六 唐朝阳把唐朝霞的骨灰盒从提包里拿出来了，说 ：“去你妈的，你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不用再跟着我们了。”他一下子把骨灰盒扔进井口里去了。这个报废的矿井大概相当深，骨灰盒扔下去，半天才传上来一点落底的微响，这一下，这位真名叫元清平的人算是永远消失了，他的冤魂也许千年万年都无人知晓。唐朝阳把这张全家福的照片也掏出来了撕碎了。碎片飞得不高，很快就落地了。 七 妻子的情绪很好，身子贴他贴得很热烈，问他 ：“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睡过吗？” 他说 ：“睡过呀。” “真的？” “当然真的了，一天睡一个，九九八十一天不重样。” “我不信。” “不信你摸摸，家伙都磨秃了。” 妻子一摸，他就乐了，说 ：“放心吧，好东西都给你攒着呢。” 八 张敦厚试出来了，这个家伙果然是他的同行，也是到这里钓点子的。这个家伙年龄不大，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生着一张娃娃似的脸，五官也很端正。正是这样面貌并不凶恶的家伙，往往是杀人不眨眼的好手。张敦厚心里跳得腾腾的，竟然有些害怕。他想到了，要是跟这个家伙走，出不了几天，他就变成人家手里的票子。不行，他要揭露这个家伙，不能让这个家伙跟他们争生意。于是他走了几步站下了。 九 张敦厚领回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令王明君大为不悦，王明君一见就说：“不行不行！”鱼鹰捉鱼不捉鱼秧子，弄回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他觉得张敦厚这件事办得不够漂亮，或者说有点丢手段。 张敦厚以为王明君的做法跟过去一样，故意拿点子一把，把点子拿牢，就让小伙子快把王明君喊叔，跟叔说点好话。 十 独头儿掌子面上下左右和前面都堵得严严实实，它更像一只放倒的瓶子，只有瓶口那儿才能进去。瓶子里爬进了昆虫，若把瓶口一塞，昆虫就会被闷死。独头掌子面的问题是，尽管巷道的进口没被封死，掌子面的空气也出不来，外面的空气也进不去。掌子面的空气是腐朽的，也是死滞的，它是真正的一潭死水。人进去也许会把“死水”搅和得流动一下，但空气会变得更加混浊，更加黏稠，更加难以呼吸。 十一 当年轻媳妇从大锅里起出一桶热水，泼向他们身上时，他们才一起乱叫起来。也许水温有些高，泼在他们身上有点烫，也许水温正好，他们确实感到舒适极了，也许根本就不是水的缘故，而是另有原因，反正他们的确兴奋起来了。他们的叫声像是欢呼，但调子又不够一致。叫声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发的都是没有明确意义的单音。 十二 有一年发大水，把煤从河床里冲出来了。人们看到黑家伙身上有木头的纹路，一敲当当响，却不是木头，像石头。人们把黑家伙捞上来，也没当回事，随便扔在院子里，或者搭在厕所的墙头上了。毒太阳一晒，黑家伙冒烟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黑家伙能当木头烧锅吗？有人把黑家伙敲下一块，扔进灶膛里去了。你猜怎么着，黑家伙烘烘地着起来了，浑身通红，冒出来的火头蓝荧荧的，真是神了。大家突然明白了，这是大树老得变成神了，变成神木了。 十三 这天下班后，他们吃过饭没有睡觉，王明君和张敦厚就带王风到镇上去了。按照昨天的计划，在办掉点子之前，他们要让这个年轻的点子尝一尝女人的滋味，真正当一回男人。 王明君本想把这家小饭店越过去，到镇上再说。到了跟前，才知道越过去是不容易的。她们一看见他们，就站起来，笑吟吟地迎上去，叫他们“这几位大哥”，给他们道辛苦，请他们到里面歇息。 十四 张敦厚有些急不可耐，看了王明君一次又一次，用目光示意他赶快动手。然而王明君好像没领会他的意图，没有往点子身边接近。 张敦厚说：“哥们儿，你不办我替你办了！”说着笑了一下。 王明君没有吭声。 张敦厚以为王明君默认了，就把镐头拖在身后，向王风靠近。眼看他就要把镐头举起来—— 十五 王明君看出了张敦厚的企图，就使劲抽自己的脚。抽不出来，他也急眼了，喊道：“王风，快来帮我把这家伙打死，就是他打死了你爹，快来给你爹报仇！” 王风吓得往后退着，说：“二叔，不敢……不敢哪，打死人是犯法的。” 指望不上王风，王明君只好自己轮起镐头，在张敦厚头上连砸了几下，把张敦厚的头砸烂了。
……

D. 听说刘庆邦有200多篇短篇小说，请哪位网友帮我列一名单。今天我看了他的短篇小说《鞋》，很喜欢。

长篇小说 《断层》 《高高的河堤》 《落英》
中短篇小说 《在深处》 《家道》 《胡辣汤》
《屠妇老塘》 《鞋》
中短篇小说集 《走窑汉》 《心疼初恋》 《刘庆邦自选集》
《梅妞放羊》 《不定嫁给谁》
影视作品 《盲井》 《卧底》 《鞋》
获奖作品 《断层》 《在深入》 《东家》
《谁家的小姑忍受》 《神木》 《小小的船》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等外国文字的作品10多篇。短篇小说《鞋》被制成了日本电视汉语教材。

E. 读《走窑汉》

会找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来看，是因为王安忆的推荐。很喜欢王安忆，虽然她的书，我看的其实不算多。我最早接触比较专业的关于小说写作阅读的分析就是她的《心灵世界》。一开始看得很辛苦，但看完后收获很大，然后，我就开始关注她这方面的文章或者书。

她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评价很高。我开始关注刘庆邦才知道他有“短篇小说王”之称。

《走窑汉》是刘庆邦很有代表性的一篇短篇，发表于1985年，他的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大约七八千字。很简单的一个复仇故事，读起来却有侦探小说那种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节奏感。

小说从马海州出狱回到矿里工作开始讲起，而他坐牢的原因——捅了张清一刀。换工作服的时候，马海清的刀掉了，把张清吓得不轻。马海州的老婆——田小娥给他送餐。马海州让小娥发烟，她唯独不给张清。在马海州的要求下，小娥还是给了，但在张清接烟的时候，小娥把烟扔地上了。三个人的关系，在递烟中递出来了，但原因是什么？没说。马海州总是紧跟着张清，让他神经紧绷。故事慢慢地揭开谜底。人物的性格在慢慢地变化。

马海州原来是矿里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然而，在他下矿的时候，妻子小娥被张清诱奸。马海州知道田小娥出事后，他对田小娥的态度不断在转变，经历了三个变化。刚开始的时候，他吼，“田小娥，不许去死！......”他是真心不想田小娥死，他知道她是受害者。马海州是个善良的人。二话不说救了掉冰窟窿的小孩，拿钱给家里被火烧了的小四。他知道田小娥出事后，找张清算账，捅张清一刀。他没对小娥做任何事，没一句重话。只是进囚车前，吼了那么一句，不能死。这个时候的马海州，真心希望田小娥活着。那么什么导致他对田小娥说出那么戳心窝的话——“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

马海州入狱后，田小娥回家。家里等待她的是什么？

田小娥的遭遇，马海州呢？

没人像对待田小娥那样直接辱骂，但是背后呢？作者没直接说。从写作的角度看，直接写了田小娥的遭遇，再重复类似安排并不是个好选择。从人物的性格设置来看。田小娥是个弱女子，当面侮辱她，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马海州连张书记都敢捅一刀，这么强势的性格，不可能允许人当面侮辱他，所以没人会当面去招惹他。但背后的议论会少吗？马海州这样的人，能忍受这样的人生“污点”吗？

出狱后，重新回到矿里，田小娥再次来到矿上，马海州的态度有了变化。

入狱前，马海州还希望田小娥好好地活着，但这个时候田小娥活着，对他来说，就是耻辱。时刻提醒着他，老婆被玷污了，他报不了仇还进了监狱。田小娥慢慢地变成了他复仇的工具。直到，张清自尽，田小娥自尽，他才从这段仇恨里解脱出来。然而，他的人生解脱了吗？

马海州是一个立体的角色，田小娥就是他的影子。一明一暗控制着故事的发展和节奏。这篇小说最好的地方在于，什么时候该全讲，什么时候该讲一半，什么时候要压着不能讲，作者控制得特别好。把一个没有悬念的复仇故事，讲出侦探小说的节奏出来。

作者采用的是插叙、倒叙穿插用的方法，结构安排上很好，但有一个不足，就是各种叙述方法的转换不是很清晰，有的地方衔接比较模糊，需要全篇看完再回去推断时间的发展顺序。我觉得这是作者在表达上的小瑕疵。

在看过白先勇的小说之后，看这篇《走窑汉》的。对于王安忆说的，台湾作家和内地作家在语言表达上的差别有了更深的理解。

反复地读《走窑汉》我没有抠字的冲动，只是通过作者叙述的场景，去理解人物的心理变化，人物关系变化。而当我反复读白先勇的小说的时候，看着会有抠字的冲动，有些字会反复地去咀嚼，体会作者的用字的用心。在读到王安忆的这个观点之前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如今仔细想来，我不喜欢莫言的小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在这里。他用到北方方言，浓浓的北方气息，对于南方人的我来说很不习惯，难以喜欢。

以前写作文的时候，是书面语的，因为方言与现代汉语差别比较大。现在写文章的时候，会用上方言。一方面是语言习惯导致的，一方面也是自己有意无意而为之。之前觉得写文章讲故事应该努力做到“身临其境”。但看完《走窑汉》的现在，我犹豫了。

之前，我很少重复地去看一篇小说，即使是写读后感也是凭第一感觉去写，最多就是引用的时候翻一下原文。很少像最近这样，反复地去看（这是上完伊沽城老师的课之后的收获——如何更好地去阅读）。写完这篇《走窑汉》，我一点都不想再去看一遍。但《台北人》我还想再看，虽然看了几遍，伊沽城老师也详细地分析过一遍，但依然觉得小说里有可以读的东西，没有厌倦。

ps：这篇是《走窑汉》的读书笔记，其实也可算是《故事与讲故事》的读书笔记。在读《走窑汉》的时候，一直在印证着《故事与讲故事》里面读到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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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大家在高中的语文资料书上有木有看过这样一篇小说，小说是以一双鞋为线索写的，那双鞋是一个农村的女孩

鞋 刘庆邦
有个姑娘叫守明，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定亲的彩礼送来了，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
媒人一走，母亲眼睛弯弯的，说：“给，你婆家给你的东西。”
“谁要他的东西，我不要!”
“不要好呀，我留着给你妹妹作嫁妆。”
妹妹跟过来，要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守明像是捍卫什么似的，坚决不让妹妹看，她把包被放进箱子，啪嗒就锁上了。
家里只有自己时，守明才关了门，把彩礼包儿拿出来。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顶在头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子。想到新娘子，不知为何，她叹了一口气，鼻子也酸酸的。
按当地的规矩，守明该给那个人做一双鞋了。她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她把那个人的鞋样子放在床上，张开指头拃了拃，心中不免吃惊，天哪，那个人人不算大，脚怎么这样大。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把鞋做得稍小些，给他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
“合适吗？”
那个人说合适是合适，就是有点紧。
“穿的次数多了就合适了。”
那个人把新鞋穿了一遭，回来说脚疼。
“你疼我也疼。”
那个人问她哪里疼。
“我心疼。”
那个人就笑了，说：“那我给你揉揉吧!”
她赶紧把胸口抱住了。她抱的动作大了些，把自己从幻想中抱了出来。摸摸脸，脸还火辣辣的。
瞎想归瞎想，在动剪子剪袼褙时，她还是照原样儿一丝不差地剪下来了。
第一次看见那个人是在社员大会上，那个人在黑压压的会场中念一篇稿子。她不记得稿子里说的是什么，旁边的人打听那个人是哪庄的，叫什么名字，她却记住了。她当时想，这个男孩子，年纪不大，胆子可够大的，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念那么长一大篇话。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知道那人有没有对象，要是没对象的话，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媒人，守明正要表示心烦，一听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让她做梦的那个人，一时浑身冰凉，小脸发白，泪珠子一串串往下掉，母亲以为她对这门亲事不乐意，守明说：“妈，我是舍不得离开您！”
媒人递来消息，说那个人要外出当工人，守明一听有些犯愣，这真应了那句脚大走四方的话。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回还，她一定得送给那人一点东西，让那个人念着地，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
那个外出的日期定下来了，托媒人传话，向她约会。她正好亲手把鞋交给那个人。约会的地点是村边那座高桥，时间是吃过晚饭，母亲要送她到桥头去，她不让。守明把一切都想好了，那个人若说正好，她就让他穿这双鞋上路——人是你的，鞋就是你的，还脱下来干什么。临出门，她又改了主意，觉得只让那个人把鞋穿上诚试新就行了，还得让他脱下来，等他回来完婚那一天才能穿。
守明的设想未能实现．她把鞋递给那个人时，让那个人穿上试试．那个人只笑了笑，说声谢谢，就把鞋竖着插进上衣口袋里去了。直到那个人说再见，鞋也没试一下。那个人说再见时，猛地向守明伸出了手，意思要把手握一握。
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他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从来没有碰过手。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低着头把手交出去了。那个人的手温热有力，握得她的手忽地出了一层汗，接着她身上也出汗了。那个人大概怕她害臊，就把她的手松开了。
守明下了桥往回走时，见夹道的高庄稼中间拦着一个黑人影，她大吃一惊，正要折回身去追那个人，扑进那个人怀里，让她的那个人救她，人影说话了，原来是她母亲．。怎么会是母亲呢!在回家的路上，守明一直没跟母亲说话。
后记：
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鞋． 参加工作后，我把那双鞋带进了城里，先是舍不得穿，后来想穿也穿不出去了。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辈子都对不起她。

H.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实与虚

按:11月15日上午，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的著名作家刘庆邦在鲁迅文学院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为学员们深情讲述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技巧，就如何去把握文字中的实与虚相互变幻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地剖析，深入地挖掘出小说创作的灵魂。

刘庆邦简介: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代表著作有《断层》、《远方诗意》、《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

■我所说的虚，不是虚无，不是虚假，不是虚幻，虚是空灵、飘逸、诗意，是笼罩在小说世界里的精神性、灵魂性和神性。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虚构的东西作实呢？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所熟悉的生活。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结构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一经落笔，对生活的看法就隐含在作品里面了。

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

我为什么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家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带有根本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说，你只要有志于小说创作，只要跨进小说创作的门槛，很可能一辈子都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辈子都像解谜一样在解决这个问题。常听一些文学刊物的主编说起，他们不缺稿子，只是缺好稿子，往往为挑不出可以打头的稿子犯愁。挑不出好稿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小说普遍写得太实了，想象能力不强，抽象能力缺乏，没有实现从实到虚的转化和升华。他们举例，昨天有人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今天就有人把段子写到小说里去了。报纸上刚报道了一些新奇的事，这些事像长了兔子腿，很快就跑到小说里去了。更有甚者，某地发生了一桩案子，不少作者竟一哄而上，都以这桩案子为素材，改头换面，把案子写进了小说。这些现发现卖的同质化的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甚至没有和新闻拉开距离，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翻版或照相，已失去了小说应有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想承认也不行，在初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小说写得也很实。在出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没有请人为集子

I. 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简介，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 *** 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刘庆邦简介，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